表型和社会

我们创造了兔子岛，但其他生物也和我们共享环境。没有任何野生物种像我们这样发生如此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家畜变化得更快。它们也生长得更大，成熟得更早；它们的繁殖不再与季节相关；它们活得更久，长得更胖。和我们一样，它们的骨骼和头骨更轻，头骨上的牙齿更密集。它们也接受等级制度，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不过度诉诸暴力。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我们是自我驯化的物种吗?正如汤姆·索耶可能会说的那样，想要得出答案是“艰难但有趣的”。

无论是否被驯化，我们都是群居动物。在前工业时代，人口的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儿童的数量远超过老年人。快速成长、性早熟、义务教育和最低就业年龄限制造成了青春期现象。当年轻人以更大的购买力和更少的责任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一种独特的青年文化就出现了。近年来，由于工业基础的崩溃，西方国家产生了自由流动的、未充分就业的年轻人，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年轻人也出现了爆炸性的过剩。与此同时，在年龄谱的另一端，老年人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的长寿阻碍了财富、财产和责任从一代转移到下一代，高科技医疗干预使死亡变得更加昂贵，财富被用来照料老人而非在两代人之间流动，即使是最繁荣的国家也开始在这种负担下摇摇欲坠。

寿命延长的其他后果就不那么明显了，今天的婚姻和200年前一样长久，不同的只是以离婚而非死亡告终。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的一部小说中描述了两个天生一对，同时又长生不老的人类的结合，并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一段婚姻可以天长地久。社会安全感增强的另一个后果是对人身安全的追求，这是处于有史以来最安全社会的人所痴迷的事情。这也并不奇怪，因为200岁的人过马路时可能会格外小心。

不断变化的表型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对其公民的表型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我的先祖约翰·盖尔在1801年的人口普查中出现过。仅仅六代人之前，我的先祖对中央政府一无所知，而政府只知道他的名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变得更有组织性，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有关其公民的信息（恰当地称为“统计数据”）。勇敢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城市贫民窟中发现了黑暗的心脏，精明的雇主寻找受过教育的工人，将军们需要健康的士兵，而英国梦想着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国家对其所统治的人的生活更感兴趣，与此同时，工业社会大众的经济影响力导致了国家对劳动人民重要性的政治权衡。国家保险计划应运而生，国家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各政党就这种责任的范围争吵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