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从写生来

时至今日，八卦殿四壁上的四季花木鸟虫图，留下的只是传说。

还有《六鹤图》和那只惹来猎鹰扑击的小雉鸡，我们也无法目睹。

幸而画家还有作品流传，还不至于让我们的想象面对虚无。

黄筌的画作光昌流丽，留在画面上的，是满满的喜剧色彩，他的情怀甚至思想都是欢喜的，将所画的对象和环境融合得非常好。他们一家人的喜庆，就如同他笔下的花木鸟虫，在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如虫伏沃草，如花木栽植于阳光下的水岸。

《写生珍禽图》是黄筌留下的唯一画作，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说，他过了眼，也过了手。对左下角题款“付子居宝习”，他鉴别道：“墨色颇旧，但仍见浮垢，显系后添。”也就是说，这一行小字，是后人添上去的。

“居宝”，是黄筌次子，据说，这幅《写生珍禽图》，是黄筌为儿子做绘画练习准备的。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清人顾复的《平生壮观》。黄筌画作流传至今，最有名，且最无争议的，竟然是一件写生“练习本”，仅一幅做教材用的鸟虫画作，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花鸟画史上的宗师地位。

因为是画稿，不讲究整体布局结构，没有时空关系的牵扯，反倒使画面自由、轻松，每一个生命体，都在画面上得到了理想状态的呈现，孤立，但自信，虫和鸟也是万物之灵。

画家在山雀、鹡鸰、斑鸠之间，穿插了各种小虫，有蚱蜢、蜜蜂、天牛等，营造了一个有虫鸟呼吸的空间。鸟以静立，赢得了空间的华贵姿态；虫以行吟，透析出时间里应有的闲适。

尤其是右下角的老乌龟，后面跟着一只小乌龟，欣赏的角度非常舒服，从俯视大约45度斜角看，老乌龟的透视关系给出了视觉的准确，两只乌龟，一大一小，前后随行，画语憨稚，正是作者才华宣泄的笔墨分寸。虽是样本，却不呆板枯燥，显示了画家非凡的形式能力。

《山鹧棘雀图》立轴，绢本设色，纵97厘米，横53.6厘米，北宋黄居寀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有宋徽宗赵佶题“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八字。

鸟、虫、乌龟，毕竟是一堆素材，它们能否通过作者的创作，成为影响人的精神作品，实现作者自身精神的愉悦体验，最终取决于创作者的技艺和境界，两者缺一不可，黄筌皆备。

当他把素材搬到纸上时，他想把心法传给儿子的冲动，无不深藏于每一笔的勾勒和赋彩之中，他以浓彩轻勾写实，富丽之色达到了理想的极致。

草虫，羽翅透明，屏息之间，牵一丝而全动，纤毫处下笔自若，无迟疑，其妙处尤在以设色表达理想的生命形态。谢赫六法，首称气韵，指向生命的内在属性。孔子说“文质彬彬”，如果“气韵”为“质”，“形似”为“文”，那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质”是生命本质，“文”乃生命样式，黄筌的鸟虫，文质彬彬，可谓兼之，即“形似”与“气韵”兼而有之。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黄筌花鸟画，谓之“写生”，“写生”的提法妙，在那个时代，应该是给画家当胸一拳的新冲击。“写生”而非“写意”，“写生”就是把生命气息画出来，写出“气韵生动”来，写出生命的内在气质。

作为一名宫廷画师，黄筌“写生”，写出了花鸟恬淡、自足、自然的“富贵”气象：从此，“黄家花园”的花鸟画，评价无论褒贬，都被定格为一种富贵格调。这一格调，以花鸟画呈现，便是恬淡自足或自然。其实，作为艺术的“富贵”追求，不正是人性的祈向吗？

眼前物事，无论何等平凡，都要求得尽善；当下真实，不管怎样难堪，也得趋于完美。后来，“富贵”入俗，可黄筌不俗，因为表达“富贵”，是宫廷画师的大本分和命运的好彩头。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山鹧棘雀图》，是黄筌三子黄居寀的作品。曾经斑斓无比的“黄家花园”，如今仅存的这两件早已淡去昔日的富丽，唯有时间一遍遍涂抹积攒下来的古色古香。

《玉堂富贵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12.5厘米，横38.3厘米，南唐徐熙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徐熙，五代南唐画家，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出身“江南名族”。一生未官，时称“江南花鸟，始于徐家”。五代时，与黄筌并称“徐黄”，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