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者们的悲剧原因
《淮南子》一书完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执政之后，随着窦太后等推崇黄老治国思想的统治群体退出政权核心，汉朝中央的治国理念逐渐转为儒法并用，所以说，《淮南子》的完成时期，也是儒家思想的崛起阶段，也是黄老道家思想在政治影响方面转向衰退的转折期，因此，《淮南子》中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在当时的文化界表现出独特影响力。相比于《淮南子》书中的思想，其作者的命运在当时社会引起的轰动更为巨大。最终，《淮南子》的政治理想与其作者一起退出汉朝的历史舞台。
1.不对等关系下的命运互联
宾客与主人之间是互利关系。宾客依附于主人，首先能获取所需的物质利益，包括安身立命之所和日常衣食之需，然后才是得到权贵的尊重与信任，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权贵豢养宾客，是为了获得宾客身上的资源和价值，让宾客的才能能够为自己所用。因此，主人才愿意用自己的财力、物力和权势庇护宾客，以换取宾客的信任，换得宾客的才能和忠心，并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一旦二者之间的利益链条被切断，宾客与主人往往会转向分道扬镳。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廉颇门下有许多宾客，廉颇失势时，其宾客也都各自散去。后来，廉颇再次被授任为将，昔日的不少宾客又回到廉颇门下。面对廉颇的不满，宾客中有人就直言：“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意思是说，天下的人都凭着利益规则相交，当你拥有权势的时候，我就跟从于你，当你失去权势的时候我就选择离去，这是世间本来就存在的道理，你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可见，宾客对主人的敬重在于图取爵禄，而主人则意在宾客为自己带来的切实利益。二者之间没有血亲关系，也没有严密的政治等级约束，所以会出现“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自由关系。
宾客与主人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总的来说，在宾主关系中，宾客始终是被动、顺从的一方。政治权贵把控、操纵着社会上所有可支配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社会上的各种人力、物力和智力，只有依附于一定的政权，才能稳定地存续。主人在主宾关系中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那些所谓获得主人的尊重和信任一说，只是主人让宾客为自己效力的手段。肯定主人的器重，并愿意为之献出自己的才能和忠勇，这是宾客为了彰显自己的意义价值，所持有的一种“自我肯定”心态。同时，也是宾客群体在追求个体价值与生命理想时所产生的内心安慰和主观诉求。
当宾客与主人之间形成持续稳固的关系，主人就会经常发挥、利用宾客的才能。历史上许多主人的荣誉和成就，与其门下的宾客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例如，吕不韦早年间本是商贾之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后来，他进入秦国核心政治圈层，成为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但他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成就却并不显著，他署名的《吕氏春秋》也并非出于其手，而是效仿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通过聚集众宾客之才，才最终主持编写完成。如果没有宾客贡献自己的才能，就没有吕不韦的思想家身份和他的代表作《吕氏春秋》。所以，吕不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依赖于其门下的众宾客。同样，如果没有吕不韦，宾客们也无法通过自己的条件完成《吕氏春秋》。这样的宾主关系同样适用于分析刘安和他的《淮南子》。
从政权对抗及其隐患的角度来说，中央统治者对其下属的官僚贵族养宾客之风，具有天然的排异性。同样，中央的统治者也会对那些强大、富庶的诸侯国，带有天然的防范之心。刘安与其淮南国，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易于被猜疑、防范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宾客与主人互相关联、互相成就。在战乱止息的汉初社会，宾客与刘安的稳定关系亦可以驱使他们共同成就文化事业。但同时，宾主之间稳定关系的背后，是宾客与主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关联性。宾客们选择依附刘安，就相当于主动投身淮南国的政权范围。一旦中央与淮南国之间矛戈相向，中央统治者定然会以同样敌对的态度，来审视那些依附于刘安的宾客们。这也是为什么《淮南子》作者们的命运与其书的命运一样，在汉初社会都蕴含着悲剧色彩的原因。
2.历任淮南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
《淮南子》的作者都身处刘安治下的淮南国。他们的悲剧结局，与历史上淮南国其他几任诸侯王的命运有着内在的关联。刘安是汉朝建国以来的第四任淮南王，他的命运与前面几位淮南王可谓殊途同归。就政治矛盾而言，汉初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不断，常有战乱爆发。这样，诸侯国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就治国思想来说，《淮南子》问世不久，就面临汉武帝的弘儒抑道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淮南子》的治国理念显然不会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与施行。就人物命运而言，《淮南子》的作者们与淮南国一起，在汉武帝时期走向覆灭。
第一任淮南王是英布。英布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公元前206年，英布被项羽封为九江王，九江、庐江两郡都由他统领，治下的辖区有十四县之多。后来，英布洞见时局变化，看到项羽的所作所为无法成为人心所向，便与项羽的关系逐渐疏远。在刘项对战期间，刘邦乘势拉拢英布，瓦解了项羽的阵营。英布在归汉之后，参与围攻项羽，逼迫项羽在乌江自刎，后来被刘邦封为淮南王。英布在受封淮南王之后，辖区在之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衡山、豫章两郡，比之前的封地有了显著增加。英布受封淮南王，与当时的韩信、彭越、卢绾等异姓王的受封一样，是汉初建邦立国所需。在战事平定之后，刘邦就开始大肆诛杀异姓王，英布就在其中。最终，第一任淮南王英布，兴于秦末战乱时局，覆于汉初国家安定之时。
第二任淮南王是刘邦的幼子刘长。刘长死后谥号为“厉”，史称“厉王”。刘长的生母是赵美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也提到：“高帝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美人，厉王母也，幸，有身。”通过参考史籍记载，可以肯定刘长是汉高祖刘邦与赵氏女子之子。但不幸的是，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刘邦的子孙相继遇害。淮阳王刘友、梁王刘恢、赵王刘如意皆遭屠戮。一时间，刘邦幸存的儿子中，就只剩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据说刘长是吕后的养子，所以得以幸免。刘恒之所以能躲过此劫，是因为他的母亲薄姬不得宠于刘邦，所以母子二人很早就前往封地。
吕后死之后，一众大臣拥立刘恒为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文帝。刘长作为汉文帝唯一幸存的兄弟，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兄长的优厚对待，即使犯罪都被赦免。然而，文帝宽厚包容刘长的同时，也助长了刘长嚣张跋扈的行为习惯。最终，刘长因杀辟阳侯审食其一事，激化了朝廷内外对他积存已久的不满和畏惧。文帝随后派人到淮南国，搜集了刘长言行不当的证据，并以谋反罪废除刘长的封号，把他贬黜到蜀中。在刘长的囚车到达雍县的时候，随行的人发现他已经在车内死亡。历史上一直对刘长的谋反一事存疑。其实，对于当时的政局来说，刘长是不是真的谋反，似乎并不重要。文帝刘恒以兄弟身份接手了兄长刘盈的帝位，他定然会对自己幸存的兄弟心存潜在的恐惧。只有刘长的死亡，才能在根本上消除他的疑虑。所以，刘长的悲剧结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刘长死后，刘喜在公元前168年被汉文帝封为淮南王。在这之前，刘喜任城阳王。刘喜当了四年淮南王之后，回到城阳。总的来说，刘喜与刘安的历史命运并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刘长去世之后与刘安任淮南王之前的一段过渡。在刘喜迁回城阳的同一年，刘安受封为新一任的淮南王，也就是第四任淮南王。
刘长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汉文帝一方面对其兄弟刘长的死内心有愧，另一方面，为了稳定社会舆论，所以对待刘长的几个儿子都比较优厚。一开始是封侯，后来文帝干脆把淮南国分为三个诸侯国，立刘长的三个儿子分别为这三国的诸侯王。这样，16岁的刘安和他的两个兄弟，分别被封为淮南王、衡山王和庐江王。
刘安学识渊博，而且为人谦和。或许是受其父亲谋反的警示，他在言行中尽量避免触及统治权威，而是把自己的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于探求知识、陶冶情操，广交天下的文人雅士。《楚辞·招隐士·序》中记载：“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这里表明，刘安身处诸侯之位，却喜好文辞、典雅之事。刘安本人德行受人赞誉，所以天下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慕名前来，与他共同探讨学习。
据记载，刘安与汉武帝一直相处得不错，他的出众才华也很受武帝的赏识。《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提到：“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汉武帝是文帝的孙子，而刘安是汉文帝兄弟的儿子。所以，就辈分而论，刘安属于武帝的叔父辈，武帝为刘安的子侄辈，两人之间是叔侄关系。加上刘安的才华，汉武帝曾对他很是敬重，每次写给刘安的信件都要请司马相如等擅长文辞的臣下加以修饰。可以看出，汉武帝内心可能觉得自己的文辞逊于刘安，所以他尽力在书信的文辞上给刘安留一个好印象。据记载，《淮南子》内篇完成之后，刘安也是第一时间将它献给朝廷。《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提到：“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这里表明，汉武帝对刘安献的书特别喜爱。总的来说，叔侄两人的关系在汉武帝早期相处得比较和睦。然而，善始并不意味着善终，也不能改写刘安的历史悲剧。历史上的刘安在汉武帝执政时期，最终以谋反罪被逼自杀。
3.刘安悲剧命运背后的历史矛盾
刘安在公元前122年因谋反罪自杀身亡。在他当淮南王的42年中，经历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位统治者。在这期间，刘安也曾多次入朝朝拜三位帝王，淮南国与中央皇权之间一直以来也没有什么外在冲突。刘安治下看似平静的淮南国政局与刘安谋反的悲剧结局，二者之间相关联的原因，似乎可以从淮南王命运背后的几组矛盾中寻求答案。
第一，淮南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
从刘邦建立汉朝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在延续。与此同时，中央统治者和诸侯王之间的关系也持续紧张。刘邦在建立汉朝的过程中，为了对抗项羽，安邦定国，先后封了八位异姓的诸侯王。分别是：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和韩王信。这些诸侯国有自己的军队，有权订立本国的赋税、法律禁令，有独立的官吏运行机制。在国家统一、秩序稳定之后，诸侯国独立管控所辖区域的权力，受到了刘邦的怀疑和猜忌。因为担心异姓诸侯王权力过大，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刘邦相继以谋反罪将他们杀害。最终，八大异姓王中只有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幸免。刘邦在处置完异姓王的“谋反罪”之后，又把刘氏子孙封为诸侯王。刘邦在位期间，诸侯王的身份实现了由异姓向刘氏的转变。
刘邦去世之后，长子刘盈继位，吕后专权。为了巩固自己儿子的帝位，吕后展开对刘邦子孙的屠戮，代之以对吕氏的分封。最终，刘邦的子孙中幸存的只有刘恒和刘长二人。
汉文帝时期，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持续恶化。先是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亡。后来，当时的皇太子刘启（之后的汉景帝）与吴国太子刘贤发生冲突，砸死了吴太子。这一事件为之后的吴王谋反埋下了隐患。
汉景帝时期，诸侯国与中央的矛盾持续激化。对此，晁错献出“削藩策”。晁错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史记·吴王刘濞列传》）在“削藩策”的激化下，最终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与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发动叛乱。汉景帝派周亚夫率军于三个月之内平定了叛乱。虽然淮南王并没有参与其中，但也随之成为中央猜忌与监视的对象。实际上，历经削藩之后的诸侯国实力大不如前，基本上也不再具备谋反的实力。
汉武帝时期的统治，同样有很重的杀戮。汉武帝本人生性多疑，其在位期间，很多臣子被陆续杀害。根据《汉书》记载，武帝在位期间自杀和被杀的重臣有几十位，其中就有曾经身居宰相之位的窦婴、公孙贺、庄青翟、李蔡、赵周等人。汉武帝除了猜疑、诛杀臣子，也猜疑自己的后宫妃嫔与子嗣。他的卫皇后、太子刘据、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钩弋夫人等人也被杀害。汉武帝猜忌臣子、猜忌身边亲人，淮南王刘安自然也会成为他猜疑的重点对象。在西汉立国以来中央与诸侯国矛盾持续敏感的社会背景下，淮南王刘安是否真的谋反已经不重要，死亡才是他的必然结局。
第二，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相背离。
汉朝初期，高祖、文帝、景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统治者一直奉行黄老道家的治国理念，崇尚“无为而治”，减轻赋税，与百姓休养生息。在黄老政治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为汉武帝时期的繁荣鼎盛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其实，在汉武帝早期，政局受窦太后的影响，朝廷内外依旧崇尚黄老思想。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政权中心失去了推行黄老治国思想的核心人物。之后，黄老思想的政治地位，迅速被儒家政治理念所取代。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等人的治国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儒士来治理国家，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丞相公孙弘。随着政治理念向儒家转变，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转向研习儒家思想。
当然，《淮南子》的实际完成时间，早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转变时期，所以，《淮南子》并不是刘安与汉武帝治国思想直接对抗下的产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早期不推行儒家思想，有很大原因是受窦太后的直接影响。当然，作为统治集权的中心，汉武帝的治国理念转向儒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发展进步意蕴。之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也主要选择了延续儒家的治国思想。这表明，儒家政治理念对专制社会的治理，具有切实的有效性。
刘安作《淮南子》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在汉景帝时期与汉武帝继位的早期，当时社会奉行的主要是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所以，黄老思想也就成为《淮南子》中政治思想的核心。而推行黄老思想，就必然面临着对其他思想派别的批判，其中就包括批判儒家思想。《淮南子》中有多处内容，涉及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批判儒家的三年之丧：
批判儒家的仁义学说难以施行，认为难以用它来教化社会：
批判儒家的仁义礼乐不能彻底治理好国家：
批判儒家的“礼”，认为它只是前人留下的陈迹，并不值得提倡（《齐俗训》）；批判儒家在认识治国问题的过程中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精神训》），等等。可见，刘安及其宾客在《淮南子》中扬道抑儒的表现，为《淮南子》及其作者的政治悲剧埋下了隐患。儒士掌权之后，定然无法容忍当世学者对儒家思想的否定与批判。
第三，在政治敏感期豢养大量宾客，加重朝廷猜忌。
招揽宾客，是战国时期养士文化的延续，同时也是治理国家的需要。汉初的诸侯国本来就处于半独立的状态，钱币铸造、赋税征免都不受中央统一管辖，当时的很多诸侯王也都注重招揽人才。据史书记载，汉景帝的兄弟梁孝王刘武，汉武帝的兄弟河间献王刘德，他们都曾招揽宾客。招揽宾客显示了主人对知识和人才的器重，对于国家治理、天下安定都具有积极意义。
刘安作为诸侯王，需要广纳治理淮南国的智慧。他本人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又礼贤下士，欣赏人才，身边聚集起一众宾客本来就很正常。更何况，根据历史记载，在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无论是刘安，还是淮南国的宾客，他们都没有参与其中。另外，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表明这些宾客和刘安一起谋反。
就诸侯王蓄养宾客一事来说，蓄养的宾客越多，越能表明主人在当时社会上的名望之高，表明其受人拥护的程度之深。然而，对于中央的帝王来说，中央政府的名气、声望，及其受士人拥护的程度，才理应是最高的。一旦诸侯国拥有显赫的声望与名气，就会构成对中央统治者的潜在威胁。更何况，汉朝建国以来，诸侯国引发的谋反叛乱多次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淮南王的显赫声望自然难以被当时的统治者平静看待。
据记载，汉武帝本人特别忌讳臣下结交宾客。《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提到：“自魏其（窦婴）、武安（田蚡）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田蚡就曾以结交宾客一事攻击窦婴，说他“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非而心谤”（《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最后，宰相窦婴被杀的罪状之一，就是与其结交宾客有关。淮南王蓄养宾客，完成《淮南子》，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使他的社会影响力受到汉武帝的猜忌，所以，他的谋反罪名中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就不足为怪。
第四，淮南王的家族矛盾处理不当。
首先，是淮南国太子刘迁与宾客雷被的矛盾。《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刘迁自以为剑术不凡，听人说起府上宾客雷被擅长剑术，硬招他前来与自己比试。雷被多次辞让而不得，最后在比试中误伤到了刘迁。事后雷被心中很是不安，刚好当时朝廷广募征讨匈奴的兵力，雷被想借此离开淮南国。与此同时，刘迁多次在他父亲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使刘安决定处罚雷被。雷被担心自己凶多吉少，于是潜逃到长安告发刘安与刘迁父子。最终，淮南国因为这件事被朝廷削去两个县。
刘安父子与宾客之间的矛盾，本来是淮南国内部的事情，只要处理得当，根本无需中央朝廷的介入。对于中央统治者来说，当时正处于对诸侯国的猜忌阶段，无论告发诸侯国的言论是否属实，都会以对诸侯国的处罚来结束。
其次，是淮南国太子与庶子之间的矛盾。刘安的庶子刘不害，是妾室所生，虽然是长子，却一直不受刘安器重。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时常表现出对自己父子两人不公遭遇的不满。长期的不满导致两人心生怨念，于是，他们向朝廷告发太子刘迁聚集一众宾客意欲谋反。刘建父子本想借此事扳倒刘迁，取代其在淮南国的地位。结果，此事却成为刘安谋反案的导火索。
此外，在刘建等人告发太子刘迁谋反一事之后，宾客伍被提供了淮南王谋反的供词。历史上，伍被的供词，是“坐实”淮南王谋反罪的重要证据。据记载，伍被是刘安谋反事件中的核心策划人物。《汉书·伍被传》中提到，伍被为刘安策划谋反时，说：
事后，伍被又自称是为了自保，所以控告刘安谋反。伍被的策划与告发，表明刘安在结交、任用宾客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对其才能与心性的准确识别与把握。同时，也潜藏着宾客与主人之间不稳定关系的隐患。
刘安受到谋反指控之后，汉武帝把案子交给廷尉和河南郡处理。当时的宰相是儒士公孙弘，公孙弘有一个好友，名为审卿。审卿正是五十五年前被刘安的父亲刘长所杀的审食其的孙子。这样，刘安的案子自然就难以避免儒者的歪曲和仇敌的谋划。另外，当时惯常处理冤案以标榜自己功劳的酷吏张汤，也是处理淮南王谋反案的重要人物。在这些不同势力和人物的推动下，朝中上下一致形成淮南王谋反的定论。最终，“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淮南王及其宾客尽数被杀，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