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xxxix)本书 1是大约15年前构想的一项计划的第一份完整出版的报告。那时我还是读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即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有幸参与了一项实验性的大学课程，为非理科生介绍物理学，从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令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对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了解，彻底颠覆了我关于科学本质和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的理由的一些基本观念。
(xl)那些观念部分来自我以前所受的科学训练，部分来自长期以来我对科学哲学的业余兴趣。不知怎的，无论这些观念在教学上有何用处，在抽象层面似乎有多么合理，它们都与历史研究所呈现的科学事业完全不符。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对许多科学讨论都十分基本，因此它们的失真似乎值得彻底研究。结果，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剧变，从物理学转向了科学史，然后又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逐渐转回到最初把我引向历史的更为哲学的问题。除几篇论文外，本书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以这些早期兴趣为主导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试图向自己和朋友们解释我当初是如何从科学转向科学史的。
哈佛大学学者会（Society of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提供的三年“青年研究员”（Junior Fellow）奖学金，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深入探讨本书的某些观点。如果没有那段自由的时光，转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会困难得多，甚至可能失败。在那些年里，我把部分时间花在了科学史上。特别是，我继续研究了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著作，并且初次接触到埃米尔·梅耶松（Emile Meyerson）、埃莱娜·梅斯热（Hélène Metzger）和安内莉泽·迈尔（Anneliese Maier）的著作。2他们比大多数其他现代学者更清楚地表明，在一个科学思想准则与今天流行的准则大不相同的时期，科学思考是什么样子。虽然我对他们某些特定的历史诠释逐渐产生了质疑，但他们的著作连同拉夫乔伊（A. O. Lovejoy）的《存在的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 ），对于形成我的科学思想史观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原始资料。
然而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探索其他领域，这些领域与科学史并无明显关联，但研究它们所揭示的问题却类似于(xli)科学史让我注意到的问题。一个偶然看到的脚注使我注意到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皮亚杰阐明了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各种世界，以及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过程。3一位同事让我去读知觉心理学的论文，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著作；另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沃尔夫（B. L. Whorf）关于语言影响世界观的各种推测；蒯因（W. V. O. Quine）则使我理解了分析-综合区分这个哲学难题。4这种自由的探索正是哈佛大学学者会所允许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探索，我才会碰上卢德维科·弗莱克（Ludwik Fleck）那部几乎不为人知的论著——《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Basel， 1935），它预见到了我本人的许多思想。弗莱克的工作连同另一位年轻学者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X. Sutton）的评论使我认识到，那些思想也许需要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中才能确立。虽然接下来我很少会引用这些著作和交谈，但它们对我的帮助超出了我现在所能重构或评价的程度。
(xlii)在身为青年研究员的最后一年，波士顿的洛厄尔学院（Lowell Institute）邀我讲演，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试验我尚不成熟的科学观念。于是1951年3月，我一连作了八场公开讲演，题目是《追寻物理理论》（The Quest for Physical Theory）。第二年，我开始正式讲授科学史，此后将近十年，由于是在一个我从未系统研究过的领域教书，我很少有时间将最初吸引我进入科学史的那些观念阐述清楚。不过幸运的是，那些观念为我的许多进阶课提供了潜在的方向和某种问题结构。因此，我要感谢学生们给予我的宝贵教训，使我的观点更加可行，也使我的技巧更适合有效地表达它们。我在青年研究员期满后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历史研究，而且主题多样，上述问题和方向使其中大多数研究获得了统一性。其中一些论文讨论了某种形而上学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些论文考察了相信一种不相容的旧理论的人们是如何积累和吸纳新理论的实验基础的。在此过程中，它们描述了我在本书中所说的那种发展类型，即新理论或新发现的“出现”（emergence）。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联系。
孕育本书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我应邀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度过的1958—1959年。我再次能够全神贯注地思考以下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中度过一年，使我面对着一些出乎预料的问题，涉及这些共同体与我接受训练的自然科学家共同体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关于什么才是合理的科学问题和方法，社会科学家之间的明显分歧在数量和程度上都令我惊讶。历史和亲知都使我怀疑，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家的回答是否比社会科学家的更为可靠或持久。然而不知怎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实践通常不会引出关于基本问题的争论，而在今天的（比如说）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当中，这些争论似乎已经司空见惯。试图发现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我后来所谓的“范式”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我所谓的“范式”是指一些得到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为某个研究者共同体提供了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一旦看清楚我的疑难的这个部分，本书初稿便很快成形了。
(xliii)这份初稿的后续历史在此不必赘述，但关于它几经修改所保留的形式需要交代几句。直到第一版完成并作了大幅修订，我都以为它会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的一卷问世，这是一套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编辑们先是向我邀稿，然后坚定地让我作出承诺，最后又以无比的通达和耐心等待结果。我非常感激他们，尤其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对我的鞭策以及对文稿提出的建议。但由于《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篇幅有限，我只能以极为简要和提纲挈领的方式表达我的观点。虽然后来发生的事情使这些限制有所放松，并使该书有可能同时单独出版，但它仍然是一篇论文，而不是我的主题最终需要的完整的书。
由于我最基本的目标是敦促学界改变对我们所熟知的资料的看法和评价，所以初次表达时采取纲要形式并不必然是缺陷。恰恰相反，有些读者因自己的研究而认同这里所倡导的重新定向，也许会觉得这种论文形式更有启发性和更容易理解。但它也有不利的地方，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应当说明，我希望最后能在一本篇幅更大的书中就广度和深度进行扩展。历史证据要比我下面所能探讨的内容多得多，而且证据不仅来自物理学史，也来自生物学史。我决定只讨论物理学史，这既是为了增加本书的连贯性，也是基于笔者目前的能力。此外，这里提出的科学观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中一些新的研究类型指出了潜在的用途。例如，反常或违反预期以何种方式吸引了科学共同体越来越多的注意，就需要做详细研究。消除反常的努力一再失败，从而引发危机，也需要做这样的研究。再如，倘若我说的不错，即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会使经历革命的共同体改变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会影响革命之后教科书和研究报告的结构。研究报告脚注中所引技术文献分布的变化就是这样一种影响，它应作为革命发生的一个可能指标而加以研究。
(xliv)由于内容被大大压缩，我也不得不放弃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例如，我对科学发展中前范式时期与后范式时期的区分显得太过示意和简略。在前范式时期竞争的每个学派都受到某种很像范式的东西的指导，在后范式时期也有两种范式能够和平共处的情况，尽管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仅仅拥有一种范式并不足以引发第二章所讨论的发展转变。更重要的是，除了偶尔的简要旁白，我并未谈及技术进步或外在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然而，只要看看哥白尼和历法就会发现，外在条件也许有助于把一个单纯的反常变成一场重大危机的导火索。这个例子也表明，对于试图通过提出某种革命性变革来结束一场危机的人来说，科学以外的条件可能会影响他可选择的范围。5我认为，明确考虑诸如此类的影响不会改变本书提出的主要论点，但肯定会为我们关于科学进步的理解增加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维度。
(xlv)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篇幅的限制严重影响了我对本书历史取向的科学观的哲学含义的讨论。这些含义显然是存在的，我也试图指出并且用文献支持了其中主要的含义。但我通常不去详细讨论当代哲学家在相应议题上采取的各种立场。在我表示怀疑的地方，我更多是针对一种哲学态度，而不是它的任何一个明确表述。结果，一些知道并采取其中某种明确立场的人也许会认为我误解了他们的意思。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本书并不打算说服他们。若想说服他们，需要一本长得多又很不一样的书才行。
这篇序言开头的传记片段用以表达我对一些学术著作和机构的谢意，它们帮助我塑造了我的思想。对其他学人和著作的感谢，我将在以下各页的脚注中表达。但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以上所说和以下所述都不足以表达许多人对我的帮助，他们的建议和批评支持和引导过我的思想发展。本书的思想成形已久，若要列出对它有过影响的人，我的朋友和熟人几乎全都会上榜。因此，我只能列出少数几位最有影响的人，即使记性再差也不会想不起他们。
(xlvi)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柯南特最早引领我进入科学史，从而使我对科学进展本质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自那以后，他一直慷慨地提供自己的思想、批评和时间，包括阅读我的初稿，以及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柯南特博士开设的那门历史取向课程，莱纳德·纳什（Leonard K. Nash）和我一起讲授了5年。在我的想法刚开始成形的那些年里，他是我更为积极的合作伙伴，在发展那些想法的后期阶段，我非常怀念他。不过幸好，我离开坎布里奇之后，纳什所扮演的知音等角色被我在伯克利的同事斯坦利·卡维尔所接替。卡维尔是一位主要关注伦理学和美学的哲学家。他所得出的结论居然与我的结论非常一致，这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此外，只有同他交流时，我才能用不完整的句子探索自己的想法。这种交流方式证明他非常理解我的想法，因此在我准备初稿时，能够指引我突破或绕过一些主要障碍。
初稿完成后，还有许多朋友帮我作了润色。如果这里只列出贡献最深远、最具决定性的四个人，我想其他朋友会原谅我的。他们是伯克利的保罗·费耶阿本德、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劳伦斯辐射实验室的皮埃尔·诺伊斯（H. Pierre Noyes），以及我的学生约翰·海尔布伦（John L. Heilbron）。在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时，海尔布伦常常协助我工作。我发现，他们所有的保留意见和建议都极有帮助，但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或上面提到的其他人会完全赞同最后的定稿。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这当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谢。我可能最后一个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对我的工作贡献了思想要素。但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做了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让我继续做研究，甚至鼓励我为之全力以赴。任何曾与这样的计划苦斗的人都会认识到，完成它会让亲人付出多大代价。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
托马斯·库恩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62年2月
1 《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初是以论文（essay）形式发表的，所以原书中提到它时使用的都是“本文”（this essay）。不过库恩在1969年写的后记中已经称之为“本书”（this book）了。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通篇都译为“本书”。——译者
2 特别有影响的是Alexandre Koyré, Etudes Galiléennes (3 vols.; Paris, 1939); Emile Meyerson, Identity and Reality, trans. Kate Loewenberg (New York, 1930); Hélène Metzger, Les doctrines chimiques en France du début du XVII e à la fin du XVIII e siècle (Paris, 1923) and Newton, Stahl, Boerhaave et la doctrine chimique (Paris, 1930); and Anneliese Maier, Die Vorläufer Galileis im 14. Jahrhundert (“Studien zur Naturphilosophie der Spätscholastik”; Rome, 1949)。
3 皮亚杰的两组研究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展示的概念和过程也直接见于科学史：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Causality, trans. Marjorie Gabain (London, 1930), and Les notions de mouvement et de vitesse chez l’enfant (Paris, 1946)。
4 沃 尔 夫 的 论 文 由 John B. Carroll 结 集 出 版：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New York, 1956)；蒯因在他的“Two Dogmas of Empiricism”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此文重印于他的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 e w (Cambridge, Mass., 1953), pp. 20-46。
5 T. 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Cambridge, Mass., 1957), pp. 122-132, 270-271讨论了这些因素。关于外在思想环境和经济状况对实质性科学发展的其他影响，我在以下论文中作了阐述：“Conservation of Energy as an Example of Simultaneous Discovery”,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Marshall Clagett (Madison, Wis., 1959), pp. 321-356; “Engineering Precedent for the Work of Sadi Carnot”,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 XIII (1960), 247-251, and “Sadi Carnot and the Cagnard Engine”, Isis , LII (1961), 567-574。因此，只在涉及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才认为外在因素的作用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