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贝克尔的生平与学术

（代译序）

马万利

卡尔·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近些年，贝克尔的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在国内知识界流行开来，贝克尔的史学著作和思想开始引起知识界的注意；这反映出新时代里人们兴趣点的微妙变化，也说明贝克尔史学思想的持久魅力。但要想更加充分地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解贝克尔的著述与生平是必要的。

卡尔·贝克尔1873年生于美国中北部艾奥瓦州黑鹰县的一个农场家庭，出生不久随父亲迁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这座小镇名叫“滑铁卢”，这可能让人联想到拿破仑的那桩“伟业”。实际上，这是一个远离东海岸美国文化中心的古朴而边远的小镇；东部大都市对于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几乎与法国同样遥远，甚至于，“人们对大企业以及东海岸的优势—无论是文化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殖民地历史传统上的，都怀有敌意”。1可以想象，在这座小镇上的童年经历对贝克尔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对边疆所怀有的天然情感，使他后来成为美国“边疆史学派”的重要人物；而且，从“边缘”立场出发的平等观念、反叛观念、保守观念、自然观念，时常或隐或现于他的作品、演讲甚至性格之中。

1893年，20岁的贝克尔离开滑铁卢，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威斯康星大学位于艾奥瓦州东北方向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在这个从未离开过自己童年小镇的乡下大男孩的心目中，麦迪逊是个大城市，他对它充满“浪漫而迷人的幻想”。贝克尔在威斯康星大学断断续续度过了14年的学院时光—3年大学、2年研究生，辗转多年后，又于1907年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在威斯康星大学，有两位历史学家对贝克尔影响至深：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1861—1932）。

哈斯金斯是美国著名思想史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及威尔逊总统顾问。哈斯金斯以研究中世纪史为专长，在其名著《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中，哈斯金斯质疑人们长期以来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的观点，指出中世纪对近代文明的发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这种观点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在威斯康星大学，哈斯金斯指导过贝克尔。贝克尔在本书所录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一文中用调侃的语调回忆说：“那一年我还是没有真正学历史，我只是受到感染，想学历史。这当然是特纳的错，而不是我自己的原因。（顺便说一下，也是哈斯金斯的错。……至于哈斯金斯，要说的还有很多。）”

相比之下，在威斯康星大学，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贝克尔影响更大；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一文中，贝克尔对自己的这位导师表达了深厚的崇敬与怀念：

这个人以他的人格魅力对我们所有的人产生了并且依然产生着影响。他给我们留下的某些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作为一位具有高尚情操的绅士，通过机敏、才智、善良与正直给我们传输的某些美德，都依然塑造着我们的生命，并为我们的作品增添灵魂。……这个人身上一些弥足珍贵、感人至深的品质，一些曲高和寡的人性精神，我无以言表！2

实际上，初入大学的贝克尔一开始对历史学并不抱多大的兴趣，甚至怀有抵触情绪。他选修历史课程，是冲着特纳来的。特纳在学生们中口碑不错，被戏谑地称为“老弗雷爹”。他的人格与学问都深深地影响着贝克尔。

特纳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时也要求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作为教师，他的这种独立风格甚至让人误认为是不负责任，因为他从不干涉学生的研究，不给学生提供答案，不限定参考书，甚至有时上课会迟到，会开小差走神。但是，对于学生主动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总能耐心细致地解答。在研讨班（seminar）上，特纳似乎只是在“放羊”。但这位放牧者手中时刻握着一根鞭子，一旦发现哪只羊儿偏离了方向，他只需一个响鞭，就能将羊儿带回正路上。

作为美国著名边疆学派历史学家，特纳在学问上对贝克尔影响最深的，是他的“边疆史学”。实际上，边疆是一个超越地理之外的概念，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19世纪末，相对而言，不仅中部是东部的边疆，而且美国本身仍然是欧洲的边疆、文明世界的边疆。“边疆与其说是一个区域，不如说是一个过程。”3边疆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的蛮荒之地；相反，正是在不断的边疆拓展中，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诞生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这是一种只有边疆才有的精神，是真正的“美国精神”。这就是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这篇著名论文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鼓舞了贝克尔，让他联想起自己童年的边疆小镇，思考美利坚从殖民地到独立的历程。在他《革命的前夜》（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1918）、《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1922）等关于美国革命的研究中，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逻辑。

1896年，贝克尔本科毕业，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898年，贝克尔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贝克尔又遇到了一位对自己的学术和思想发展影响至深的重要人物：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

鲁宾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创始人，提倡历史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都应该做出最大变革，要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主张史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长期以来，在美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是欧洲“兰克学派”所谓“科学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美国自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以来的“进步史观”。“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种学术语境出现的。在本书所录《威尔斯与“新史学”》一文中，贝克尔回忆说，鲁宾逊教授反对脱离现实的研究，他“哀叹历史学家浪费时间去考订‘胖王查理公元887年7月1日到底是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还是在鲁斯特瑙（Lustnau）’4，要求他们改弦更张，去考察一下‘海德堡人’的下巴”。5 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中，贝克尔也讽刺了这种“考据癖”的做法，主张历史学家应该把握住切实的研究主题，并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在鲁宾逊的带领下，哥伦比亚大学涌现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新史学”代表人物和研究成果。比如，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关注欧洲的巫术和科技的发展历史，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又比如，同样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受鲁宾逊影响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 1874—1948），在其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从经济角度解读美国宪政的根源；本书所录的《现代利维坦》一文，就是贝克尔为此书所写的书评，贝克尔对这种分析方法特别赞赏。而贝克尔本人关于《独立宣言》的著名研究，更是体现了“新史学”在选题、史料、方法、倾向上的风格；从某个侧面看，本书所录《1776年精神》一文就是贝克尔对自己这项研究的回应和补充。

在哥伦比亚大学，贝克尔跟随鲁宾逊研修宪政史、欧洲史、国际法和美国历史等课程。1937年，他回忆说，“1898年，我选修了詹姆斯·哈维·鲁宾逊的18世纪思想史课程，上课地点在哥大旧图书馆，每周一个晚上。教授讲得如此生动有趣，以至于我们都忘了记笔记。他很有才华；他的幽默感是朴素而富有感染力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震惊的、不带学究气的，我从任何教科书和正规史学著作里从没看到过。但是，在他的面色中，有一丝忧伤；他有一种气质，一半属于悲伤，一半属于顺从；他的语调让即便是最简单的事实陈述也变得有趣、发人深省，或者既有趣又发人深省”。6

实际上，鲁宾逊对自己的这位哥大弟子一直给予很高评价。他给贝克尔写过很多热情洋溢的信，在1899年，鲁宾逊写道，“我很高兴地说，你在我的指导下所做的研究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你在研讨会上的那些报告显示出你的勤奋与见解，这充分证明了你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史学研究方法”。7 贝克尔与鲁宾逊保持着长期的交往，他后来关于18世纪欧洲启蒙“哲人”8的研究，一直受到鲁宾逊的关注和启发。当时，鲁宾逊已经接受了哈斯金斯对中世纪“黑暗性”以及教会反科学性的否定，这种态度进一步影响到了贝克尔，贝克尔设想将启蒙“哲人 ”解释为“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Christians-not-Christian），这后来成为他著名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的主题。

1899年，贝克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谋到一个相当于讲师的教学职位，同时将自己的博士学位申请转回到威斯康星大学。1901年，贝克尔结婚，妻子名叫莫德·赫普沃斯·兰尼（Maude Hepworth Ranney），她是一名寡妇，后与贝克尔生有一子。实际上，之前在威斯康星贝克尔就与妻子相识，但由于性格羞涩，差点错过这段姻缘。随后几年间，贝克尔先后在达特默思（Dartmouth）、明尼苏达等地做教师。贝克尔当时已近而立之年，但仍然性情腼腆。他不能很好地驾驭课堂和学生，他的教师生涯并不被人看好。

1902年，贝克尔来到堪萨斯大学任教。这次他终于稳定下来，直到1916年，在这里共生活了14年之久。贝克尔对堪萨斯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称这片西部边疆土地为“亲爱的老堪萨斯”。堪萨斯非常贴近贝克尔的童年生活，贝克尔早年曾经想去堪萨斯大学读本科。从本书所录《论堪萨斯》一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克尔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在贝克尔心目中，这片“蝗虫之地、干涸之地、不毛之地的社会试验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堪萨斯精神是对美国精神的双倍提炼，是美国式个人主义、美国式理想主义以及美国式宽容精神的新的嫁接。堪萨斯就是美国的缩影：美国人在欧洲背景下反观自己，同样，堪萨斯人在美国背景下反观自己。”9

1907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08年，在堪萨斯大学升任教授。在堪萨斯大学的14年间，贝克尔的主要努力集中在教学上。他逐渐适应了教师的角色，开始赢得学生及同行的尊重。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贝克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他说：“毫无疑问，大学应该直接关注现实问题。”贝克尔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显然是受到了特纳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新史学”的“学以致用”倾向。

这期间，贝克尔发表了一些论文及书评文章，包括本书所录的《论堪萨斯》（1910）以及《朱丽叶·德鲁埃与维克多·雨果》（1914）。1908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题为《1766年至1775年间纽约地区的政治派别》（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 ， from 1766-75 ）。1915年，贝克尔出版《美国人民的形成》（The Beginning of the American People ）。在这些早期著述中，贝克尔开始思考历史学的本质以及历史学家的使命，并且是从边疆、欧洲，甚至是人性的角度思考。

1916年，贝克尔应邀到康奈尔大学任终身教授，一直到1945年去世。这30年是贝克尔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形成时期。

1918年，贝克尔《革命的前夜》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贝克尔的第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标志着他开始摆脱辉格派史学“技术史”（technical history）的缺陷10，转而重视思想对于美国革命的推动作用。他提出一个假设：观念，不论是历史观念还是政治哲学观念，要比那些经过加工提炼的或者说绝对的事实更能起到理性化的作用。据此他认为，在美国革命前夕，“爱国者们”发现洛克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辩护是有用的，他们购买、阅读、收藏和传播这类书籍和观念，推动了革命的到来。由于这种突破性的思想史研究，《革命的前夜》为贝克尔带来了很大的成功。此书当时热销4万册之多，而且好评不断。

《合众国：一场民主试验》（ The United States: An Experiment in Democracy，1920）是对《革命的前夜》的深入：它进一步将思想史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对美国民主的历史解释上。应该说，贝克尔对美国的民主一直怀有坚定的信仰，他所做的历史研究，总体上都是为美国民主赋予思想史的，而非迷信式的基础。在《合众国》中，贝克尔分析了一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民主的信仰的因素，如“民主与自由土地”“民主与移民”。贝克尔在这里追随特纳的方法，认为边疆新开辟的自由土地对美国式民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是贝克尔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近些年，它已为国内学界熟知，并已经有中译本问世（彭刚译，2005年），被视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之“姊妹篇”（彭刚）。贝克尔用文本比较的方法，对《独立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不同版本进行解读，但是他的目的不在于指出哪个版本的内容是最真实的、哪个版本的主张是最正确的；相反，他指出，“《独立宣言》里的自然权利学说是对是错，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人们在当时需要这种学说。“当诚实的人们被迫不再效忠于某一群体既定的法律或习俗时，当他们进一步地认为这样的法律和习俗邪恶得不堪再忍受时，他们就会去寻找某种比该群体既定的法律和习俗更为普遍有效的原则、某种具有更高权威的‘法律’。借助于这种更高级的法律或者更为普遍有效的原则，他们就使得他们那些被该群体指斥为不义的和犯罪的行为合理化了。”无怪乎，“19世纪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拒绝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表达的自然权利的哲学中，推演出多数人的权利来，这一点颇为意味深长”。11可以说，《论〈独立宣言〉》修正了人们关于权利学说与革命的关系的想象，因此一直受到重视。

如果说《论〈独立宣言〉》修正了人们的某些历史想象，那么可以说，《 1 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18th-Century Philosophers，1932）颠覆了人们的某些历史逻辑。贝克尔在此书中指出，18世纪的哲学家反对奥古斯丁的“天城”，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以新的材料在重新建造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丁式的‘天城’而已”。12 他们反对宗教崇拜，却重新陷入对理性的崇拜。进一步而言，中世纪在迷信与崇拜之外，也有科学与理性，而18世纪对科学与理性的提倡，其思想模式仍然是信仰式的；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与现代的关系远不如18世纪与中世纪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其业师、中世纪研究专家哈斯金斯的影子，而且看到了贝克尔关于“新史学”的反思。从本书所录《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再论亨利·亚当斯》以及《威尔斯与“新史学”》中，可以看出，贝克尔“对亨利·亚当斯以及H. G. 威尔斯的预言风格较感兴趣，只不过他反对亨利·亚当斯的悲观主义，赞同H. G. 威尔斯的乐观主义”。13 笔者认为，贝克尔将中世纪投影到18世纪，又将18世纪投影到他所处的1930年代，将1930年代投影到未来，这体现的是“新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历史观。从史学史上看，《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的意义正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由贝克尔1931年4月在耶鲁大学所作的4次演讲结集而成，于次年出版。与贝克尔的大多数著作（除了其博士论文）一样，这部著作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贝克尔关于相关问题的思考是一贯的。第一章“舆论的气候”源于他对当时著名思想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所提出的这一命题的思考。第二章“自然法与自然界的上帝”在很多地方与他早先的《论〈独立宣言〉》有相似之处。第三章“新史学：用前例教哲学”源于贝克尔对历史编纂学的思考，以及他与鲁宾逊等“历史哲学家”的长期通信。最后一章“对于后世的运用”反映了贝克尔本人关于后人应该如何评判前人的思考，这与他关于罗兰夫人的研究（见本书所录《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与信件》）也是一致的。难怪，当时有学者指出，贝克尔此书“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奇或新颖之处”。14

同样，《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也是一篇一蹴而就的作品。1931年15，卡尔·贝克尔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讲词。这篇演讲词与他的其他文章一道，于1935年结集出版为同名论文集。这篇演讲词是较早引起国内学者关注的贝克尔著述之一。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可以说是对贝克尔相对主义史观的高度概括和形象化描述。在这篇演讲中，贝克尔不认为“历史就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知识”，而提出一个更形象化、更简单化的概括：“历史就是关于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的记忆。”由此，历史由“知识”变成“记忆”，历史学家由专业人士变成“人人”。必须指出的是，贝克尔这里的“人人”（Everyman）其实是一个双关语。在字面意思之外，Everyman（人人）还指英语文化中自中世纪以来源远流长的一个戏剧人物：Mr. Everyman，直译为“‘人人’先生”，它既指一个真实的个体人物，在说着话、做着事；又被用作一个泛指，代指普通的人。因此，本书有时将其译作“普通人”，有时转译作“张三、李四”。这种双关含义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阅读中细细品味。有意思的是，这篇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演讲，还预示了历史学的一种新的转向—“公共史学”的兴起。“公共史学的目的不仅是让历史回归到公共领域和公众生活中，而且要让‘公众’（the public）参与到历史的解释中来，赋予他们解释历史和发出声音的机会。”16

以上是贝克尔学术旺盛时期的主要作品。除此之外，贝克尔还发表了大量的书评文章。通过所有这些作品，笔者不揣冒昧，将贝克尔学术贡献的独特之处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贝克尔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但应该指出，贝克尔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贝克尔相信相对的“真实性”，并且从不怀疑历史学的现实意义。贝克尔的个人精神一直是“堪萨斯”式的—命运是相对的、随机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出绝对的、决定性的选择。

第二，乐观主义。贝克尔身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度对人类的命运十分担忧，他的相对主义观念以及他理想中的史学“天城”的失落，都加重了他的悲观。但是，正如他对亨利·亚当斯的分析一样，这种悲观背后是一种淡定的乐观。他“认为人类毕竟是应该热爱真理并追求真理的； 虽则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毕竟乃是我们的理性发现了这种局限性的。”17

第三，实用主义。贝克尔秉承“新史学”的传统，提倡用历史联系现在与未来。但是，贝克尔反对为现实而歪曲历史。

第四，心理史研究方法。贝克尔追随特纳尝试心理史研究，本书所录《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与信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贝克尔指出，罗兰夫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她的回忆录与信件之间隐秘的悖论反映出“两个罗兰夫人”：一个只想做一个简单的女人，另一个决心要做历史上的英雄。特纳对贝克尔的这种分析十分赞同。实际上，就个人及社会的心理史乃至思想史领域而言，贝克尔的研究可以说超越了特纳。在从《革命的前夜》到《合众国：一场民主试验》《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直至《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等著作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贝克尔从思想史角度解读历史的努力与成就。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最早将贝克尔的思想介绍到国内来的，是当年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王造时。1925年8月，王造时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对于威斯康星大学里的贝克尔以及“边疆学派”，王造时想必不会陌生。1951年，王造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反右”及“文革”期间，他的整个家庭受到惨重打击，本人最终被迫害致死。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书中收录了王造时所译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以及另外一篇文章。这可能是贝克尔在国内最早面世的译本了。随后，贝克尔的这篇文章又有过几个不同的节译本。对贝克尔思想进行较为全面介绍的是何兆武先生。2001年，他翻译了《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其中还收录了《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彭刚译）、《现代民主》（林猛译）两篇文章。何兆武先生在译序中对贝克尔的思想做了简短而恰当的评价，这个译本目前已成为广为学界所知的史学著作。

贝克尔谈不上著作等身，也没有开辟什么流派；但是他的影响是独特而深远的。在康奈尔大学，有一座“卡尔·贝克尔楼”，就是为纪念这位历史学家而命名的。我们从这本论文集中，可以感受到贝克尔对历史学的挚爱、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他对历史与现实所抱的坚定而不偏执的“反思精神”。贝克尔是一位来自边疆的史学核心人物，是一位怀疑“革命精神”的进步论者，是一位提防自由价值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冷峻的精神分析史家。如果说贝克尔就是相对主义的化身，那只是因为，失去了相对主义与宽容，这个世界可能将只剩下绝对主义和暴政。

怀着感激与深情

献给

年轻的人们。

他们有的今天不再年轻，

但当年曾帮助我理清思路。

他们曾不厌其烦地听我讲话；

更主要的，他们没有犯颜回的错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于吾言无所不说。”18

1  William H. McNeill, “Carl Becker, Historian”,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19, no. 1 (Nov., 1985), p. 89.

2见本书第230页。

3  见本书第222页。

4  公元887年，法兰克王国最后一个国王查理（绰号“胖子”）被废黜，统一的法兰克国家再次分裂。历史学家认为，查理当时身在何地对后世法国疆域的沿革具有象征意义。后文的“海德堡人”是指1907年人类学家在德国海德堡附近的毛尔（Mauer）地区发现的史前人类。

5  见本书第172页。

6  Henry Johnson, The Other Side of Main Street（New York, 1943）, p. 162.

7  James Harvey Robinson to Carl Becker, New York, September 3, 1899. 转引自Burleich Taylor Wilkins, Carl Becker: A Biographical Study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1）, p. 62.

8  Philosophes ，通常特指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本文在翻译中加引号标示。

9  见本书第44页。

10 “Carl Becker’s Review of 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IV（June, 1932）, 278-279.

11  卡尔·贝克尔：《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见《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7页。

12  转引自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译序”，第9页。

13  Burleich Taylor Wilkins, Carl Becker, p. 174.

14  Adrain Coates, Philosophy, VIII（October, 1933）, pp. 495-496.转引自Burleich Taylor Wilkins, Carl Becker: A Biographical Study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1）, p. 178。

15  在本书中，这篇文章的落款日期为1932年。

16  王希：《公共史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13日。

17  转引自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译序”，第9页。

18 《论语·先进篇》。—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后文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