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空文”与“润色”：两汉“文章”观的基本倾向

时至汉代，以大一统帝国为基础，在历代帝王的倡导和推动下，辞赋写作大盛；同时应帝国政事和民间伦常之需，奏议、诏策、章表、书序、铭箴、碑诔等各体文章写作日繁，文章作者日众。“文”之实践层面的这些变化反映在文论概念层面，即是表示言辞的“文章”概念从先秦以来广义外饰的“文章”概念中分化出来，“文章”概念开始明确而普遍地指称各类文辞写作之“文”。如刘向《说苑·贵德》篇：“是以百王尊之（按指孔子），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71]《说苑·臣术》篇：“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72]其《晏子叙录》：“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73]《汉书·杨胡朱梅云传》：“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杰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亡几人。”[74]《汉书·扬雄传》：“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75]《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之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76]这些记载和表述都明确称各类以文辞写就的作品为“文章”，且其外延非常广泛，包括孔子整理的儒家经典，《晏子》一类的子书，《汉书》《汉记》之类的史著，扬雄《长杨赋》之类的辞赋，指陈世政的政论之文等。

东汉班固《汉书》的多篇志、传中，对西汉“文章”创作的繁盛状况有更集中完整的记录和评述。如《汉书·地理志》：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77]

《汉书·扬雄传》：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78]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皆有功迹见述于世。[79]

从《汉书》中有关“文章”的这几则文献可以看出：第一，先秦时期整体泛化的“文章”观念在汉代出现了明显分化，一方面是作为先秦时期“文章”之核心的儒家传统典籍如《易》《诗》《书》《礼》《春秋》等被归入“儒术”名下，一方面则是原来广义的“文章”一词开始普遍用于专指汉代辞赋家创作的“文辞”类作品。从更深层的概念表意机制来看，“文章”概念外延的这一时代性转移又是符合其内在规定性的——“文章”一词在具体使用中总是倾向于指称那些相对而言更复杂、更繁复的事物形式和结构，因此，当那些远比先秦典籍繁复富丽的辞赋类作品在汉代大量出现时，自然会成为“文章”概念新的主要所指。

第二，“文章”概念在汉代出现分化并转向专指的现实基础，是汉代各体文章尤其是辞赋类文章写作的繁盛和壮大，文辞写作及其作者群体成为汉代出现的一种突出的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现象。《汉书》将“文章”与“儒雅”“定令”等并列，表明“文章”写作已被视为与“儒雅”“笃行”“质直”“推贤”“定令”“滑稽”“应对”等有所区别的一项独特的能力、品质和专长。事实上，汉代的很多“文章”家的确像扬雄那样对文章写作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和实践，或致力于借文章显于当时，或追求以文章名于后世，学习和写作“文章”不再是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时所为之末事，而是成为值得付诸全部精神和生命的终生志业。

第三，扬雄分别以《易》为“经”文之典范、《论语》为“传”文之典范、《仓颉》为“史篇”之典范、《虞箴》为“箴”文之典范、《离骚》为“赋”之典范、相如文为“辞”之典范，拟撰和创作了《太玄》《法言》《训纂》《州箴》《反离骚》及《羽猎赋》《甘泉赋》等各类文章，表明其文章写作实际上已有了非常自觉的“文体”类型的区分意识（尽管还未出现明确的“文体”概念）。再对照《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的诗赋分类及《后汉书·文苑传》中所列的书、铭、诔、吊、赞、颂、连珠、碑、策、箴、论、笺、奏、书、令、檄、谒文等各类文体之名[80]，可知在以“文体”（或“体”）概念为核心的“文体”论产生之前的汉代，各类文体写作已经成为普遍事实。

尽管已经出现了专擅文章之士，尽管文章写作尤其是辞赋写作已是规模极大、类型众多，尽管比较狭义的“文章”概念已被普遍使用，而且尽管今人可以据此对汉代文学史的意义作出高度评价，但这一切文学史现象仍然都还是在“文章”之名下发生的，仍然体现了“文章”观念的一些基本规定。反映在汉代文论层面上，仍如先秦时期的文章论那样突出“文章”自身的文采形式特征，特重“文章”对社会事物尤其是汉帝国功业的润饰功能，强调“文章”在政治教化领域中的揄扬讽喻功能，而尚未形成对各类文章自身内在本体结构的自觉认识和理论总结。相关观点要言之有二：一曰“空文”说。如司马迁《报任安书》：

思垂空文以自见。

李善《文选》注云：

空文，谓文章也。自见己情。[81]

又《史记·太史公自序》引上大夫壶遂言：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82]

又《史记·日者列传》载西汉卜者司马季主评当世所谓“贤者”之行：

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为右。[83]

又《盐铁论·非鞅》：

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84]

称“文章”为“空文”是相对于“得（到）任用”（入仕）而言，是相对于“处实而效功”而言，这是西汉前期社会阶层价值观在文章观中的直接体现。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本不待见以文为业的儒生。汉武帝时期，对外逐匈奴，拓疆土，用兵不断，武人多以军功加官晋爵，恩荫子孙；对内则重用能吏，拔擢实才；与此同时，又尊儒术，兴文学，好文章，培养了一个专事文职的士人阶层。前一类武人或能吏往往胸无点墨，目不识丁，但执掌实权，精于实务；后一类文士虽腹笥五经，下笔琳琅，却位属侍从，处类俳优，不仅容易招致前者的轻慢和讥嘲，而且他们自己也往往以此自卑、自嘲。“空文”一说即是西汉文士这种社会地位和心态的自我写照，它以一种极端自谦而夸张的修辞将西汉文章写作的依附性和从属性凸显了出来。

二曰“润色”说。班固《两都赋序》：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85]

在这里，“言语侍从”所作的辞赋之“文章”与广义的礼乐之“文章”被同一视之，皆属于汉帝国伟业的“润色”。这种“文章”观承自先秦而变本加厉，在恢复传统礼乐制度之外又有了一支由“言语侍从”组成的、数量可观的专业“文章”制作队伍。言语文辞本有的自由表现功能，让这些“言语侍从”将狭义“文章”的“润色”功能发挥到极致，“假象”与“逸词”共篇，“辩言”与“丽靡”一体。

汉代的文章“润色”说是既有“文章”观念自身发展到极致和顶峰的产物，是“文章”概念所蕴含的“事物本体之外饰”这一内在规定性充分而集中的展开。在先秦儒家“人文”系统中，“文”即已有内外、主次等层次之分。如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孔门四科”中，前三科俱为实行实功，而作为文献（实为三代文章）之学的“文学”乃居于其末。汉代之狭义“文章”，是广义“文章”进一步分化和分工的产物：一方面出现了一批专事文辞写作的文士（如司马相如、枚乘、东方朔等），与那些从事实务、屡建军功之士形成了鲜明对照；一方面出现了大量铺张扬厉、闳衍侈丽的辞赋作品，片面而极端地发展了文辞的形式之美和润饰之功，使“文章”愈加背离属于其自身本体的内在完整性。于是，当汉代“文章”实践在辞赋写作中登峰造极时，“文章”的外饰功能也在汉代的辞赋论中被空前鲜明而集中地阐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