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是我关于中国文体论研究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体论的原初生成与现代嬗变”的最终成果，也是我关于中国文体论研究的第二本书，可以视作前一本书《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的“姊妹篇”。
这两个课题及其成果皆缘于我对中国文体论一些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困惑与反思，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现当代学界流行的关于古代“文体”概念的“体裁—风格”二分释义是否准确可靠，中国古代“文体”概念有没有相对统一的基本内涵，古代文体论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体裁—风格”二分释义模式又是如何形成的，古代文体论的现代阐释是否受到西方相关理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体观与古代文体观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等等。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采取了一种将研究对象和问题充分历史化、自觉回到原始文本、自觉返回原始语境的研究方法，将中国文体论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首先以成熟阶段（魏晋南北朝至明清）的古代文体论经典文献为依据，重新阐释古代文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厘清古代文体论的内部关系，总结古代文体论的基本特征。然后循先秦两汉文论发展史，从概念层面考察从先秦两汉时期主导性的“文”和“文章”观到汉末魏时期出现的“文体”观的演进过程，比较“文章”观与“文体”观的不同内涵，分析古代文体论生成、发展的文学动因和文化语境，揭示“文体”概念和文体论产生的文学史意义。进而追踪中国文体论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轨迹，在中日交流、古今之变和西学东渐等多种历史文化背景上，揭示以“语言形式”为核心内涵的中国现代文体观形成的历史过程，具体分析中国传统文体观的日本接受以及日本近代文体观、西方文类学和语体学对中国现代文体观形成过程的不同影响，深入探究中、日、西“文体”观传播、影响、嬗变、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和规律。
在关于中国文体论的第一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体论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中，我根据六朝至明清成熟期的古代文体论文献以及通过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语体学和文类学的横向比较，集中反思并重新阐释了古代文体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基本问题，对“文体”与“语体”“体裁”“体制”“风格”“文类”“体性”“体貌”等相关概念间的关系作了详细辨析，重新阐释了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的基本内涵，明确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的要义是指具有丰富特征、构成和层次的文章整体存在。从原始文献看，刘勰《文心雕龙》（如称“文体解散”“文体偏枯”“首尾一体”等）、钟嵘《诗品》（如称陆机诗“举体华美”）、皎然《诗式》（如称“举体偏高”“举体偏逸”等）等论著，一再表明文体概念首先是指“文章整体存在”，反映了古人关于文章自身本体存在的自觉。从逻辑层面看，各种形式的“辨体论”实为不同角度的文体分类，其间差异主要在于分类所依据的文体特征和构成因素，而指称分类对象的“文体”一词则是一个内涵相对统一的“属概念”。“辨体论”的产生反映了古人对文章具体特征和构成的自觉，表明文体还是“具有丰富特征和构成的文章整体存在”。从文化哲学层面看，文体范畴所蕴含的文章整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整体观的体现。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作为西方语体学（Stylistics）核心范畴的Style意指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根源于西方诗学和文化中的语言—工具本体观，与中国古代“文体”概念可对应但不同质。[1]
以第一阶段研究为基础，本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文体论史的两端——原初生成和近现代嬗变。这两个历史阶段至为关键而研究也相对薄弱，因此同样有必要进行深入全面的专项研究。在实际研究中，我发现中国文体论的原初生成与现代嬗变也可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把握：
第一阶段是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和“文章”观念发展为汉末魏时代的“文体”观念，初步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体论。考察先秦有关文献可知，“文”和“文章”观念既有彰显文之形式结构的内在趋向，又总是指向其所附属的本体之物，并由此获得其意义和价值。在“周文”系统中，周人以“人”之本体存在为中心，内修文德，外备文章，建立了完整的华夏“人文”系统。汉代出现的文辞作品意义上的狭义“文章”概念，仍然延续着先秦“文章”观念固有的重形式倾向，突出“文章”的文辞修饰之美和政教功能。汉末魏时代“文体”概念的出现及文体论的形成，则表明古人已经自觉到文章（即语言文字作品）自身也是一种本体存在，形成了关于文章本体存在的理论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和“文章”从表示文化本体的形式符号，逐渐演变为指称具有完整本体存在的语言文字作品，进而在“文”的丰富写作和批评实践中孕育出“文体”概念和文体理论，实现了对“文”之本体存在及其丰富类型（如文类文体、作者文体、流派文体、时代文体等）、特征（文类特征、作者特征、流派特征、时代特征、情意特征、语言特征等）、构成（情志、事义、辞采、声律、体意、体例、体气、风骨、神韵、气韵等）和层次（一般文章之体、各类文章之体、具体文章之体）的高度自觉。文体论的产生和成熟，为深化、细化对文章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理论平台。从“文”和“文章”概念到“文体”概念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可称为“形式符号的文章本体化”。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即是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
第二阶段是日语对中国古代“文体”一词的借用及“文体”一词在日本语言—文化语境中所发生的语义转换。日本学界并未清楚认识到“文体”与“文”两个汉语词在内涵上的区别，早期编纂的《日葡辞书》（1603，1604）将汉语词“文体”解释为“文字”“形状”或“绘画”。这种释义相当于将汉语中已经表示文章本体存在的“文体”概念，还原为更早的表示语言文字或图画文饰的“文”概念。这一过程可称为“文章本体的形式符号化”。在明治维新后译介西方文学理论过程中，已表示“语言文字形式”的日语化“文体”一词，又被日本学者用于对译西方语体学的核心概念Style（其基本内涵是指“具有各种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宜译为“语体”），强化了“文体”的“语言形式”意味，使得源自汉语的“文体”概念内涵经历了第二次“文章本体的形式符号化”。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文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中被广泛使用，“文体”因此成为区别和表述近代日语中各种语言文字形式（如汉文体、和文体、欧文直译体、言文一致体等，实为各种“语体”）的核心概念。同时，由于受西方文论中文类学（Genolo-gy）与语体学（Stylistics）二分并列关系的影响，日本近代文学理论著作和有关辞书中，出现了多种形式的二分式文体概念释义。如将汉语典籍中的文类之“体”释为“文章体裁”，而将日语化“文体”释为“文章的样式”（大槻文彦《言海》，1891）；再如将文学作品的形式划分为一般文类形式（Form）和具体语言表达形式（Style），并译Style为“文体”（太田善男《文学概论》，1906；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16）；又如在分析中国古代文体概念内涵时，释文类之“体”为“文章形式的种类”，释作者之“体”或时代之“体”为表现作者个人旨趣的“格”（如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1925）。日本学界的这些二分式文体概念释义，是中国现代文体学“体裁—风格”二分释义模式的直接来源。关于此一阶段的研究集中在本书第七章。
第三阶段是日语化“文体”观念和二分式文体概念释义在近现代之际反向输入中国并被接受，进而被中国现代学界逐步调整为“体裁—风格”二分的释义模式。日语近代“文体”概念最初通过黄遵宪、梁启超等引介到中国（《日本国志》，1887）。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白话代文言）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古代汉语的“文体”概念在此语境中重演了它在近代日语中所经历的“文章本体的形式符号化”过程。受日本近代文体观和西方文类学、语体学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用法的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沿续了日本学者译Style为“文体”的做法，以“文体”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等相对的语言表现形式。具体到对应西方Style的“文体”观念，其内涵的阶段性呈现又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阶段性诉求。在白话文学的早期阶段，与“文体”（Style）概念所本有的“作者个性的表现”这一特殊要求和内涵相比，人们更关心“文体”的基本表达功能和表现形式，因此突出的是其“语言形式”这一基本内涵。当文学改良运动成效大显，白话文学成果渐丰，人们开始对白话文写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作家善用恰当“文体”写人叙事、表情达意，而且要求作家的“文体”避免平庸，能显示出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现代文体观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的个性特征”，开始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时至20世纪30年代，以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及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等影响为中介，中国现代文论界始以“风格”翻译Style，而称文类之“体”为“体裁”（老舍《文学概论讲义》，1934），先后在“文学概论”教材和中国古代文论史写作中建立了“体裁论”与“风格论”并列的文论模式。本书第八章即是对这一接受和演变过程的详细考察。
因为本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文体论的原初生成和现代嬗变，而非各种具体文体类型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所以具体研究对象以相关文体论概念为主，其中居于核心的自然是“文体”概念。在《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一书的“绪论”和“结语”中，我曾对古代文体研究、古代文体思想研究和古代文体论研究作过简要区分。这里想补充并强调的是，尽管从历史上的实际存在来看，古代文体、古代文体思想和古代文体论是紧密相关的，但在其现代研究中，研究者对具体研究对象和问题有所选择，有所偏重，有所聚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无论是具体文体的写作实践，还是由反思文体写作而形成的文体批评和文体理论，都有其自身相续相禅的发展、演进过程，构成了古代文体学[2]整体结构的不同层次，也构成了后人选择不同路径和角度认识和研究古代文体学的历史基础。学界已经积累了诸多着眼于文体现象和文体类型的研究成果，此类研究更能呈现具体生动的古代文体写作实践及其丰富成果。但相对而言，古代文体论所反映的是古人关于文体源流、性质、类型、结构、特征以及文体创作、鉴赏等现象和问题的高度自觉及理性认知，从文体论入手，应当更利于从宏观层面认识古代文体学的基本性质，把握古代文体观念生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规律。研究目标决定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本书对中国文体学史所作的宏观考察也内在地决定了“文”“文章”“文体”等基本文论概念或文体论概念的内涵演变会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作为对文体论概念研究的呼应与补充，本书也包含了一部分关于具体文体类型源起和发展演变的研究。本书第三章以笔者前期研究所揭示的以“文章整体存在”为核心内涵的传统文体观作为学理基础，以诗歌整体节奏观替代诗歌形式节奏观，从诗歌情感节奏与语体节奏的矛盾冲突中揭示诗体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从而认识到七言诗体晚熟的根本原因在于早期七言韵语的实用表意倾向及其与每句韵形式相互强化所形成的单句自足封闭特征，而七言诗体的演进过程则是历代诗人以情感节奏和音乐节奏不断改造其实用化语体节奏的过程，其中《楚辞》中的骚体式七言诗句、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鲍照《拟行路难》等，皆以不同形式呈现了七言诗体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情感节奏与语体节奏相互冲突、调和的几个标志性阶段。在这一文体类型的个案研究中，文体论阐释范式的转变直接带来了对七言诗体起源问题认识方式的转变，诗歌形式节奏观视野中关于七言诗体的不同起源之争，在诗歌整体节奏观视野中转变为七言诗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形态之异，关于七言诗体生成与发展史的研究也因此实现了历史化与学理性的更高统一。
《文心雕龙》（下文有时简称《文心》）和《诗品》是中国古代文论成熟期的经典著作，也是成熟期古代文体论的代表性著作。传统文体观念在这两部著作中已臻至高度自觉，并构成了二者论文评诗的重要平台，以“文体”为核心的一系列文体论概念在这两部著作中被广泛使用，文体论也在事实上构成了《文心》和《诗品》的基本内容。在笔者前期重点从事的古代文体论基础问题研究中，《文心》和《诗品》中有关文体概念基本内涵和文体论基本关系的丰富论述，为破除以“体裁—风格”二分释义为代表的加诸古代文体论之上的诸多成见，建立起关于古代“文体”概念内涵及古代文体论内部关系的更准确、全面的阐释，提供了最关键的一些文献根据。不仅如此，当成见放下、新解确立之后，《文心》《诗品》等文论典籍中诸多歧解纷纭的文论概念，也得以明确了其所本有的、更为具体的文体论概念身份，而这些概念的用法和用义也在文体论关系中获得了更切实、更精确的定位。本书第四章对《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建构过程和特殊内涵的重新阐释，第五章对刘勰、钟嵘、陈子昂三家“风骨”论内涵异同及历史关联的梳理解读，第六章围绕“奇”概念展开的对《文心雕龙》与《诗品》文学观的比较，都因注意到这些概念与文体论的内在联系，将这些概念“还回”原始文本，“还归”原始语境，“还给”具体阶段的文论史，在此基础上精细辨析其同中之异、异中之通和通中之变，将概念内涵在特殊文本和历史语境中的确定性与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异性统一起来，从而克服了既往文论概念研究中常见的笼统、模糊、混淆、割裂之弊。
要言之，本书的主要任务是从历史角度探究“中国古代文体论如何产生”和“中国现代文体观如何形成”这两个基本问题。这些基础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文体论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由于中国现代学界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及语体学的影响，自20世纪初至今一百多年，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本来面目遭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变形和遮蔽，其所蕴含的文章整体观一直未被自觉阐发，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整体观的内在联系也一直未被充分呈现。由于未能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基本内涵，未能将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建立在属于其自身的学理根基之上，导致诸多关于中国古代文体论经典著作、基本概念和重要命题的阐释，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其历史本相和轨则。本书所集中从事的文体论概念内涵的历史梳理、影响比较和学理探究，或将有助于揭开近现代历史覆盖在古代文体论之上的层层话语，重新展现古代文体论的真实精神与本来面目；也或有助于从文章整体观出发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各种文体现象，避免将文章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割裂，片面地从语言形式层面解释具体文体类型的生成、发展和演变；与此同时，也可为中国现代文体学研究提供更多的传统资源，拓展现代文体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促进其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