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与古代新疆

一、古代新疆是丝绸之路干线的必经之地

现代地理概念上的“新疆”,约略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西域”。 “西域”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可见,狭义的西域是“新疆”的核心部分,而广义的西域所指,新疆也在其中。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和“新疆”等同起来,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疆,更多是指狭义的西域。

在伊斯兰化以前,通过古代新疆的东西交涉史的展开,离不开所谓“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今天我们称呼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贸易、文化交往之路的名称,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绸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但事实上,不论是丝绸、玉器、宝石、香料、药材、陶瓷、珍禽、异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占星术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向交流的。虽然东来和西去的物品或思想不尽相同,对东西方社会的影响也不一样,但这种东西方的贸易、文化交往无疑对于东西方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条道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民族、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个时代的民族对于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并且不断开辟新的道路。

在汉代以前,以今甘肃西部的敦煌、祁连为中心活动区域的月氏人(又称“月支”“禺氏”),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强盛的民族,甚至连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要向他们称臣纳贡。中原地区从商周以来一直受到于阗(今和田)地区美玉的恩赐,这些玉在汉文史籍中被叫作“禺氏边山之玉”1,可以知道是通过月氏人之手,转输到中原地区,成为王公贵族华贵装饰不可或缺的材料。后来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匈奴兴起,迫使月氏人西迁,匈奴占领了河西走廊,并间接统治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于是丝绸之路略向北移,天山北麓到蒙古高原的道路一时兴盛起来,我们从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Pazyryk)和蒙古高原诺音乌拉( Noin-ula)两处墓葬发现的大量东西方文物,就可以看到草原丝绸之路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中原的汉王朝势力逐渐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以后张骞又率三百多人的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足迹远到大宛( Fergha-na/费尔干纳)、康居(以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国)、大月氏、安息(Arsaces/帕提亚)、身毒(India/印度)等国。

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也由此形成:东起西汉首都长安(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后,分作西域南北两道。北道西行,经渠犁(库尔勒)、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至疏勒(喀什);南道自鄯善(若羌),经且末、精绝(民丰尼雅遗址)、于阗(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帕米尔)至大宛(费尔干纳),更西至大夏(在阿富汗)、粟特(在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另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喀布尔)、乌弋山离(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由于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雅丹地形,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东汉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伊吾(哈密)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再从伊吾经高昌(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成都),再北上龙涸(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最近吐鲁番发现的一件阚氏高昌国送使文书,就是河南道的绝好证明2。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这些自张骞出使西域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不论哪一条,都绕不开新疆。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边,构筑了丝绸之路的地理网络,也奠定了东西交往的基础。

二、古代新疆提供了丝路贸易的场所

丝绸之路的价值体现,是经过丝路所进行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而在古代,不论是物质文化的交换,还是精神文化的交流,都很难从一个点中间没有断绝地传到另外一个点,更多情况下是所谓的“间接传递”。在这种“间接传递”为主的东西交往中,新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所在。分布在丝路沿线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村镇、戍堡、馆驿,成为东往西去的商人、僧侣、官员、使节暂时休整的地方,也提供给他们进行交易的场所。分布在丝路沿线的绿洲王国,从这种中转贸易中赚取利益,因此对于往来客使的送往迎来,也有一套完善的制度。

由于吐鲁番墓葬出土了大量高昌国到唐西州时期的官私文书,使我们对于位于丝绸之路上的高昌王国的供奉客使制度有比较细致的了解。官方为了接待各种来往客使,有着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从迎接、安排客馆住宿、招待供食,到最后送行,都有章可循。从麹氏高昌国的供使文书中可以知道,客使住在高昌官府提供的客馆中,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负责传达高昌王令,说明如何接待相关客使,百姓或寺院使人充当役人,准备和运送食物或其他物品给客使,这种差役往往派给著籍高昌的粟特人,因为他们可以讲客使所熟悉的北方突厥语或西方的粟特语等。有的账目表明,客使被分成上、中、下三等,供应的食品也不一样,表明高昌按不同的等级对待不同级别的客人。高昌官府供应客使立有专门账目,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核算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有关玄奘西行高昌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了解高昌国供奉客使的具体做法。玄奘从中原出发去西天取经,正是唐朝立国未稳的时候,禁止国人出入国境。所以玄奘只是个行脚僧,没有官方的性质,而且是偷越边境出去的。但高昌王麹文泰却以国礼待之,供奉较一般客使更为丰富。 《续高僧传·玄奘传》称:“奘初时在凉州讲扬经论,商客通传,预闻蕃城(域) 。高昌王恒置邮驿,境次相迎。”说明高昌国置有邮驿,以迎接客使。《慈恩传》卷一详细记述了迎接玄奘的过程:当玄奘到伊吾后,先有高昌使人在伊吾,归告其王。麹文泰即日发使,遣贵臣驰驱设顿迎候。玄奘在高昌使者陪同下进入高昌,被特别安置于王宫后院住下。玄奘走时,高昌王“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4。虽然玄奘在高昌获得了特别的优待,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高昌王国对于过往的高僧、客使,甚至商人接待的情形。事实上,高昌王国并不仅仅是付出,它也同样从这些高僧那里获得精神营养,从客使那里得到政治和军事情报,从商人那里获得经济实惠。吐鲁番出土《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就记录了麹氏高昌某年从正月一日到十二月末高昌市场中货物交易双方向官府所交的“称价钱”数,也就是高昌王室收入(内藏)的进出口贸易管理附加税5。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设西州。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整个西域的宗主权转归唐帝国。于是,东西交往的道路没有先前那么多阻障,给那个时代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兴贩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年( 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石染典过所》等文书,使我们看到著籍于西州的粟特商人石染典,在焉耆铁门关和河西瓜州之间,利用唐朝兵将守护的官道,自由贩易的情形6。

在唐朝,由中央统一管理的交通馆驿系统相当完善,以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通向西域等周边地区的道路畅通无阻。粟特商人在利用自己建立的殖民聚落点所构成的贸易网络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唐帝国提供的交通体系,非常容易和安全地进行他们的远程商业活动。当时的都城长安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消费都市之一,粟特商人正是通过古代新疆的丝绸之路,一站一站地把胡姬、猎豹、香料、药材、金银器皿、葡萄美酒等运送到这里,以满足都市的巨大消费需求。

三、古代新疆是丝路文化融汇之地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而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我们可以从各种宗教的传播,来看古代新疆在融汇东西方文化上所做的贡献。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留给古代新疆的痕迹最为明显,目前我们还可以沿着丝绸之路看到留存下来的一连串的佛教石窟,如喀什的三仙洞,龟兹的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焉耆的锡克沁,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再向东延伸到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以佛教思想和艺术为主、内涵丰富的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其实,在流沙下面,还掩埋着许多古代于阗、鄯善、楼兰地区的佛教寺院,东西方的探险家和考古工作者,已经从中发掘到相当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和大量的佉卢文、于阗文书写的佛经,加上北道龟兹、焉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的佛典,我们才能够理解在汉译佛典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文本和梵文佛典对应不上,这些西域“胡本”实际上是古代新疆的高僧大德编译或编纂的作品,它们和源自印度的梵本一道,成为中原佛教善众信奉的经典,从而影响到中国民众的思想。

古代新疆曾经是佛教繁盛之地,几乎所有的绿洲王国都奉佛教为国教,因此也产生了一些旷世的高僧,如龟兹的鸠摩罗什,于阗的实叉难陀,都是兼通经律论三藏的大法师,他们来到中原,大力翻译佛教经典,对于中国思想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随处可见的佛寺石窟,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都是古代新疆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

虽然佛教在古代新疆占据着各个绿洲王国的国教地位,但是,在西域这样多民族聚集的地区,文化思想也不可能强求统一,其他各种宗教思想也在不同时代进入这些绿洲王国,与佛教并行不悖。我们从吐鲁番安乐城废佛塔中出土的《金光明经》题记中得知,早在高昌郡时期,祆教已经进入高昌,并在高昌城东建立了供奉胡天的祆祠(430)。这所祆祠一定是那一带有名的建筑物,因此佛经题记在指称太后祠时,是以这座祆祠作为地理坐标的7。由于有大量粟特胡人进入高昌地区,高昌郡府和后来的高昌王国包容了他们所信奉的祆教,使胡人拥有自己的祭祀中心,得以安居乐业。

佛教也并非一直是一支独秀,在古代高昌地区,摩尼教曾经辉煌一时。840年,回鹘汗国为劲敌黠戛斯所灭,部众四散奔逃,其中有十五部西迁天山东部地区,以后创建了高昌回鹘(也叫西州回鹘)王国。正像公元4世纪中叶河西的高僧随着逃难的北凉王族进入高昌一样,在庞大的回鹘西迁的部族中,应有不少摩尼教徒随行,甚至有一些极富传教能力的法师,他们不仅把摩尼教势力从漠北转移至高昌,而且在高昌回鹘可汗的支持下,很快就让高昌民众也逐渐皈依了这一信仰。在高昌回鹘王国的范围内,摩尼教的信徒上到可汗,下及普通民众,有男有女,种族也各不相同。 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数量极其可观,是9—10世纪高昌回鹘摩尼教兴盛的真实写照。在这些丰富的文献中,有用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写成的各类赞美诗,也有在各种宗教仪式上所念诵的忏悔文、祈祷文,以及各类宗教节日的诗文,还有宗教譬喻文献,有规诫文、布道文;有教会史著作,有术语表、符咒文、占星文、历日表、葬仪文等8。一组异常珍贵的摩尼教文书,是1980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三封粟特文书信,其中两封都是高昌回鹘境内某地的拂多诞寄给教团更高一级的领袖慕阇的9。这位名为“马尔·阿鲁亚曼·普夫耳”的慕阇,应当是高昌回鹘王国内最高的摩尼教僧团领袖,也是当时整个摩尼教世界的有数高僧。

此外,发源于西亚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同样流传到新疆,在今吐鲁番葡萄沟内的水盘,就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景教寺院,其中出土了大量的基督教文献10,表明这里是区别于高昌城边景教教堂的一个基督教徒隐修之地11。

从过去到今天,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常常会引发冲突乃至战争,因此总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人产生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乃是水火不兼容的这样一种错觉。但是,事实上,在古代世界里,从各种宗教流行和分布的情形来看,占据主流地位的并非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是它们之间的混同与共处。在新疆这一处于“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 的地区,这种文化融汇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且最具典型性12。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宗教的混同形态的共存,才是历史的主流现象。

四、古代新疆的兴衰与丝绸之路同命运

古代新疆为丝绸之路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绿洲王国的城镇分布和馆驿系统保障了丝绸之路贸易的通畅网络,为丝路商人的兴贩贸易活动提供了场所。同时,古代新疆也是丝路各种宗教、思想、文化的流行之区,并且产生了许多学识渊博的高僧,翻译、编纂了大量佛经文本,如摩尼教也曾经在高昌地区盛行一时。古代新疆对于丝绸之路上东西经济、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任何事情都不是单向的结果,古代新疆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也得到了很多回报,从绿洲王国的中转贸易收入,到过往高僧大德给予西域地区的精神营养,都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可以说,古代新疆的兴衰是和丝绸之路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仍然以高昌王国为例。高昌国供奉客使和宽容各种宗教流行的做法,大大地促进了高昌与东西方各国间的交往,高昌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大批胡人的到来,补充了高昌人力的不足;东西方商品的转运,促进了该地区的商品经济,也使绿洲国家从中获得大量的商税收入。在铁勒控制高昌时期,“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 ( 《隋书》卷八三《高昌传》),可以想见高昌商税收入之可观。高昌常常以突厥汗国为后盾,与之世代结亲,借助突厥的势力与西方诸国交往。玄奘西行时,麹文泰作二十四封书信,通龟兹等国,表明高昌与西方诸国的密切关系。同时,史籍记贞观四年,“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朝贡” ,则可见高昌处在西域贸易使团与东方贸易的首领地位。可是,当唐朝与突厥直接对立以后,高昌成为两大势力间的争夺焦点,它却站在突厥一边,遏绝了西域使者前往唐朝的道路。焉耆为争夺过往商贸的利益,请求唐朝绕过高昌,开大碛路以通商旅。高昌为了保持自身在丝路上的商业利益,与突厥连兵进攻焉耆。于是,遏绝使者和攻击焉耆,成为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出兵攻打高昌的主要理由,麹文泰在得不到突厥的援助下,病发而死,高昌国由此灭亡。

从高昌立国与丝路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丝路通,则高昌盛;丝路绝,则高昌亡。我们可以广而言之,丝绸之路通畅的时候,新疆必然昌盛;而一旦丝绸之路由于某种原因而道路断绝,则新疆一定会由此衰弱。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的新疆必将拥有美好的未来。

(2007年10月7日完稿,原载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 ,新疆人民岀版社,2008年,298—303页;2010年7月10日修订,以“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东西交往史的角色”为题,载桥寺知子、森部豊等编《 アジアが结ぶ东西世界》 ,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5—13页)

1 榎一雄《禺氏边山之玉》,《东洋学报》第66卷第1—4号,1985年,109—132页;又《榎一雄著作集》第1卷,汲古书院,1992年,265—285页。

2 参见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4—14页。

3 参见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年, 73—83页。

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18、21页。

5 参见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辑,1982年,17—24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138—139、175页。

6 参见荒川正晴《唐帝国と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动》,《东洋史研究》第56卷第3号,1997年, 171—204页。

7 参见荣新江《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与祆教初传高昌问题》,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1—13页。

8 M. A. Boyce,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 Veröffentlichung Nr. 4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0.

9 吉田丰《粟特文考释》,柳洪亮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3—199页。

10 N. Sims-Williams, “Die christlich-sogdischen Handschriften von Bulayiq”, Ägypten, Vorder-asien, Turfan: Probleme der Edition und Bearbeitung alt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 Berlin 1991, pp. 119-125.

11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165—214页。

12 H.-J. Klimkeit, “Synkretismus in Zentralasien-eine Zwischenbilanz”, Synkretismus in den Reli-gionen Zentralasiens, eds. Walther Heissig and Hans-Joachim Klimkei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7, pp. 20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