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讼费
在传统中国，讼费本为陋规，主要由书役私下收取。直至近代，在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西方近代法律的引进与移植，令讼费法定逐渐成为主流趋势，而法定后的讼费亦成为司法之正当收入。“民间因曲直不定，始经涉讼，以期官家保护而维持之，本不应收取费用，转滋扰累。惟中国讼费一端，几无一处不有，若任暗中索取，小民受害益深，反不如明定章程，酌量收费，较为无弊。况各国于诉讼一事，无不征取手数料（手续费）。仿而行之，益于国亦无损于民也。因此词讼费一端，应亦为正当之收入。”[44]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沈家本等制定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在第11节规定有“各票及讼费”，讼费首次被规定在国家法律草案中。
沈家本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初，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组织起草了《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讼费规则”被规定在第4编，这是关于讼费最早的地方性法律规定。同年2月，随着袁世凯天津审判厅的试办以及《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的实施，讼费法规正式被付诸地方司法实践。12月，清政府奏准颁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该章程在参考《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的基础上，在第3章“诉讼”中设定了“讼费”一节。至此，国家法律对当事人参与诉讼必须缴纳费用作出了明确规定，讼费完成了从传统非法陋规到近代合法司法收入的转变。[45]对于中央这一举措，奉天省表示认可并称：“我国从前无名讼费几无处不有，若任暗中索取，小民受害益深，反不如明订章程，酌量收费，较为有利无弊也。”[46]关于讼费征收及其征收标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讼费征收仅限于民事案件，并根据财产关系将民事案件分为“民事因财产起诉”案件和“民事非因财产起诉”案件，其中民事因财产起诉案件是按照诉讼标的价额收取诉讼费用，民事非因财产起诉案件是按照百两以下数目征收讼费。[47]
表1-1 《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讼费标准[48]
继《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颁行后，宣统二年（1910年），在修订法律馆大臣沈家本的主持下完成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同年12月法部制定了《民刑事讼费暂行章程》，二者均对讼费规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因次年清廷统治宣告终结，使得《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刑事讼费暂行章程》的影响极为有限，远不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因此，《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成为清末讼费征收的主要法律规范。
在《黑龙江省财政说明书》中，根据司法收入子项经费性质的不同，司法收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定额者；一类是无定额者。其中，有定额者又被细分为二：一是向有定章者，即呈奏中央，获准通行，再按章征收的费用，如讼费、和息费、控债提款等；一是无定章者，即“由各属自行酌定，禀准遵行”，如状纸费、保呈费等。至于无定额者，则是指罚金、赎金及赃款等项。[49]按照《黑龙江省财政说明书》对司法收入的分类，讼费是属于“有定额者”中的“向有定章者”，即讼费征收及其征收数额是经中央批准并按照《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等法律规定执行的。
地方在讼费征收上，各审判厅多能遵照法部定章执行，在民事案件审结后，“责令理屈者缴纳讼费，所收多寡，视案为断”[50]。但未设审判厅的各州县中，有的仍沿旧习，“各自为法，名目繁多，收费亦不一律”，如四川各州县收取状纸费、代书费、传呈费、差费、房费、堂礼费、具结完案费等，这些费用向无统一规定，各种之多寡亦极参差。[51]对此，《奉天省财政说明书》认为：“讼费一项，各级审判厅所征收者，既经法部奏准通行，尚为斠若划一，自不便轻言更改。惟各州县所收讼费，沿用习惯办法，意为轻重，殊不正当。自应比照现行审判章程一律办理。庶几有益于公，无损于民。”[52]宣统元年（1909年）时，都察院代学部参事江瀚亦上奏称，“各省讼费，名目繁多，百端需索，冤纵获理，家产已倾”，而力求整顿讼费。清廷亦也因此下谕内阁，令“京外问刑各衙门，将一切弊端，认真厘剔，不得视此旨为具文”，并称“傥再查有各项情弊，定行严加惩处”[53]。当然，也有的州县以讼费名目统一收取。浙江湖州是“特定讼费数目，贴谕大堂，以杜苛索”“无论在案人多少，分作两造，各出钱八千，为书役纸笔工食之费，过堂一次，两造再各出钱一百文，分给站堂人，作为工食，此外如再多索分文，或按名指索，查出重惩云云”。对于湖州做法，有评论认为，应兼顾书役和讼者而采取分等次或理屈者并缴之法，“书役不能枵腹供差理所必然，与其私索无底，何如明定规条，惟案情有轻重，讼者有贫富，似宜酌分等次，或全数责令理屈者并缴，更昭周密”[54]。上述评论中提及的“酌分等次”与“理屈者并缴”之法，事实上早在天津县就有所实践。天津县因“各署书役借讼索规，为害地方，实非浅鲜”，故“将书差积弊一律革除，酌定讼费，以资书吏差役办公之用”，“讼费划分三等，上户大制钱十吊，中户八吊，下户六吊，一经判定，即由理屈者当堂交纳”[55]。不仅天津，奉天兴仁县在讼费新章颁布后，牌示民众，称本县讼费依照上、中、下三户等收取，“上户交制钱八吊，中户六吊，下户四吊，结案之日，无论原被，责令理屈者当堂交纳”，“贫户量予酌减”，“和息之案，照讼费等次数目，由原被各半呈交”[56]。按照户等高低收取讼费的还有黑龙江，其做法是将“讼费定章分三等征收：上户三十吊，中户二十四吊，下户十六吊”[57]。
自唐宋以来，户等高低与民户包括田产在内的家产有关，“量赀定产”，以分户等。[58]“赀产富余者为上户，家道充足者为中户，衣食不给者为下户。”[59]户等区分多因赋役征收所需，户等高低决定着民户赋役缴纳的多寡。奉天兴仁县与黑龙江取赋役之户等用于讼费征收，是以民户家产之多少取代讼物价额之讼费标准。换言之，讼费的征收不是以诉讼标的价额多少，而是以诉讼主体经济状况为标准征收。这一地方性变通，无疑对于诉讼当事人是有利的，因为以户等为标准的讼费征收相比以诉讼标的为标准的诉讼费征收，在价格上更加经济；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是有利的，因为对于大额讼物，尤其是田产争讼，以诉讼当事人经济状况为基础的户等标准更易于一般民户接纳而避免讼费拖欠。此外，在无法确定讼物价额的情况下，户等标准也更易操作与执行。
按照户等高低收取讼费，同时又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在讼费标准上，黑龙江对所有民事案件采用相对统一的讼费标准，未对民事案件作出“民事因财产起诉”案件和“民事非因财产起诉”案件的区分。二是在讼费额度上，也并未完全按照法定额度征收。
清代实行的是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银两和铜钱（制钱）均作为法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一般而言，政府财政收支以银两为计账单位，民间主要商品价格也以银两计价，但在实际交易中大额贸易多以银两计账和支付，小额零售贸易则以银两或钱文计账，并以钱文支付。[60]
《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的讼费标准是以银两为计算单位，但不少地方是以钱文计算。天津规定讼费是“上户十吊，中户八吊，下户六吊”，奉天兴仁县规定讼费是“上户八吊，中户六吊，下户四吊”[61]。顺治元年（1644年），中央将银钱比价规定为钱1，000文兑换银1两。但有清一代二百余年中，银钱比价一直起伏不定，尤以嘉道至宣统这段时间变动为甚。[62]根据学者研究，光绪年间的钱银比价，约在每两银价为2，200文。[63]如果以每两银价2，200文计算的话，天津的上户、中户及下户应分别缴纳银4.5两、3.6两及2.7两的讼费；奉天兴仁县的上户、中户及下户应分别缴纳银3.6两、2.7两及1.8两的讼费。除制钱外，清代黑龙江还存在被称为“中钱”的货币体系。黑龙江“中钱”在当时6.4吊约合库平银1两。[64]黑龙江规定讼费是“上户三十吊，中户二十四吊，下户十六吊”，核算为库平银则上户是4.7两、中户是3.8两、下户为2.5两。
从上述地区讼费情况可见，黑龙江上户缴纳讼费最高，为银4.7两，其次为天津银4.5两，最少为奉天兴仁县银3.6两，这意味着无论案件诉讼物标的额度多高，三地讼费征收的最上限是在银3—5两之间，而这一数额是介于《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的诉讼物标的价额100两以下与250两以下应缴纳讼费额之间（参见表1-1）。如果以诉讼物标的价额百两和千两作为分界，将国家讼费标准分成下、中、上三个档位的话，上述三地讼费大致处于国家规定讼费标准的中下档。变通之外，亦有变通，黑龙江拜泉县和木兰县在征收讼费时，不论户等高低，一律收取定额讼费，拜泉县为28吊（约4.4两），木兰县为9吊600文（约1.4两）。[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