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作背景

1　生存压力与文化革新

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压力及其引发的文化革新诉求，是中国科幻出现的根本动力。

19世纪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民族国家的崛起。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驱动下，列强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市场与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彻底重塑了世界格局。科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的科技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为征服者提供了明显的优势，也为现代科学赢得了威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科学的整套理性态度、方法、观念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并得到借鉴和仿效，成为理想的思维方式甚至生活方式。某一学科领域的阶段性认知，常被特定时代的大众视作可靠的定论来接受，并在传播的过程中遭到过度阐释乃至滥用。特别是由达尔文生物演化理论变异而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人群进行“科学”分类以解释不同人种差异并给予优劣评判的人种学等，帮助殖民者建立起一套“文明—野蛮”的叙事逻辑。“前现代的”“专制的”“野蛮的”“蒙昧的”东方帝国，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的”“民主的”“文明的”“科学的”西方国家有待启蒙或征服的对象。

在坚船利炮的护送下，西方的文明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激起回响。晚清的开明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从“天下”之核心沦为了“万国”之一员。与被圣人视为道德沦丧之乱世的战国时代不同，“新战国时代”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正当”竞争。曾被视为“夷狄”的西方人，如今成了“文明”的代表，礼仪之邦反倒沦为“野蛮”国度，焦虑和希望的情绪油然而生。面对世界的日新月异和西方的日进无疆，岌岌可危的中国必须亡羊补牢，通过自强摆脱覆灭之灾，在未来与白种人平分秋色。

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科技强大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和制度原因。于是，制度变革和文化革新的呼声随之高涨，知识界对社会科学和人文读物的译介也逐渐超过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救亡图存的人们如饥似渴地汲取西学，改变了对时空的认知，产生了对未来的想象，为科幻小说的萌发提供了适宜的文化氛围。

2　新知传播与想象转轨

西学新知的传播及其对国人想象力的引导，是中国科幻出现的重要前提。

“科学幻想”的本质是现代科学对想象力的激发与引导，这一过程在中国的发生起源于近代“科学救国”的思潮。起初，对西方科技的学习较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缺乏系统、全面的认知。庚子国难后，清政府于1901年揭开新政序幕，推动新式学堂建设。1906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此后，接受正规、系统的现代教育的学子数量快速增长，数以百计的译书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西学输入的广度和深度都明显增加。据统计，1896—1911年间，西学书籍的译介超过晚清此前译书的两倍。得力于新式教科书的编译，像八大行星、地层构造、化学元素、万有引力等知识在20世纪初即已进入童蒙教科书，成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必须了解的内容。新知识开始塑造新的眼光，中国人的想象力逐渐转入新的轨道。

首先是宇宙观的变革。1618年，第一架新式望远镜传入中国。此后，各式西洋奇“镜”不断震撼国人的眼球，前所未见的奇观令本土的神话传说黯然失色。乾嘉大儒阮元就曾作《望远镜中望月歌》，指出“广寒玉兔”已成空话，他还遥想月球上的人类也在用望远镜望向地球。1885年，康有为也通过望远镜观看火星，领悟诸星上有诸多文明，生出“天游”之想。随着现代天文知识的普及，过去带有神明色彩的天上宫阙，演变成了凡人可以企及的物理实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地球只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中国”只是地球上的“万国”之一。“天朝上国”思想随之瓦解，对尚未被西方探险家发现的未知地域的渴望，乃至对地外广袤太空的探索之心随之产生。

其次是“未来”观的出现。古典时代的中国人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或是已然失落的过去，或是时间静止的世外桃源。在进化论被视为“公理”之后，“未来”在线性时间观中浮现了，技术发明的层出不穷让物质富足的世俗乌托邦呼之欲出。1891年，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名著《回顾—公元2000—1887年》被译成中文，并于1894年以《百年一觉》为名出版单行本。小说描绘了资本主义竞争消亡、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2000年，令晚清思想界备受鼓舞。很快，康有为也在《大同书》中为人类规划了消泯国界与种界、高度自动化、科学发达、医学昌明、道德完备、太平康乐并可在宇宙中翱翔驰骋的大同美景。尽管这部奇书在晚清没有公开出版，但其中对科技乌托邦的乐观期待亦可视为一种“科学幻想”。

最后是“身心”观的革新。一方面，现代生理学与卫生学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结构和病因病理的理解，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的技巧、显微镜对于微生物的发现、X光对于人体内部病情的诊视，令妙手回春、长生不老的梦想有了科学的根据。另一方面，作为对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反动，主张精神力量能够超越物质的诸多学说也披着“新科学”的外衣登场。例如，传教士傅兰雅翻译的《治心免病法》（1896）原本是教导信众通过信仰战胜疾病的宗教手册，却以卫生学教科书的面目在中国出现。书中的“以太”观念让谭嗣同深感共鸣，被后者在《仁学》中发展成沟通天地万物的关键：通过物理学提供的这种无所不在的假想介质，人们的“脑电”可以彼此沟通，最诚挚的意志可以感动他人，消解隔膜，拯救苍生。与这种形而上的蓝图相比，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对作为一种新兴医疗手段出现的催眠术怀有更切实的期待，认为可以通过操控受术者的心智，实现治愈生理疾病、戒除不良嗜好、改造人格乃至进行革命暗杀的目的。尽管路径不同，但谭嗣同和革命党人都以先进的西方知识为依据，制订了管理、救治国人身心的科学幻想式方案。

总之，正是“科学”的探照灯，让古老的梦幻开始动摇、褪色、瓦解，被新的现代梦幻所吸收、转化和替代。换言之，在晚清，科学幻想不仅仅是某一类虚构故事，而首先是想象力的转轨，是人们对世界、真理、命运的探索方式之一。在新的轨道上，人们发挥想象，尝试去解决数千年来从未面临过的困境。

3　小说新民与出版繁荣

小说地位的上升及出版界的繁荣为中国科幻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空间。

在19世纪末的西方及日本，流行着关于国家的生物学伦理修辞：“国”是由“民”构成的有机体，国民的身体和精神的腐败或强健，是国家衰弱或富强的根源。这种修辞顺利地被晚清学人接受，如何教育、管理国民的身心日益成为启蒙者的关注重点。不论是鼓动民众的公共意识以增进爱国思想、要求废除科举以鼓励学子学习实用学问，还是普及科学知识以破除迷信、反对女子缠足鼓励女学等，皆以保国保种为宗旨和目的。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原本地位不高的小说，也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启蒙者的重视。随着印刷技术的更新换代，近代报刊出版迎来了繁荣。刊载小说成为吸引读者的普遍做法，小说对民众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日益突出。甲午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人都主张，小说对于欧、美、日等强国的进步有重要帮助，小说影响民众之力胜过经史、可用之于教化的主张也愈发增多。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并连载《新民说》，同年又创办《新小说》并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极力宣传小说的魅力，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格等皆受其影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一应时而生的有力论述，迅速激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促使小说的译介和创作在晚清最后十年迎来了高潮。据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导言）统计，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的七十余年间，报刊所载小说4202种，其中自著3431种，翻译771种；单行本小说共计1393种（161种先在报刊连载），其中自著821种，翻译572种。其中，1902年正是数量激增的起点。此后十年，出现了花样繁多的类型标签：侦探、侠情、政治、立宪、哲理、理想、历史、虚无党、军事、写情、苦情……这既反映出小说出版的繁荣，又表达了人们对小说社会功能细化的期待，比如，“军事小说”可以培养尚武精神，“冒险小说”可以激励冒险精神，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标签的使用非常随意，同一作品经常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所以，尽管当时尚无“科学幻想”一词，但不少“科学小说”“理想小说”“政治小说”“哲理小说”的内容，都说明晚清小说家已经在进行本土科幻创作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本质，就是以科学破除迷信，重塑国民理想，服务“新民”大计。对此，《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说得十分清楚：“思想犹光线也。无数之光线，范以聚光镜，则汇于一点；若以麤劣之质承之，则散漫而无归宿。科学者，思想之聚光镜也。……循公例，明界说，精诚所至，金石可开。否则，以好奇之心，发为不规则之谬想，横溢无际，泛滥无归，如我国旧小说之所演述者，诚不足当格致之士一噱也。”

功利化的小说观与想象力的科学转轨相汇合，让科幻小说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并担负起了以其趣味性情节吸引民众以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

4　幻想土壤与域外移植

将域外科幻作品移植到本土幻想土壤，成为中国科幻创作发生的直接诱因。

中国有着悠久的幻想文学传统。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们对宇宙的瑰丽想象，歌颂了人类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列子·汤问》中的偃师造人、《酉阳杂俎》中的鲁班制造木鸢、《夷坚志》中的下颚移植术、《梦溪笔谈》中返老还童之药等故事，流露出世人对能工巧匠、妙手神医帮助人类摆脱疾苦的期待；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投射出逃避现实、寻求安宁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博物志》中的奇肱国“飞车”、《拾遗记》里的神秘飞翔机械“贯月槎”，反映了对域外乃至天外文明的好奇或恐惧。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亦不乏幻想色彩：《红楼梦》是补天石的红尘幻梦，《西游记》是石猿得道的心路历程，《三国演义》里的木牛流马和《水浒传》中的呼风唤雨都令读者回味无穷。

到了晚明，耶稣会教士带来了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三棱镜等西洋发明，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小说中的幻想元素随之扩展。明代李渔《十二楼》中的《夏宜楼》，不但让望远镜成为主人公获取情报并巧妙实现心愿的重要工具，还对显微镜、焚香镜、端容镜、取火镜、千里镜做了介绍。不过，这只是现代科技在中国文学中偶然的出现。《红楼梦》里刘姥姥在贾府看见自鸣钟时的惊愕，反映出西洋器物在当时仍只是宫廷和上流社会赏玩的奇技淫巧，不足以对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近代以来，西洋元素更多地被融入小说中。由俞万春所作、刊于1853年的《荡寇志》让白人武器发明家成为宋江手下的干将，为梁山好汉打造了众多新式战器（如类似于坦克的“奔雷车”、相当于潜水艇的“沉螺舟”等），别有一番风味。王韬于1884—1887年间在《点石斋画报》上连载的《淞隐漫录》，则将蒲松龄式的狐仙精怪推上全球化的新舞台。其中的《海外美人》（1885），将“画皮”的故事植入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中，为古老的人造人主题引入现代意韵。1899年刊刻的《平金川全传》，让神仙法术与军事技术的狂想杂糅共处。这些作品虽非“科学幻想”，却呼应了富国强兵、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预告了现代科学对中国文学的深度渗透。

随着西学的加速涌入，前科学时代的不羁“幻想”开始被科学精神、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进化论史观等现代思想牵引，转向新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域外科幻作品成为重要的刺激物与参照系。

目前所见，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科幻作品当属前已述及的《百年一觉》。戊戌之后，以科学为主要内容或想象基础的域外小说陆续进入中国，特别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颇受欢迎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更是被追捧。1900年，被译者薛绍徽、陈绎如视作学习西学的浅近之书的《八十日环游记》由经世文社出版，开启了凡尔纳小说在中国的“旅行”。该书以英译本为蓝本。此后凡尔纳的作品更多经日译本转译。1901年，梁启超根据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翻译的《十五小豪杰》开始连载，书中的少年冒险精神正符合梁氏《少年中国说》所期待的青春气象。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又推出了《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成为目前所见在汉语中第一部与“科学小说”一词对标的作品。至此，“科学小说”正式成为“小说界革命”的一个努力方向，并被视作文明世界的先导、普及科学的利器，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介入对“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其中最为后世熟知的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周树人。作为《新小说》的热情读者，怀有科学救国梦想的他先后翻译了四部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3）、《地底旅行》（1903）、《北极旅行》（未出版，今已遗失）和《造人术》（1906），前三种原作者均为凡尔纳。在他看来，科学小说“经以科学，纬以人情”，能让普通读者在愉悦中“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中国传统小说在这方面十分薄弱，“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月界旅行〉辨言》）

周树人的译本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少影响，但他的观点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引进科学小说的积极态度。在他之前，《铁世界》（凡尔纳）的译者包天笑、《空中飞艇》（押川春浪）的译者“海天独啸子”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知识界的鼓吹必然引起读者的好奇，带动市场的需求，推动更多译介。据统计，1896—1916年间出版的域外小说中，数量前五的有两位科幻作家：凡尔纳（第三）与押川春浪（第五）。不过，凡尔纳作品的中译本署名五花八门，当时的读者恐怕很难意识到它们出自一人之手，就连译介者也未必有准确认识：1902年《新民丛报》17号上提到的《海底旅行》作者“法国欧露世”，到了《新小说》第1号上又变成了“英国肖鲁士”；周树人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因日译本之误而将作者分别标为“美国培伦”和“英国威男”。因此，令晚清读者为之倾倒的大概不是法国作家凡尔纳，而是出色的科学冒险故事本身，它们也为晚清小说家带来了重要的启发。

首先是对“未来”的热情。在这方面，《百年一觉》以及荷兰科学家达爱斯克洛提斯的《梦游二十一世纪》（1903）、押川春浪的《千年后之世界》（1904）等作品让中国读者产生强烈的对比感：“我国谓极盛之世在已往，泰西谓极盛之世在未来。已往则不可复见，而志气因以不振；未来则亟欲其至，而希望因以愈浓。此中西强弱之中判也。”（广告《新译各种书籍》，《新民丛报》，1903年第30期）受到影响的晚清小说家，也开始大量书写符合中国人理想的世界大同美景。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4）、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8）、许指严的《电世界》（1909）、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王钝根的《痴人梦》（1911）等，都寄托了作者对富强中国的期待。这类故事有的直接进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后的未来，有的在结尾说明只是一场美梦。但与过去“黄粱一梦”式的人生空幻不同，“梦”如今已成为通往美好未来的便捷法门，不少小说在题目里直接出现“梦”字。

其次是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化。域外科幻为中国文学展示了新的主题（乌托邦、高科技战争、星球殖民、世界末日等）、新的人物形象（科学家）、新的时空环境（云端、海底、地心、太空、外星等）、情节驱动的新道具（气球、潜艇、X光等）以及新的形式与技巧（通过昏睡躲过衰老和死亡而抵达“未来”、以问答体解说新世界等），为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百年一觉》曾让孙宝瑄心醉神迷；《世界末日记》（1902）中百万年后地球衰颓、人类灭绝的景象，为中国文学所少有，令黄遵宪击节赞叹；未曾刊完的《十五小豪杰》让周作人半个世纪后还念念不忘，也曾给年少的端木蕻良带来了闯荡世界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展现出“幻想”朝“科学”转轨的时代要求与基本规范。庚子国难之后，不少人将愚民轻信怪力乱神归罪于旧小说好言神怪之事。与之对比，凡尔纳的《海底旅行》《铁世界》则令读者心生崇拜，感慨“使吾国民而皆有李梦之科学、忍毗之艺术，中国国民之伟大力可想也”（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在这种反差中，晚清小说家若要名正言顺地书写奇谭怪想，必须托“科学”之威名，加入更多的科学名词与科技发明。例如，“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虽然套用神魔小说斗法模式描写未来的世界大战，却一定要给登场的每一种法宝（“洞九渊”“如意艮止圈”“追魂砂”等）给出一番身世说明，指出其源于西国某科学大家的发明，还在广告中特意提醒读者：所有法宝均有科学来历，绝非“王禅老祖与黎山老母之法宝”。“治逸”所著的《新七侠五义》（1909）同样为大侠们配上了“汽船”“电光剑”“电光石”等先进装备，大概非如此不足以让新时代的英雄惩奸除恶、树立威名，而这一切“皆从生、光、化、电各科学中所发明者，吾中国将来科学进步，发明各种器具，安知不与此书吻合”。“亚东破佛”（彭俞）的《双灵魂》（1907）讲的是一人有二魂之事，明显是寓言之作，作者却编出一套“电学”理论来解释“魂魄”及天堂地狱。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科学”的尊崇以及对科学话语的模仿，成为中国科幻小说诞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