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退修初服”与“陈词重华”的文化心理背景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屈原心灵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他何以会选择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这两条途径，这种选择何以会给予屈原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屈原这种选择的现实意义和深层文化心理背景又是什么？

《离骚》的创作是在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也都指出《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之后。同时，从《离骚》本身的内容看，诗人称楚王为“灵修”“哲王”，担忧“皇舆之败绩”，希望能重新为楚怀王“道夫先路”，这些显然都是诗人被疏后不久，对楚王仍眷眷以顾，抱着很大的期望时的语气，而非被顷襄王所“放”，“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时的口吻。[34]

《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之时，而屈原被疏的原因，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主要是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言，即所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这种谗言显然是对屈原人格的诬蔑和对其行为的歪曲。因此，屈原被疏后心灵的发展变化历程，也很自然地会从“退修初服”开始，进而陈词重华，求证于先圣，以见出自己人格的高尚和所作所为的正确（如其“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等等），以期冀得到楚怀王的重新信用。这就是屈原选择退修初服、陈词重华这两条途径的较为直接的原因和现实的意义。

屈原的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在当日又有着深刻的心理文化背景，即先秦诸子，无论是老庄还是孔墨孟荀，他们一方面无不注重修身——自身的精神修养和锻炼，以期为世所用，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推尊先王，各为所用。由此构成了一种深厚而强大的心理积淀和文化态势。

老子谈“善建”“善抱”之道时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35]把修之于身作为修国、修天下的起点和前提。《庄子·外篇·天道》中说，士成绮见老子问如何修身，老子没有正面回答他，却不客气地指出他在修身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而容崖然，而目冲然”等。因为，他主张修身治物必须遵从自然无为之道，所谓“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36]。而士成绮恰恰违背了这一点。这当然也代表着庄子一派的看法。

墨子最注重行，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但怎样才能“行”成，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又认为应从修身开始。他说：“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37]并指出：“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38]都是强调修身有助于“其义之成”。

当然，相比较而言，诸子中最重修身的还是儒家。因为他们总是自以为“任重而道远”，需要特别注意修身自持，否则便难以担负起将来的重任。《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39]从修己始，以安百姓终，修己成为实现安百姓的政治理想的基础、必要条件和手段，这与孔子曾反复强调过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都是一个意思，鼓励弟子努力修养锻炼，以求用于世。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对修身作了更明确、更进一步的论述。孟子提出：“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40]“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41]稍后的荀子，更为重视修身，认为：“以修身自名，则名配尧、禹。”[42]“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43]“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44]把修身的作用和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此可见，注重修身本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思想观念和普遍品格。屈原作为一位曾“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杰出政治家，作为一位处身于这样一种自由活跃的文化氛围中的伟大诗人，当然不能不受其深刻影响（主要是儒家修身思想的影响）。他在《离骚》中多次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对自己的内美修能作了形象极美的描绘（同样的描写还见于《橘颂》《涉江》等作品）。诗人如此反复强调、苦苦追求品行和德才的修养锻炼，自然也是期望为君所用，即蒋骥所云：“所修无已，善行乃日进而不可变。此立身之本，而致君之源也。”[45]尤为可贵的是，当诗人陷于“进不入以离尤”的情境，仍反身自求，“退将复修吾初服”，而且通过一番退修初服的心灵磨炼之后，诗人确又奋然前行了。因此，正是从这些地方，诗人向我们表露出其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之心；正是这些地方，向我们揭示出退修初服在诗人心灵发展和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先秦诸子多推尊先王的思想影响，则是构成屈原陈词重华的另一重要心理动因。《庄子·盗跖》中有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子者，世之所高”[46]的话。这虽是所谓盗跖对孔子的斥责，是异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是对贵古贱今思想的批判，却也说出了尧、舜、禹、汤等先王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当时已经很高（不过，他们心目中的先王概念并不完全一致，此且不论）。所以，墨子主张尚贤，与人论辩就喜欢“考先圣大王之事”[47]。道家认为古人生活在混茫之中最好，伏羲、黄帝、尧、舜等一代不如一代。其实这仍是一种崇尚先王的反映。法家也崇尚先王圣人，不过这个先王主要是黄帝。至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之士，更是每事必称先王。这不仅在《论语》《孟子》中多有记载，而且从先秦其他士人的言论中也可看出来。如，《庄子·人间世》托词颜渊说：“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成玄英疏：“忠谏之事，乃成于今，君臣之义，上比于古，故与古之忠臣比干等类，是其义也。”又曰：“敻古以来，有此忠谏，非我今日独起箴规者也。”[48]从屈原之陈词重华所表现出的思想情感来看，可以说屈原的思想正与儒家和先秦其他士人推尊先王的观念相通。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比干、伯夷……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49]“北方之思想”主要应指儒家思想，但又不限于儒家思想，王氏之论可谓有识。

在上述思想文化背景衬托之下，也由于诗人“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气质，他更易于在思想上与时人称举尧舜的习惯合拍，对历史上君臣离合与国家治乱之迹更敏感熟悉，更有鉴察力。所以，在诗的前半部分，诗人屡屡申言“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退修初服之后，更有了向重华陈词的大段申诉。这样，“法夫前修”，不但实际上已成为诗人政治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与前代圣王贤臣契合的想象中，也融入了诗人期望再为楚王所用的苦衷。由此，这才能给诗人以精神力量，使其最终摆脱心理困境，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

总之，退修初服与陈词重华，其所以能在诗人的心境转变中起重要作用，如果仅仅归之于表层意义上的诗人好修的思想特征、政治家的气质和生活遭际的逼迫，或者泛泛地归之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归之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显然都还不够。因为，不论是退修初服还是陈词重华，其中都深含着先秦士人以道自任、注重自身修养锻炼的思想文化底蕴，铭刻着国家治乱、社会沉浮的前车之鉴对诗人心理影响和支配的印记。正是有赖于这种长期凝聚、积淀的深层心理文化因素，以及其对诗人内心的潜在影响，有赖于对历史发展、民族盛衰的深重的忧患意识，诗人才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族与个人、历史与现实在深层心理上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深潜意识的巨大力量，在困厄之际支持、推动了诗人心灵的发展，决定了诗人的命运，而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不过是诗人心灵中这一深潜意识的两种表现途径而已。

“诗可以怨”，“诗穷而后工”，自然都是伟论，但假如诗人只是限于写怨写穷，而不能冲出忧怨情感的漩涡，摆脱心理困境的束缚，从忧怨中奋起，从个人穷通中超越出来，开拓心胸，去进行更高情感层次的追求，那就势必如鲁迅先生曾指出过的，“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指《离骚》）者多矣”[50]，即使有可资借鉴的南方文化的创作因素，《离骚》也未必能放射出如此“惊采绝艳”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光彩，更不用说什么“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之所以伟大，《离骚》之所以不朽，不仅在于诗人抒发了自己虽“独穷困乎此时”，却仍然“忍而不能舍”的对理想上下求索的伟大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在于表现了其虽处“进不入以离尤”之境，仍要“退而复修吾初服”，继续奋然前行的可贵品质；也不仅在于诗人创造性地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所作出的那些意象缤纷、风格宏丽的奇特描绘；而且还在于诗人具体生动、深刻鲜明地再现了自己内在心灵中忧怨抑郁、犹疑徘徊的心理困境，以及诗人自己怎样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继续坚定执着地进行自己伟大追求的全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