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最近几年的事态发展,启发我们对于科学的社会功能进行严肃的反思。我们一直相信,科学研究的结果,必然带来人类生活状况的持续改善与繁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经济危机表明,科学,也很容易带来破坏和浪费。于是有舆论呼吁,应该停止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岌岌可危的人类文明。面对这些批评,科学家们也不得不自觉地去思考,自身的专业工作与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本书尝试来分析这种关系,并讨论科学家个人或团体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目前的科学状况负责,进而给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确保科学的社会功能是有益的,而非破坏性的。
首先,应该明白,科学的社会功能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不能把两者彼此孤立看待。科学早已不只为单纯满足绅士阶层的好奇心,更不是对于少数天才大脑的慷慨捐助,而是正逐渐成为国家和产业支持的社会事业。科学主体,也逐步从个人转型为科学共同体,这也意味着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仪器设备和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但由于目前科学事业发展的不协调和随意性,使得无论是科学的内部组织形态,还是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都呈现出无效率的状况。若要使科学充分地服务社会,就必须对此加以改革。这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因为组织科学事业的任何尝试都可能会伤害科学的原创性和自由度,而后者是科学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保障。科学,绝不能成为官僚行政的一部分。不过种种迹象也表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尤其是在苏联),在科学事业的规划中,自由与效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
科学的社会应用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科学进步的目的,几乎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来提高物质生产率,以及用于发展武器装备。这不仅导致“技术进步型”失业,更忽略了科学造福人类的更直接的价值所在:健康和生活。科学的不同学科也发展得极不平衡,那些可以立竿见影地产生效益、有利可图的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可谓是生机勃勃,而生物学,还有社会科学,则暮气沉沉。
关于科学应用的讨论,必然涉及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现存的或设想中的不同经济制度,究竟能为最大程度地实现科学造福人类社会,提供多大可能?众所周知,经济离不开政治。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系列战争,面对一场更广泛、更可怕的世界大战,科学家们将难以置身其外,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职业研究工作者,都将深受影响。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第一次处于危机之中。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但是,如果要让科学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并避免所面临的威胁,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公众,都必须对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现代科学本身进行研究,这远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事实上,目前也还没有任何相关研究成果,哪怕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要分析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产业、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是难上加难。这样的任务,不仅需要对科学本身有全面的了解,还需要有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背景知识。我这样讲,并非是为本书找推脱之词。我现在比刚开始写作时更切身地意识到,自己在能力、知识和时间方面的不足。作为一名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我主要埋首于我的专业领域,此外,还有很多事务性工作缠身,我很难连续数日全神贯注来从事本书写作,甚至连必需的文献研究都未能尽如人意。
统计与细节的精确,对于任何学术研究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有时,由于某些档案的缺乏而无法达到精确,或由于档案庞杂,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可能尽量精确。例如,谁都搞不清,各国职业科学家的具体人数(也许苏联例外),还有,究竟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钱,是谁提供了资助。按理说,职业科学家的工作是可以查到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30000多种科学期刊上,但事实上,对他们职业工作的机制和动机,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在描述和评论科学工作的现况时,我不得不主要依赖个人经验。这显然会产生两点缺陷:其一,个人经验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其二,个人结论会带有偏见。关于第一点,与很多领域不同学科的众多科学家的交谈使我确信,我的个人体会在科学界几乎是普遍的共同感受。至于第二点,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是有偏见的。我对于科学事业的缺乏效率、饱受摧残以及不正当应用,是极为愤慨的。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才促使我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撰写本书。虽说,细节方面的偏见可能会导致尖刻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科学家当中普遍存在的愤慨已表明,目前科学的状况确实很糟糕。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中,自由而认真地检讨科学的运行状况。诽谤罪的法律条款、国情因素和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不成文规定,都禁止就具体个案进行褒贬。所以,批评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或许难以令人信服,或也缺乏成效。不过,如果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成立的,那么职业科学家可以提供自身的个案来印证,非职业科学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检验,这样,读者就可以体会,对于科学事业现状的产生原因,本书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合理的解释。
对于身临其境的人来说,目睹科学事业饱受摧残,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疾病、愚昧、苦难、劳苦与夭折,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就是焦虑与虚度的一生。科学可以改变这一切,但唯有科学与社会相互理解、相互携手。
面对如此残酷但不失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作是纯粹、脱俗的那种传统信念,可以说是不切实际,说得更重一些,就是虚伪和耻辱。不过,我们向来就是这样被灌输的,我要表达的观点或许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甚至会觉得是在亵渎科学。但是,本书若能有助于呈现科学事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而表明,科学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两者间的良好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贝尔纳
1938年9月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