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佛派”与现代悲观解读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流行的正统解读，与从古代开启的“奥古斯都解读”在主旨上基本一致：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歌咏了神话中罗马帝国的奠基者，颂扬了罗马立国的艰辛，预言了罗马在未来的辉煌，赞美了奥古斯都结束罗马内战的功绩。史诗通过歌咏罗马祖先埃涅阿斯，含蓄地赞颂了奥古斯都，所以这是一首歌颂在位君主的帝国史诗。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维吉尔史诗的研究开始出现不同于往昔的解读。颂歌变成悲歌，英雄变成杀手，这些悲伤、刺耳的声音，被美国学者约翰逊（W. Ralph Johnson）统称为“哈佛派”解读。由于这个名称简单明了，而且笼罩着哈佛这所名校的光环，所以学界普遍以此来指称50年代初露端倪、60年代渐成气候、此后逐渐被发扬光大，以悲观态度解读维吉尔史诗的批评学派。

“哈佛派”的得名，来自1976年出版的《可视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一书。1书的标题取自弥尔顿《失乐园》卷一，描写撒旦在地狱中的居所。在总结了乐观、正统的解释之后，作者约翰逊提到了“有些悲观的‘哈佛派’”。随后，在一条注释中，他解释了为何这样来命名：“我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对史诗集中做出这样解读的主要著作，都是由与哈佛古典系有关联的学者写成的。他们从4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都在不同时期与哈佛有联系：布鲁克斯、克劳森、亚当·佩里（Adam Parry）、帕特南。”2这就是“哈佛派”的得名。

按照约翰逊的理解，这种解读虽然勉强承认埃涅阿斯具有卓越的美德和崇高的理念，但他被放置在史诗中，始终有一种错位的感觉，而且被涂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通过这个人物，维吉尔不仅质疑荷马式的英雄主义，更有甚者，也同时质疑奥古斯都式的英雄主义，乃至任何形式的英雄主义。以艾略特和珀斯科尔为代表的批评家，认为诗中存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征战，而最后终归以正义、光明、秩序一方获得全胜。但是，“哈佛派”的解读却认为，正邪之间的激烈对决，不仅让双方付出惨重代价，而且最终“英雄、秩序和混沌都被一种不可平复、无从理解的虚无精神所吸纳，甚至被完全吞噬”。3其实早在60年代，就有人注意到这种悲观主义的解释潮流。哈佛学者西格尔在1965年的论文中，已经将这种趋势总结为“对于历史所付出代价的悲观看法，对参与历史的个人所经受的痛苦的强烈敏感”。4约翰逊列出的“哈佛派”主力，也已经先出现在西格尔的脚注中了。5只不过学术界要等到约翰逊来为这个潮流设计出一个又响亮又闪光的名字。下面我将“哈佛派”三位代表人物的观点作简要回顾。

1963年，亚当·佩里发表《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双重声音》一文。6这篇文章突出全诗中悲伤、忧郁、阴暗、悲悼的主题，并用“双重声音”来表明，维吉尔在史诗中所传递的绝不是单一、统一的信息。佩里自己的经典表述如下：“在《埃涅阿斯纪》中，我们听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宣誓胜利的公开的声音和表达悔恨的私人声音。”7这双重声音在史诗中始终保持对立。比如，卷七的“点将录”（7.641-817）让意大利本地的各路英雄在开战之前登台亮相。这些骁勇善战、质朴单纯的古代意大利部落，最终不可避免并入罗马的版图。佩里认为，史诗后一半的悲剧在于罗马帝国的建成是以丧失了意大利原初的纯洁和质朴为代价。意大利的山川为失去自己的英雄而悲悼、恸哭（7.759-760），显示维吉尔特有的忧郁和怀旧。佩里总结维吉尔的诗中经常出现有违“主旋律”之处，其中包括：“对拉丁人英雄时代的缅怀、无处不在的悲伤、在一个你站不对立场就会被消灭的世界中感到人之行动受到限制的苦恼”，特别是“在颂扬罗马之辉煌的颂歌中，经常毫无缘由地出现哀歌的音调”。8

佩里举出的例子，基本上都是维吉尔着意表现悲观、失意、哀痛的段落，比如，卷五结束时，特洛伊人马上要在意大利登陆、结束长期的海上漂泊，而维吉尔偏偏写了舵手帕里努鲁斯（Palinurus）意外落水，淹死在一片黑暗的水面中。9又比如，卷二中埃涅阿斯的妻子克卢莎（Creusa）在战火中失踪，埃涅阿斯想拥抱她的幻影，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我三次想用手臂环抱住她，

她的幻影三次逃离我的拥抱，

她如风一样轻盈，如梦一般迅疾。

ter conatus ibi collo dare bracchia circum;

ter frustra comprensa manus effugit imago,

par leuibus uentis uolucrique simillima somno. (2.792-794)

佩里认为，恰恰是这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能够捕捉到维吉尔的特点：“这几行诗体现了全诗的情绪：悲伤、丧痛、挫败，对原本真切和满意之事物产生出空幻不真的感觉。”10再比如卷六中，西比尔（Sibyl）预言埃涅阿斯率领特洛伊人终将抵达命运所规定的目的地，但那时他们会希望从未到达，因为等待他们的将是可怕的战争（sed non et uenisse uolent. bella, horrida bella...6.86）。在佩里看来，埃涅阿斯无论在流亡中，还是在后来的战争中，经历的都不是英雄主义的凯旋，反倒是困苦和失意：“劳苦、懵懂、苦难乃是埃涅阿斯奔向罗马路途中最忠实的同伴。”11埃涅阿斯失去英雄的品性，不断感叹自己个人的损失。他失去祖国，失去妻子、父亲、恋人，失去盟友托付他的少年武士，他的一生就是不断的丧失。我们来看佩里的这段总结：

《埃涅阿斯纪》本应当是对奥古斯都的礼赞，是新政权的宣传品，却变成另外的样子。历史进程被呈现为不可阻挡，而且的确如此，但是这些进程完成之后,其价值何在，却受到怀疑。维吉尔不断强调罗马取得成就的公开的辉煌……但他也同样强调为了成就这样的辉煌，个人必须付出可怕的代价。不仅仅是热血、汗水和泪水，还有更珍贵的东西在历史必然的进程中失去：人的自由、爱、个人的忠诚，所有荷马笔下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品质都消失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恢宏、不朽、超越个人的功业——罗马国家。12

佩里上面一段写得非常沉痛。如果“哈佛派”需要提供一份宣言的话，我认为这一段当之无愧。

这篇著名论文，被当作“哈佛派”的开山之作。虽然佩里此后没有发表更加系统的相关研究，但这一篇论文已在维吉尔研究史上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德国学者施密特（Ernst Schmidt）在2001年的文章中说，在过往的35年中，佩里的文章成为维吉尔研究中不同流派的旗帜或靶子。13有些学者觉得“哈佛派”这个称呼过于狭隘，更愿意将这一派称作“双声派”（Bivocalism）。这个新名字自然出自这篇论文的标题。14

“哈佛派”第二位代表人物是温德尔·克劳森（Wendell Clausen），他的文章发表于1964年。15和佩里的文章一样，克劳森并不聚焦于任何具体的主题或者段落，而是对全诗做了概括和评述。后来有人评论，这不像一篇专业的学术论文，更像传统文学批评所推崇的散文。16克劳森眼中的埃涅阿斯，不像奥德修斯那样足智多谋、机巧百变，而是“背负命运的使命，不计个人情感”，充满“浸透骨髓的忧郁”。他指出史诗的两面性：“《埃涅阿斯纪》带来的悖论，也是这部伟大史诗让人诧异的地方，在于这本是一首歌颂开国英雄的成就和罗马建立的诗，却竟然记录了失败和丧痛的漫长历史。”17克劳森和佩里一样，都强调埃涅阿斯需要一直忍受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幸：亡国之痛、妻子失踪、狄多的诅咒、父亲的去世等等。埃涅阿斯遭受这一连串的灾难，但他必须对属下强颜欢笑，同时对命运的安排、神意的规划念念不忘。克劳森历数埃涅阿斯个人的损失和悲伤，认为他在史诗后半部被迫投入战争，还眼见自己的人民遭到屠杀，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服从预言的安排。这篇文章广为传颂的是这一句：

维吉尔重视罗马的成就……但他依旧意识到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损失：维吉尔之所以成为他的祖国最忠实的史家，正在于他视罗马历史为人类精神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a long Pyrrhic victory of the human spirit）。18

克劳森之意，在于史诗所描写的埃涅阿斯为了罗马奠基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收获。在此意义上，史诗不关乎任何胜利，而只凸显了伤痛和失意。

“哈佛派”第三位代表人物是帕特南。佩里和克劳森主要以单篇论文取胜，而帕特南出版了一部专著。这就是他写成于1963年、出版于1965年的《〈埃涅阿斯纪〉的诗歌》一书。19帕特南后来一直在布朗大学古典系任教，60年代之后接连不断发表论文，基本以相同的思路分析《埃涅阿斯纪》其他各卷。一直到2018年他还在发表相关论文，是“哈佛派”中生命力最强，也是争议最大的学者。

帕特南的专著是对《埃涅阿斯纪》之中较少为人关注的四卷所作的详细解读。这四卷分别是卷二、卷五、卷八和卷十二。作者采用当时流行的新批评方法，努力寻找分布在史诗不同段落中重复或者类似的词句和意象，从而在史诗内部相距较远的段落之间建立关联。以他第一章中的分析为例。卷二中，希腊人制作木马，将勇士藏在木马腹中（feta armis 2.238），然后派巧舌如簧的西农（Sinon）骗取特洛伊人的信任。而卷一中，风神埃奥鲁斯（Aeolus）拘禁各路狂风的山洞被维吉尔写成暗藏狂风（loca feta furentibus 1.51）。因措辞相近，都有feta一词（孕育、充满），所以二者之间或有联系。又比如，维吉尔在卷二描写彗星一段（2.692-697），使用了“划过”（lapsa, labentem）等词。帕特南说，在卷二描写拉奥孔父子遭受毒蛇攻击以及木马进城等处，都出现过相似的词语。20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上其实不够严谨。因为局部文辞之所以相似，可能有多种原因，不能凿之过深。维吉尔创作史诗的周期长达十年，不排除相同的词句，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被诗人套用到相近的场景。又或者史诗内部也存在诗句和意象的自我重复、循环使用的情况。只有在极其特殊、意义重大的段落，如果出现和主题强烈相关的重复词语，才可以做一定的引申。所以，现在看来，帕特南对很多段落的讨论，未免有些随意。

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最后一章对于《埃涅阿斯纪》末卷的分析，尤其是全书最后十页，充满纲领性的文字。卷十二是史诗的尾声。此前，特洛伊人与图尔努斯率领的军队展开拉锯战，互有胜负。埃涅阿斯得到阿卡迪亚国王埃万德（Evander）的鼎力支持，埃万德还派自己的爱子帕拉斯参战。但帕拉斯被图尔努斯在战场上杀死，埃涅阿斯深感有负于埃万德的托付。史诗结尾处，埃涅阿斯终于有机会与图尔努斯单打独斗，并击倒对手。图尔努斯躺卧在地，向埃涅阿斯乞降。埃涅阿斯瞥见图尔努斯从帕拉斯身上掳去的剑带，想起年轻王子惨死在图尔努斯手上，登时怒火中烧，一剑制敌于死命。

帕特南将末卷与卷二作了对比。卷二中，阿喀琉斯之子皮鲁斯（Pyrrhus）在祭坛旁边，残忍杀死特洛伊老王普里阿摩斯（Priam）。帕特南通过对关键字词的分析，发现卷二描写皮鲁斯的文字，此时也用来描写战场上满腔怒火的埃涅阿斯。他进一步推论，维吉尔有意将此时的埃涅阿斯，刻画成当年大肆屠戮特洛伊人的希腊武士。昔日的皮鲁斯，在特洛伊陷落之时滥杀无辜，而此时的埃涅阿斯也对拉丁人大开杀戒。埃涅阿斯是昔日的受害者，曾目睹希腊武士砍掉特洛伊老王的首级，今日却一变而成为入侵者、杀戮者。帕特南认为：“以忠义著称的埃涅阿斯，故意在他制造的浩劫中放纵自己”，“他不再是命运的猎物，而是自己满腔怒火，这怒火正和过去针对他的怒火一样强烈”。21按照帕特南的理解，原本以忠义、仁孝、坚忍而著称的特洛伊英雄，如今却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从流亡者变成侵略者，从孝子变成残暴的杀手。

在分析埃涅阿斯杀死敌手之后，帕特南提到了维吉尔的“悲观主义”，指的就是与埃涅阿斯的功业相伴的苦难和牺牲。而这也是“哈佛派”共同关心的主题。比如下面这一段就值得全文引用：

《埃涅阿斯纪》往往被解释为对奥古斯都一朝罗马之伟大的理想愿景，但图尔努斯和他的世界被毁灭，充分否定了这一浪漫的看法。这一悲剧也否定了维吉尔作为这一时代桂冠诗人的形象——似乎他在宣扬奥古斯都影响深远的成就所带来的克制、仁慈和某种谦卑。奥古斯都时代，在数十年战乱之后创造了一定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当得起人们经常加给它的“古典”这一称号。但是，只有对《埃涅阿斯纪》全诗最肤浅的阅读，才能在其主人公身上发现奥古斯都这个原型，更糟糕的是，才能发现对于罗马伟大成就的称颂。暴力和非理性的力量曾在埃涅阿斯周围盘旋，通过人物、事件和伴随的象征，最终没有使他降伏这些力量（……），反而让他彻底屈服……22

按照这样的思路，埃涅阿斯杀死劲敌、在意大利立足、实现了命运的规划，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算是他的胜利。帕特南总结道：“卷十二结尾处，战败的乃是埃涅阿斯，而图尔努斯在个人悲剧中反倒成为胜利者。”更有甚者，帕特南认为埃涅阿斯没有达到更高的道德标准，因为他为了帝国的胜利不惜杀害生命，而且将“个人的仇恨”（private hatred）等同于英雄的成就。23

有关《埃涅阿斯纪》的结尾，我在第五章还要详细分析，看看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的冲突到底算不算“私仇”和“个人恩怨”。这里仅概括帕特南的观点，以观“哈佛派”的基本思路。在简要总结了“哈佛派”三位代表的基本观点之后，在本章后半部分，我用史诗中的两个例子，来回顾“哈佛派”以及与他们立场相近的学者如何在具体段落中落实他们的主张。

1 W. R. Johnson, Darkness Visible: A Study of Vergil’s Aenei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2 Ibid., p. 11; p. 156, n. 10.

3 Ibid., p. 11.

4 Charles Paul Segal, “ ‘Aeternum per Saecula Nomen’. The Golden Bough and the Tragedy of History: Part I”, Arion 4.4 (1965), p. 618; p. 654, n. 2.

5 Ibid.西格尔在该文第654页脚注2中已经列出布鲁克斯、克劳森、佩里和帕特南的著述，与约翰逊所列完全一样。不过，西格尔还加上了L. A. MacKay发表于1963年的论文。

6 Adam Parry, “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 Arion 2 (1963), pp. 66-80. 亚当·佩里1928年出生于巴黎，其父乃是著名学者米尔曼·佩里（Milman Parry, 1902—1935年），当时正在索邦攻读博士。米尔曼·佩里发现荷马史诗乃是古代的口传史诗，很多文学手法，比如伴随著名人物出现的“名号”（epithet）、重复出现而且循环使用的“套语”（formulas）等等，都是口传史诗的重要特点。他的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20世纪荷马史诗的研究方向。不幸的是，米尔曼·佩里33岁就去世了。亚当·佩里和他父亲一样，也英年早逝。1971年，他和妻子Anne Amory Parry（也是一位古典学学者）死于一场车祸，年仅43岁。有关亚当·佩里的经历和学术成就，可参看他在哈佛的老师E. A. Havelock的悼念文章：“In Memoriam Adam and Anne Parry”, in Donald Kagan (ed.), Yale Classical Studies, vol. XXIV (Cambridge UP, 1975), pp. ix-xv；以及英国学者G. S. Kirk的悼念文章“Adam Parry and Anne Amory Parry”, Gnomon 44.4 (1972), pp. 426-428。

7 Parry, “The Two Voices”, p. 79.

8 Parry, “The Two Voices”, p. 69.

9 佩里在文章中没有详述这段故事。帕里努鲁斯在卷六也出现了，所以，这样的安排，部分原因是为他和埃涅阿斯在冥间相遇打下伏笔。如果完全理解为在胜利的凯旋曲中有意加入悲哀的曲调，则恐失之片面。

10 Parry, “The Two Voices”, p. 71.

11 Ibid., p. 75.

12 Parry, “The Two Voices”, p. 78.

13 Ernst A. Schmidt, “The Meaning of Vergil’s Aeneid: American and German Approaches”, The Classical World , 94.2 (2001), p. 147.

14 Nicholas Horsfall,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Virgil (Brill, 1995), p. 192.

15 Wendell Clause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eneid ”,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8 (1964), pp. 139-147.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于1964年，但实际写于1949年。

16 Richard Jenkyns, “The Conversation of Gentlemen”, Classical World 111.1 (2017), p. 79.克劳森这篇文章只有5条注释，而且所引用的均非专业文献，明显是要从大处着眼。

17 Clause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eneid ”, p. 143.

18 Ibid., pp. 145-146.

19 Michael C. J. Putnam, The Poetry of the Aeneid (Harvard UP, 1965).

20 以上两个例子，分别见Putnam, The Poetry of the Aeneid, pp. 14-15, pp. 40-41。

21 Putnam, The Poetry of the Aeneid, p. 179.

22 Putnam, The Poetry of the Aeneid, p. 192.

23 Ibid., p.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