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书刚刚酝酿时、写作艰难时、接近完稿时，我都曾在心里筹划这篇自序该怎么写。这既是自我麻醉，也是自我激励。花在构思自序上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能让我再多写半章了。但真正完稿了，反倒有些意兴阑珊。而且时间跨度太长的构思，如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有些话还是要简单说几句，包括个人的体会以及对师友的感谢。
翻看以前的笔记，发现这本书的大纲拟定于2007年。当时还多少有些意气风发的资本，所以制订计划时，更加雄心勃勃。比如，按原计划，我会献给狄多女王两章；罗马诸神中，我会为朱诺单辟一章。这部分设想没有实现。但大纲的主体，我还是勉力完成了，只是时间拖延太久了。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是4世纪和5世纪几部拉丁文圣经史诗，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基督教作家对维吉尔诗句的模仿和改写。当时我对《埃涅阿斯纪》已有初步研究，但博士论文中的维吉尔只是后代诗人的文学范例和模仿对象，所以对这部史诗本身的研究并不是论文的核心。2002年开始在北大教书，我慢慢觉得研究工作的次序非常重要。经典文本在后世的解读、接受、模仿和重写，是越来越受重视的研究领域。但这种广义的“接受研究”，也会有一定的风险。研究者有时不需要对经典本身下功夫，而只需在经典形成之后漫长的“接受岁月”中挑选中意的作家和题目，也可以完成有意义的工作。但严格说，缺少对原典本身的深入研究，终究会限制自己的学术眼光和思路，不利于对原典接受史的考察。所以，为了让自己安心，我决定对《埃涅阿斯纪》本身下一些功夫，以确保在研究后世对维吉尔的接受和改写时，自己先获得一个稳固的支点。同时，我也发现国内学界偏爱古希腊，忽视古罗马。以维吉尔论，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位罗马诗人。所以写一本研究维吉尔史诗的专著，也能多少引起国内读者对拉丁文学的兴趣。
我从1995年到2002年在伯克利念书，最先接触的维吉尔研究就是在美国非常盛行的“哈佛派”解读。这一派认为维吉尔在史诗中表达了悲观的态度，也隐藏了对奥古斯都一朝政治理念的批评。我的导师拉尔夫·海克斯特（Ralph Hexter）很早就向我推荐帕特南（Michael C. J. Putnam）的论文合集（Virgil’s Aeneid: Interpretation and Influence, 1995）。大概在1999年，我读完这本书后，曾对老师委婉地抱怨：帕特南在三十多年时间里，观点毫无变化，甚是顽强（顽固）。当时我已对这位“哈佛派”主将的批评方法和结论有很多疑问，可能本书真正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这次抱怨。当然，海克斯特老师也推荐了观点相反的著作，比如哈迪（Philip Hardie）的Virgil’s Aeneid : Cosmos and Imperium (1989)一书。后面这本书太过专业，需要对卢克莱修非常熟悉才能读出滋味来，所以我当时只是囫囵吞枣，实在是因为学力不够。现在想起来，感觉其间的对比很有意味。帕特南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局部，加上观点简单而鲜明，即使初学者也能看懂。而哈迪的研究则更加通贯，学术门槛更高，所以初学者会感到手足无措。
在尚未系统阅读各家研究文献之前，我接触到的“哈佛派”著作最多。毕业之后，可以更加从容、懒散地阅读，便发现有很多针对“哈佛派”的批评，而且“哈佛派”的著述会有意无意忽略与他们观点相左的研究成果。我真正有机会系统阅读相关文献，是2009年8月到2010年7月在哈佛燕京学社为期一年的访学。当时，图书的电子化程度不高，很多西文旧书在国内很难读到。在哈佛燕京学社的一年，我集中读了一批旧书，比如皮斯（Arthur Stanley Pease）的《埃涅阿斯纪》卷四集注、老式索隐派（如D. L. Drew）的代表作，以及一些重要的法文研究著作（以Mellinghoff-Bourgerie为代表），开阔了眼界。特别是读到安东·鲍尔（Anton Powell）1当时新出的Virgil the Partisan一书（2008），深感历史研究的重要。如果对于罗马内战阶段的历史和政治不熟悉，史诗中很多埋藏的问题就根本无法看到。
2010年之后，书稿的写作时断时续。直至2020年1月，因客观原因，居家时间变长，能花在书稿上的时间才随之增加。但越临近完稿，心中越惴惴不安，因为发现很多重要的书还没有看。还有很多书，因为读得过早，当时没有读懂，现在也失去了重读的动力。但这段时间里，往常只在书本中才能读到的sense of mortality，如今变得具体而鲜明，所以我也就不再寻找新的借口来继续拖延了。按照朋友王丁的话说，在这种时刻，“做完比做好更重要”。
在既往的岁月中，有很多师友在维吉尔研究方面给予我指点和帮助，我想借此机会集中表达一下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海克斯特老师，在他的课堂上我才开始关注基督教诗人模仿、化用维吉尔诗句这一话题，也是他指点我进入维吉尔研究这一领域。在我上学那几年，他担任伯克利重要的行政职务，事务缠身，我还记得在他办公室的讨论经常被各种行政事务的电话打断。我还想感谢伯克利古典系的马克·格里菲斯（Mark Griffith）教授，我在他为本科生开设的维吉尔课上开始阅读《埃涅阿斯纪》原文，时间在1997年。我这门课的成绩非常突出，格里菲斯老师批改过的作业和测验我都还保留着。当时我学术视野不广，不知道他是研究希腊悲剧的著名学者，否则或许会改学索福克勒斯吧。和维吉尔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我个人影响极深的是英文系教授斯蒂芬·布斯（Stephen Booth）。我选修过他开设的莎士比亚课，他的机智、犀利和不合俗流让我非常钦佩。他课堂上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充满意味（meaningful），但没有意义（meaning）。
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我旁听了哈佛古典系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Thomas）教授的维吉尔课程。托马斯教授是“哈佛派”第二代的中坚力量，虽然我在学术观点上越来越不能认同“哈佛派”的立场，但和他近距离的接触依然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还旁听了哈佛古典系理查德·泰伦特（Richard Tarrant）教授开设的古文书学（Paleography）课程，他后来出版的《埃涅阿斯纪》卷十二注释（2012年），是少见的好注本，差不多每一页都让我受益。虽然访学之后和他们都没有直接联系，但我还是想一并感谢哈佛的两位Richard。
在2010年之后，我逐渐觉得“哈佛派”的几位主要批评者所持立场更为合情合理，以下三位学者的著作让我受益最多：卡尔·加林斯基（Karl Galinsky，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汉斯-彼得·施塔尔（Hans-Peter Stahl，匹兹堡大学）和安东·鲍尔（威尔士大学）。
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很多朋友和学生帮我购买、复印、扫描维吉尔研究方面的图书，或者帮我获得相关电子文献。吕大年先生在2007年曾帮我购买卷九注释本。老友周轶群在2007年帮我从芝加哥大学的书店买了牛津出版的卷十注释本（价格不菲），这次借着写书的机会，终于读完了主要部分。在北大教过的学生当中，刘淳在2008年帮我查阅维吉尔诗歌的索引，还帮我购买当时新出版的资料汇编。胡维帮我复印了卡尔·加林斯基（Karl Galinsky）和雅克·佩雷（Jacques Perret）的重要著作，促成本书第三章在2013年完成。倪云在2012年和2013年帮我从国外扫描我需要的文献。近几年来，柳博赟、张博、王班班、涂辰宇都帮我获取了重要的参考文献。王班班还在钱币学方面向我推荐文献，帮我解答问题。对于以上各位，我都深表感谢。由于本书写作时间较长，我可能会忘记其他曾帮助过我的朋友或者学生。若有遗漏，希望以后有机会弥补。
书中部分章节曾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启真3》《国外文学》和《外国文学》上。借此机会，我想感谢盛宁老师，以及周运、刘锋和李铁三位先生。还要特别感谢编辑王晨玉女士，她不断的提醒和敦促使得本书最终得以完成。本书的责编李学宜女士为书稿的审校付出了诸多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古典学，起步晚，起点低，困难大。我自己理解，应当先能读通原文，然后对于西方历代研究成果能广泛阅读，以求获得一种通盘理解。不必限于，甚至陷于某一家学说，而应广览多读，然后才能有所甄别、有所取舍。自己一开始接触到的学说，未必就是本领域最为可靠的理论。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所就读的学校、接触的老师，以及一时风气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不断拓宽视野，不断扩大文献阅读量，甚至应当去主动了解与自己立场相左的学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书中肯定有很多错误和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高峰枫
2021年6月20日
1 Powell这个姓，英文读作“鲍尔”，但中文译名习惯译作鲍威尔，其实字母w是不读作辅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