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宗仰止:陈岱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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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每次走进燕南园,路过陈岱孙老先生晚年的住所——北大燕南园55号,我总忍不住要看看院子里他高大的全身铜像。先生双手扶着拐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脸沉思,凝望着远方。每次驻留,眼前的景象总能勾起我对老先生的许多回忆……虽然先生离开我们23年了,但我们对他的怀念,却一点都没有随时光而稍减,他高尚的人格和治学治教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宝贵财富。

今年是陈岱老诞辰120周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编并修订的《岱宗仰止——陈岱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新收录了很多纪念文章,其中饱含着大家对先生无尽的缅怀和追思。欣闻即将再版,我内心深感欣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从教的各个时期,学生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我们从这本纪念文集中,走近了一位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的、真实的、真性情的世纪老人。

(一)

先生一生平和从容、与世无争,却始终心怀祖国。无论是“出国学习就是为了回国服务,没有想过不回来”的留学初衷,还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军已踏入华北大地之际,他毅然只身奔赴长沙参与临时大学的筹建,继而又随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筹建西南联合大学,其思其行,无一不出自拳拳报国之心。西南联大时期,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既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又要忍饥挨饿,先生却依旧保持乐观精神,每天穿城绕城,坚持步行去给学生们上课,始终不忘“为国育才”之使命。他还和众多教授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十教授公开信》,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并撰写了多篇文章声讨日本的侵略行为,极力保护爱国进步学生,以所学之长对战时经济建设提出重要主张和建议。

抗战胜利后,先生奔赴北京,担任清华大学校园接管负责人,并全心投入清华大学的恢复建设中。他还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一起,投入到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建国的抗争行列。1948年,他断然拒绝前往台湾,坚决留在北京等待新中国的诞生。

作为知名学者,在政治思潮涌动时期,先生始终坚守学者立场不动摇,整整20年不曾写文章。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先生写文章与不写文章,都彰显了一个真正爱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改革开放后,他积极投身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为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特别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陈岱老,一生都在践行爱国报国之志,矢志不渝地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命运、以个人梦想推动国家梦想,使学校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让爱国主义成为流淌在北大人血液中的精神基因。这正是陈岱孙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爱国之情最生动的阐释与写照。

(二)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陈岱老把教书看作“离开名利的工作”,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教书。他常说,“为师者,就要使求学者长学识,长智慧,长道义”。十年动乱结束后,他着急于有些老师英文水平跟不上,就组织学习小组,亲自给经济系的老师辅导英语,甚至一对一进行指导。对于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中遇到的困惑,他都耐心给予解答,为他们修改讲稿和文章,甚至亲自编写资料供他们参考学习。先生晚年时,因为腿脚不便,不能走太长的路,他就拄着拐杖从居住的镜春园出西校门,走到公交站等车,坐两站公交到北大南门,去给学生们上课。耋耄之年,他仍坚持授课、写作、带研究生,还费大量宝贵时间用心阅读毕业论文和文稿。对这种“为人做嫁衣”的事,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到,“老马识途,老马过去走过许多弯路甚至犯了许多错误,所以他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我把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大家谈谈,或许有点用”。谁能想见,95岁高龄的他,还在亲自主持博士生毕业答辩。据北大经济学院胡代光先生回忆,陈岱老曾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亲笔写下近两万字的建议意见书……学生们每忆及这些与先生相处的过往细节时,都唏嘘不已。我们何其幸运,能拥有这样的好老师、大先生!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晏智杰教授在纪念陈岱老的文中曾详细描述过“一件风衣”的故事。关于这件事,我也曾问过晏老师。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开会,我看见他穿着一件风衣,便笑问:“晏老师,您怎么穿这样一件时髦的风衣?”他说这是在他出国前去陈先生家辞行时,先生送给他的。因为是老师送的,他很珍惜,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回国后,他都一直穿着。从这件事中,我能体会到那种深深的师生情谊。

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从中央财经学院到北大燕园,陈岱老从教70余年,桃李遍布天下。他的一位学生说:“我是岱老善待过的无数学子之一,我应做的就是善待自己的每一个学生。”我想,这大概会是一生从教的陈岱老最大的欣慰,也是北大师德师风传承的意义价值所在吧。

(三)

陈岱老年轻时就融中西文化学术于一身,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广博的西学知识,27岁便成为教授,29岁任院长,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曾说,“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我在毕业典礼上,还特别用陈岱老这段话鼓励年轻的学子加强基础学科的学习。陈岱老言行一致、行为世范,活到老、学到老,耕耘一生,不断接受新思想,攀登学术高峰。在81岁高龄时,他出版了唯一一部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阐明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问题。此著作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构造、高屋建瓴的崭新视角、透彻精辟的解析论述,成为中国当代“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其影响至大而深远。

陈岱老一生坚持不懈追求学术和真理。他一贯强调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主张对西方的理论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要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如何解决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实证经济与规范经济的矛盾等方面,他都有自己精彩独到的见解,这些观点对后人的经济学研究都具有重要影响。

陈岱老一生执着于攀登学术高峰,他丰富而卓越的学术思想,是北大学术宝藏中熠熠闪耀的明珠,也是值得我们大声欢呼、为之骄傲、努力继承的宝贵财富。

(四)

陈岱老既有学者的儒雅风仪,又有“绅士”的精神气度。很多学生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他经常一身笔挺的西装,头戴深色呢帽,手持一根手杖,走到哪里都是衣着整洁、风度翩翩。哪怕是在西南联大破落的茅草校舍中,也一样西装革履,衬衫袖口永远雪白。不仅如此,他的这种“高雅”气质更体现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坚毅态度上。十年动乱时期,陈岱老被批斗、被刁难。某次他被要求参加一场“特殊”的考试。他兀然端坐,沉默数小时,一字不着,考试完毕傲然离场,体现了先生的傲骨与尊严。他的学生王曙光教授曾说,“他所研究的经济学,本是烟火气很浓的经世致用之学,可是他却通身出世气质,摒弃尘俗,超然从容”。

陈岱老一生谦逊平和,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他生活简朴,对物质几乎无所求。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昆明西南联大返回北京时购买的一对老式沙发,他一直用到离世。即便是十年动乱时期,在自己生活也并不富裕甚至常陷入困境之时,他仍然始终保持内心的纯净,坦然接济他的学生,照拂他的朋友。其中很多故事,都让人无比动容。

我毕业留校后,有幸多次联系、接触陈岱老。那时他担任经济系主任,每次来校办开会,我发现他总是第一位到达办公楼103会议室,端坐在那里,并很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那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君子风度,他的严谨谦和,他面带笑容的样子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最近我常常翻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岱老那本《往事偶记》小册子,从书中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些承载着岁月烙印的场景中,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中,行走着一个真实、生动、让人肃然起敬的陈岱老。正如唐斯复女士所说,“他的一生是座挖不完的宝藏”。此文集是对先生的致敬之作,亦是先生师者风范和精神传承之明证。愿先生之风随文集的再版,给予我们更多启示和鼓舞,愿陈岱老的精神与人格的魅力如春风般哺育更多莘莘学子,如阳光般照亮我们前行之路。

郝平
2020年秋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