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岱孙老师

□胡世凯[12]

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进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习，1951年毕业。陈岱孙老师教过我三门课：经济学概论、财政学和经济思想史。按当时的学制，这些都是一年级的课程，每门六学分，上下两学期每周都上课三学时。学生在不同的年级学习不同的课程，而他老人家则同时讲授这三门课，每周上课九学时。他又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学系主任，工作是相当忙的。

当时我十几二十岁，陈老师四五十岁。他高高的个头，白皙的皮肤，西装革履，头戴礼帽，举止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同学们都对他怀着敬畏的心情。“敬”是敬仰他的人品和学问。他讲课时，语言精练简洁，不啰唆，不重复，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学生印象深刻。“畏”是因为他表情严肃，不苟言笑，青年学生难免会有几分害怕，不敢接近他。在那几年时间里，我都没有同陈老师做过长时间的单独谈话。

我毕业那年清华经济学系已有研究生，没有再招新生。我去厦门大学跟随王亚南老师当研究生，那时王老师是厦门大学校长。当时研究生学制两年，我1953年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那时山东大学没有经济系，我在马列主义教研室讲授政治经济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苏联，进行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单纯的工科大学，经济学系并入北京大学。陈老师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一年后他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讲授经济学说史。1956年年末，我写信给陈老师，说想到北大给他当助手，教经济学说史。当时我并未抱很大希望，我想他大概不记得我。可是，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欢迎我去北大，当然我是非常高兴的。1957年年初的寒假，我到了北大。陈老师对我说：“你在这里住下，等着吧。”当时调动工作要山东大学同意放，北京大学同意收，手续繁多，需时很久。后来鸣放反右开始，工作调动事停顿下来，我重新回到山大。但在北大居留的八个月里，我同陈老师接触较多，消除了对他的畏惧心理，感到他很温和慈祥，对后生晚辈是很关怀提携的。

重回山大后，我同陈老师很少联系，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1979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我又见到了他。他被推举为会长。此后，我差不多每年都能在开会时见到他。

1980年，我有幸获得去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一年的机会。那年9月下旬，我到北京参加出国前的政治集训，为期一周。我本想去拜望陈老师，但不慎扭伤了脚，行走困难，几乎上不了飞机。10月初，我到达哈佛大学，写信告诉陈老师，我已到美国，未能向他辞行。他很快回信，还附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去见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授经济学的美籍华裔萧庆纶教授。萧教授的父亲原为清华的老教授，是陈老师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在美国一整年的时间里，萧庆纶教授给过我很多帮助和指教。

陈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还介绍我认识黄范章同志，他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比我先到哈佛。我们在国内没有见过面，在那一年里几乎每天都见面，成了朋友。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老师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他赠我一册。陈老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过很多文章，署名“陈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可能由于谨慎，他一直不写文章，直到出版这本专著。他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而这本专著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他在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告诫我们，在吸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同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迷信照搬。他指出，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这两大思潮的斗争是其主线，这种见解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经济学是极有教益的。陈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英语和法语水平很高，这些是他的历代学生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全体会员所深深敬仰的。他在哈佛大学获得金钥匙奖的故事在他的学生中代代相传。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位刘景江同志。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文化大革命”初期毕业。在老教授们被关入“牛棚”的时候，他是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他对老教授们从来没有粗暴的语言和行动，对陈老师尤其照顾。他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泰安市山东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任教。他有时还到北京去向陈老师请教。陈老师对他说：“你离我太远了，你以后可以到山东大学去找胡世凯。”后来刘景江多次来找我，我们已很熟悉。刘景江在20世纪80年代曾两次去德国访问和讲学，并研究西欧国家的农业问题，1991年出版了一本专著《欧共体农业——发展、政策与思考》。他想请陈老师为他作序，陈老师手头另有工作，转请厉以宁教授为他作序。厉以宁以自己的名义为刘景江写了一篇颇长的序言。

从陈老师关心刘景江和我的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他对后生晚辈的关怀。陈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他学生们的印象和影响仍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