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笔记原始社会观的核心观点
一、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就对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有了较为深刻、透彻的认识。他明确地将物质生产的进步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肯定了人类社会基于物质生产的进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基本规律、总体趋势。但稍有缺憾的是,马克思主要是根据对“阶级社会”的考察得出上述结论的。对于这一规律在原始社会的具体适用性,限于当时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他还不可能做出透彻的说明和论证。在其晚年时期,借助于摩尔根的科学资料,马克思清楚地发现,原始社会的发展也是符合上述基本规律的。具体地说,物质生产的具体状况和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影响甚至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早期原始社会发展极其缓慢,这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物质生产的发展极其缓慢,而晚期原始社会之所以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当时的物质生产发展较快;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始社会史就是人类社会由于物质生产的推动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前进、上升过程;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导致原始社会由某一阶段向更高阶段飞跃的决定性、革命性力量;不仅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原始社会解体和文明时代起源、形成的根本动力也来自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详见后述)。当然,需要澄清的是,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并未把“物质生产的进步”看作原始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而只是将其视为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说“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实也是承认“其他动力”的存在,或者说,承认其他因素对原始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只不过,较之其他因素,物质生产对原始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最为基础和根本并具有决定性的,是其他因素无法比拟的。
在把握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时,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在他的理解中,“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推动原始社会发展而言,何者更为根本?能否说“两种生产”(“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共同推动了原始社会的发展?此外,物质生产和血缘亲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通过仔细辨析“摩尔根笔记”的相关思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马克思认为,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发展。当然,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承认人类社会同时存在“两种生产”的事实并充分肯定“人自身的生产”(人类种的繁衍)在任何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但在他看来,对原始社会的发展而言,“人自身的生产”绝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推动力量,就其自身而言,它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其发展状况首先取决于后者的具体发展水平。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前,原始社会人类的大规模繁衍、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在原始社会早期,人口稀少,食人之风盛行,这恰恰说明了物质生产水平对人自身生产的直接制约作用。事实上,在原始社会,正是在某一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譬如畜牧活动、田野农业活动)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的地区,人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繁衍才出现了繁荣的景况。他充分注意到,正是大面积的农耕活动,“第一次提供了无限量的食物”[35],从而为人口的大量繁衍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在田野农业出现以前,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很难发展到50万人一起生活并处在一个管理机关领导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话,那一定是平原上的牧畜生活的结果,或在特殊和例外的条件下用灌溉改善了园艺的结果。”[36]显然,只有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是“人自身的生产”,才称得上是从根本上推动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37]。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人自身的生产”虽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但它在原始社会及其发展中仍有相对独立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原始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物质生产赖以进行的基本前提。不难理解,没有“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的自我繁衍,原始社会不可能存在,更无法发展,物质生产也就无法进行(作为物质生产基本要素的劳动者只能来自“人自身的生产”)。也可以说,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此外,在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的规模、水平虽然主要由“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但对后者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在“物质生产”发展到特定水平的条件下,“人自身的生产”的适度扩大,对于原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说“两种生产”共同推动原始社会的发展也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但不论怎样,对于原始社会的发展而言,“人自身的生产”对推动原始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应无限夸大。在马克思看来,“人自身的生产”不是也无法充当社会发展的所谓根本动力,这一“根本动力”只能是物质生产。笔者还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物质生产”与“血缘亲属关系”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紧密结合、有机统一的关系。我们知道,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联结社会成员的主要纽带,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清楚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承认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中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物质生产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事实上,血缘亲属关系只影响和制约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会取消或替代后者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血缘亲属关系涉及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涉及的则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之间不但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反而是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原始社会的物质生产主要表现为血缘亲属团体的共同劳动,参与共同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彼此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团体的成员。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物质生产恰恰是通过血缘亲属关系这一社会纽带来实现的。关于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我们还需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承认前者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但在他看来,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基础地位仍然是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的。血缘亲属关系之所以能成为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的相对不发展决定的。它在原始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被地域、财产关系取代也要最终归因于“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