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思路

围绕本书的思想主旨，为达成对“人类学笔记”更深刻的探讨，本书设计了如下思路。

本书的第一编，以对国内外学界“人类学笔记”研究中的若干核心问题（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等）的辨析和探讨为具体内容。笔者之所以这么安排，是为了彰显和突出笔记研究的前沿性、争鸣性。本书不打算对作为世界马克思学研究热点的“人类学笔记”进行笼统、抽象、脱离学界研究状况的所谓“探讨”，而是就国内外学界的笔记研究触及的根本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探讨。笔者在上文中谈到，本书力图对传统的西方、苏联的两种笔记解读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与之展开全面的学术对话。为实现这种对话，笔者首先就两种解读模式论及的笔记研究之“核心问题”（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历史地位）一一进行深入的辨析或界定（详见本书第二、三、四章），以此作为本书第三编“关于‘人类学笔记’：与西方、苏联、我国学者的学术对话”的基础和依据。第四章在考察了“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问题后，还谈了对笔记称谓的三点看法（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在对“人类学笔记”做研究性质、主题、历史地位的辨析、界定前，笔者首先立足于“人类学笔记”的文本（“摩尔根笔记”是首要的文本依据），对笔记的核心思想（原始社会、文明起源观）做了深入的解读。本书第一章将“人类学笔记”的核心思想（原始社会、文明起源观）概括为十二个要点，并依照笔记的文本一一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本书的第二编则是针对学界笔记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疑难问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所做的全面探讨。笔者之所以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单列作为本书的第二编标题，以整整两章（第五、六章）、近四万字的较大篇幅来加以考察，正是考虑到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晚年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所作的读书笔记）自身的独特性、该笔记在国内外学界的笔记研究中实际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该笔记的主题对于研究者整体判断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主题及历史地位的特殊重要意义。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辨析、论证在本书中占据不少篇幅。笔者与苏联学者、我国学者的学术对话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围绕这一笔记展开的。在笔者看来，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熟悉学界研究状况的读者都知道，“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被苏联、我国学界的流行解读模式（东方社会解读模式）视为赖以立论的基础和依据，视为这种解读模式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十余年来，笔者在深入、细致的文本学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对上述流行解读模式提出了根本性质疑。[28]笔者充分意识到，要有效地质疑所谓“‘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这正是上述解读模式的核心见解）的流行论调，论证笔者的观点（“人类学笔记”的真实主题并非探索“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笔者就必须驳倒和推翻这种论调所谓的“文本依据”，必须对其关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及其主题的解读提出有说服力的质疑。否则，这种流行论调就仍有其“强有力”的立论基础，或至少有其学术上的“庇护所”。

众所周知，“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及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考察的对象是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公社及其土地制度。在后人眼中或者按照某种认定标准，这些国家当时确实是“东方落后国家”，那么或许在不少人看来，把该笔记的主题描述为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当时的印度等国确是东方落后国家）。为了纠正人们可能的误解或某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引导读者正确认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及历史地位，对“该笔记的真实主题是什么”进行反复辨析和大量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对笔者而言，要说明“人类学笔记”中的某些笔记（比如“摩尔根笔记”“拉伯克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原始社会或文明起源问题较为容易（这些笔记的文本内容直接给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但要说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则要费力得多，需要做大量的论证和解释以消除读者的疑虑。不过，要是能通过坚实的学术论证有效证明这一笔记的主题并非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那么以该笔记为主要文本依据的苏联流行解读模式就很难立足了，这对该流行看法的冲击是决定性的。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势必要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及其主题的辨析上下足功夫，甚至为了达到学术目的不得不做出在一些读者看来略显“烦琐”的论证。笔者对该笔记主题的辨析和界定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所做的相关论证或分析绝不能浅尝辄止或过度简略。笔者相信，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研究和论证上耗费大量笔墨是能被读者理解和认同的。这样做不是无缘由、欠考虑的，更不意味着本文结构上的失衡，而是必须如此，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笔者完全意识到，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笔者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研究的高度重视甚至是“情有独钟”，为了避免使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笔者不得不以近乎“唠叨”的方式来解释笔者的用意，希望读者予以充分的理解。

按照本书的思路，第三编（共三章）将以笔者与西方、苏联、我国学者的学术对话的形式来呈现。本编具有鲜明的“论战”色彩，以学术对话、争鸣为基本内容。这可能引起持有不同学术倾向的读者的不同反应（一般而言，要持不同看法者在短时间内赞同笔者的观点是颇为困难的），有的读者可能对笔者的意图产生一定的误解。在与不同观点交锋时，笔者的语言颇为犀利，言论略显尖锐。笔者一度对此颇为担忧。这里需要认真澄清的是，笔者与流行见解的对话和争鸣完全基于学术宗旨，与个人好恶无关。笔者一向推崇学术对话、学术争鸣对澄清问题的重大意义，提倡通过以问题为中心、相互尊重的对话、争鸣达成繁荣学术、破解问题、缩小分歧的效果。笔者对任何试图与笔者进行学术论战的研究者均心怀敬意。笔者坚决反对任何无助于问题解决与学术进步的意气之争或口舌之争，并真诚期待本书中的对话、争鸣不要引起人际关系方面的消极结果，不妨碍笔者与学界前辈、同行的友情。

在本编第七、八章中，笔者分别对西方、苏联的两种笔记解读模式进行了剖析，依次考察了二者的历史贡献与理论缺憾，与西方、苏联学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为更充分、更有针对性地展开与西方学者的对话，第七章第二节分别就“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人类学、《资本论》的学术关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辨析，对西方学界的流行说法提出了质疑。本编最后一章（第九章）则是围绕“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与我国学界“人类学笔记”研究中一位学术活跃度高、成果丰硕的学者（叶志坚先生）[29]进行了直接的学术对话。在第九章中，笔者对该学者的学术质疑做了认真的答复[30]，并对叶志坚等国内学者倡导的关于《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历史地位的一种学术观点[31]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