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启超:中国科幻的起点

第一节 向着“未来”前进:梁启超与《新中国未来记》

一、“未来”照进“小说”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改良派的政治实践惨遭覆灭,梁启超逃往日本。为了帮助他排遣旅途忧闷,日本军舰舰长把东海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推荐给他。到日本后,梁不但将其译成中文,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还把日本的政治小说选作中国“小说界革命”的范本。1902年,他创办了《新小说》 ,并连载生平写下的唯一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声称:“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只因事务繁忙,迟迟无法动笔,最后决定通过报刊连载的方式逼迫自己,“得寸得尺,聊胜于无。 《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1

小说开篇就出手不凡,畅想60年后,中国已繁荣昌盛,世界各国齐聚首都南京,召开和平会议,此时恰逢中国维新50周年纪念,上海举办博览会,盛况空前,孔子后人孔觉民老先生为两万名听众演讲过去60年的中国史。按照作者构想,故事以10 年为一个阶段,到小说发刊之日的“10年后”即1912年,维新成功,广东独立、建设共和立宪政府、与世界各国建交,继而各省独立,形成联邦大共和国,举国同心,国力强盛。接着,因西藏、蒙古主权问题而与俄国开战,联合英美日击败俄国。随后,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华人,引发黄白争端。最后经匈牙利人调停,化解战端。可见这是一部从“未来”追忆的“革命往事”,故事的终点处正是小说的起点。2

这种开场方式不同寻常。 《新民丛报》如此解释:“本书乃虚构今日以后之事,演出如锦如荼之中国。但发端处最难,盖从今日讲起,景况易涉颓丧,不足以提挈全书也,此回乃作。为以六十年以后之人追讲六十年间事,起手便叙进化全国之中国,虽寥寥不过千言,而其气象万千,已有凌驾欧美数倍之观。”3虽有过誉之嫌,但如夏晓虹所言:“中国文学中从未有过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小说,即使偶尔记述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也必将其置于同一时代存在的海外异域或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绝没有超越时间限隔的未来社会提前出世。”4这自然与对时间和历史的理解有关。不论是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还是六道轮回,古典中国的时间总带有循环的特征,而其憧憬的理想世界,不是已然失落的三代之制,就是时间静止的世外桃源。直到19世纪西学东渐,进化论被视为普世“公理” ,铺平了时间无限线性延展的通途,“未来”才能在视野中展开。

因此,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政治小说先在日本风靡,又经由任公在20世纪初引入汉语世界,实在意义非凡,确乎值得大书特书。小说开篇即引出新的时间观:

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5

邹振环认为:“传统中国的纪年法,无论是王朝年号的纪年还是天干地支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接替的皇帝也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不像公元纪年法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6如此看来,不论是以孔子还是耶稣作为起点,时间都不再于传统的帝王年号中打转,而变得可以无限叠加、持续延伸,“未来”因此成为可能。这个开篇不无深意,不过,梁启超却犯了个大错误:心里想的明明是60年后,落笔却成了2062 年。由于同时使用了两套纪年系统,生怕当时对西历还很不熟悉的读者弄不清楚,夹批里还特意解释:“今年是两千零二年” 。在今天看起来如此奇怪的错误,不但作者本人、当时的排印者和评论者们视而不见,就连后世的梁启超作品编选者和研究者也大多安之若素。7

实际上,直到民国政府,才开始实行西历,并以运动的方式向民众推广普及,甚至上升到用旧历是反革命的高度。而晚清的各种报刊,经常是旧历和西历时间并列。就梁启超而言,早在1899年从日本启航前往檀香山的旅途日记中,他就开始用西历标注时间:“吾今所游者,乃行用西历之地,吾若每日必对翻中历乃录日记,虽此些少之脑筋,吾亦爱惜之也。”8可见,即便对梁启超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要想在两套时间系统自由穿行,也不是一件轻松事儿,这在故事中另一处不易察觉的错误上也有所体现:“楔子”中说孔觉民“择定每来复一、来复三、来复五日下午一点钟至四点钟为讲期。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讲演” 。然而,1962年的二月初一(3月6日)是星期二,2062年的二月初一(3月11日)是星期六,均非演讲时间。至于1962年和2062年的2月1日,都尚在“正月初一”大庆典之前,所以也不可能。在不到1500字的“楔子”里,出现了两次时间错误,可见在西历和中历、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换算,给作者制造了何其大的困难。9

另一方面,“世纪”这一来自西方的时间单位背后,蕴含的一种向前运动、更新和自我实现的“世界历史”观念,是梁启超思想中的重要概念。10 汪晖认为:“在19 世纪欧洲的历史、哲学、法律、国家和宗教论述中,帝国—国家二元论不仅构成了结构性的对比关系,而且也被纳入一种时间的目的论之中,从而欧洲‘世界历史’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政治形式的演进为基本线索建构起来的时间叙事。”11民族主义崛起的“十九世纪”改变了世界格局,冲击了晚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对“新世纪”产生了种种热望和猜想。在梁启超心中,尽管现实一片疮痍,“新中国”却会在“二十世纪”复兴强盛,从“老大帝国”蜕变成“少年中国”,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史中占有重要一席。“二十世纪”歌颂得多了,自然可能一不留神把当年想成“两千零二年”,这或许要比“一九零二年”熟悉和得心应手得多。12

二、“现实”与“未来”的竞赛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邱炜萲等人便萌生出以政变为题材创作小说的念头,《新中国未来记》即是实践产物之一。13 小说也通过眉批的方式,一再提醒某些细节是为后面的情节所做的伏笔,可见作者对全书脉络已有一定把握。14 可惜,尽管梁启超那舍我其谁的气魄极大,小说却只勉强写了5回。15 两位青年才俊游学归来,意气风发,正准备联络同志干一番事业,连载就戛然而止,留下“一个神秘的时间黑洞”。16 旧中国如何从“现在”穿越这个黑洞,出落成“未来”的新中国呢? 第二回提过:宪政党们将“同心协力,共商大计” ,由于党员人数众多,有1400万,“同声一呼,天子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17 这种不妨称为“同心协力—如愿以偿”的修辞,即使展开来写,估计也不好看,有敷衍之感,不过在后来受到梁启超影响的众多晚清科幻小说中却颇为常见,而到了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这种轻快的思路已不再有效了。

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期间,正是梁启超一生中立场最为激进的阶段,言辞之间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排满倾向,并曾一度和孙中山往来甚密,甚至谋划与革命派合并组党,但因惹怒康有为而被迫于1899年赴美组建保皇会,合作之事遂流产。小说的第三回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两个主角,主张平和稳妥改革的黄克强,与主张暴力革命的李去病,反复辩驳几十个回合,内容几乎涉及后来20世纪中国所有重大的政治命题,最终却只留下一个“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18的调和结论,充分显露了作者其时内心的矛盾和纠结。

小说尚在连载之时,孙宝瑄就认定:小说只有符合情理才好看,“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而梁启超明知“今日”时势绝不可能生长出小说中那种“未来”,一定要写成那样,必然不合情理而无法完成。19 后世学者更对此文的虎头蛇尾给出种种“必然”解释。于润琦认为,既然作者旨在发表政见,而政见又已发表完毕,小说也就没必要再写下去。20 夏晓虹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1903年的美洲之行使他看到了民主制度的黑暗面,归来后已彻底放弃革命论,小说自然没法写了。21 王德威对梁启超预设了历史前进的轨道,目的先行地把原本丰富多彩的“未来”导向单一归宿感到遗憾:“梁启超对未来的看法,也可能是要完成一个单一的、直线式(却不一定是革命性的)时间发展。……它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小说家耽于其中,无法进一步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方向,以及进化过程本身的变数。……不妨讽刺地理解成‘新中国没有未来’。没有未来,不只是因为小说根本没有完成,也是因为在尝试建立叙述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概念的模式时,小说包含了对时间展示无限可能的一种根本敌意。”22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不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做些更深入的分析。这关系到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属性。

在同期刊发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前者“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后者“摹写其情状……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23 那么他自己的这部“政治小说”又属于何派呢? 对此各家也有不同意见。孙宝瑄视其为“乌托邦之别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断无此事也”24。夏志清也认为:“梁启超可能不喜欢‘超自然的人物’(柯立基语),但他的小说世界必然包括外国爱国志士与对未来世界乌托邦式或科学性的预测∙∙∙∙∙∙。”25孙楷第却认为此作“虽系寓言,然自云‘以发表政见’,则亦为时事而发。且文中所演多指当时事,与演当代事之讲史书亦有相近之处,今姑入讲史目∙∙∙”26。

其实,“讲史”与“预言”并非水火不容,“写实”与“理想”也未必势不两立。夏晓虹就指出,此作兼具政治小说与理想小说的特征:“要改变现实,势必要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作家尽可运用自己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权衡利弊,以幻想的形式∙∙∙∙∙∙,将其择优移入中国。晚清中国知识分子高度的政治热情与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便借助‘政治小说’的形式喷发出来……”但她同时也提出作品的未完成影响到对它所选取的“理想小说”样式的估价:“除倒叙开头部分关于1962 年的新中国的铺写渲染外,书中对于‘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历史叙述,最晚的情节发生在1903年,与小说的创作时间同步。中心事件既未超前进入未来世界∙∙∙∙∙∙∙∙∙∙,仅凭短短的一个开头,是无法断定这部理想小说的创作能否成功的。”27

的确,粗眼一看,除了开篇,小说全无“未来”。不过,前三回的正文,在形式上存在双重叙事者:身在1962 年的孔觉民和聆听他讲演的记录员。正文之外的眉批和夹批,则保持与1902年的读者处于同一时空。正文与批注构成了“未来”与“现在”之间有趣的对话关系。例如,第一回中,正文说孔觉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夹批则补充:“先生今年十六岁了”。28 第二回中,未来的听众在正文中恭候孔觉民演讲,夹批则说“我却候了六十年”;之后,孔觉民讲到“现今各处图书馆,岂不是都有那洋装六十大厚册名字叫做《今鉴》的一部书吗? 到现在时过境迁,这部书自然没甚用处,亦没多人去研究他”,夹批则说“我尚急欲一看”;正文说“还记得那时老夫正在日本东京留学”,夹批说“原来老先生却在这里,明日定要奉访领教”。29 可见,批注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桥梁,帮助彼时对未来叙事相当陌生的读者进行时空转换,并起到一定的幽默效果。因此,笔者认为,不是单纯的想象“未来”或评议“现在”,而是叙事在两者之间不停地运动,构成了这一作品根本性的时间特征。

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进一步注意到文中两处非常重要但此前一直被人忽视的细节。小说第三回发表于1902年12月的《新小说》第2号,其中写到两位主人公游学归来,“直到光绪壬寅年年底,便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搭火车返国” ,夹批道:“两君现在谅来已经动身了,我们预备开欢迎会罢” 。而“到了明年癸卯,暮春初夏的时节,这两位早已来到山海关了” 。这是开篇之后故事时间又一次进入“未来” ,即1903 年春。可惜,二人在此只是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论辩。到了第四回(《新小说》第3号),二人在3月28日到达旅顺,故事时间尚且保持在“未来” ,可是人物所谈论的不过是现实中发生不久的时事,并且仿佛生怕读者认为自己凭空虚造,“著者案”再三强调:“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 “此乃最近事实,据本月十四日路透电报所报。” “此段据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东京《日本》新闻所译原本,并无一字增减。”30《新民丛报》上的广告亦宣称:“第四回……内中所言事实,乃合十数种之报、数种之书而熔铸之者,以数日之功,搜辑材料,煞费苦心。读之如欲觉闻钟,发人深省。”31到了实际刊发于1904 年1 月以后的第五回,一度超前的故事时间再次落后于现实时间,一闪而过的“未来”被真实的历史进程追赶并抛在身后。32

看得出来,梁启超原本有心在正文里演义一出“虚构之未来”的戏目,故事的重心却一再落回到“真实之今日”,部分原因则在第四回的一条眉批有所透露:“此种近事,随处补叙,故读一书便胜如读数十种书。处处拿些常识教给我们,《小说报》之擅长,正在此点。”33正如夏晓虹指出的:“小说前三回,梁启超还注意到让孔觉民和速记员同时出场,而到第四回,大约觉得这样写太麻烦,有成为老套子之嫌,于是打发两位叙述人一齐隐退。并且,演讲词这时也变成了著述稿,由作者代替二人直接叙事,‘听众’也就被‘看官’所取代。随着双重叙事结构的消失,由主要叙述人孔觉民所造成的限制叙事因而取消。”34实际上,同时消失的还有在“未来”与“现在”间的时间运动,叙事也就此真的成了“老套子”了。

这种在叙事上跟“未来”的纠缠和决裂,造成了足以令人“出戏”的效果:在第五回中,黄克强对新登场的郑伯才说,自己与李去病的论辩“都登在《新小说》的第二号,谅来老先生已经看过”。此前我们已知道,黄、李二人的辩论发生于1903年的春末,由1962年的孔觉民口中道出,并由速记员记录成文,寄给《新小说》报社。问题在于:速记员用了什么方法,才能穿越“时间的黑洞” ,将稿件寄给1902年的《新小说》报社,以便让郑伯才看见呢? 身为书中人物的黄、李,对于自己的谈话尚未发生就已公开发表,又何以安之若素? 诸如此类的时间上的混乱,都表明作者在初次尝试未来叙事时的种种生涩与艰难。

在梁启超诸多惊人的庞大写作计划中,还有《新中国未来记》的两个姊妹篇:《旧中国未来记》 ,写中国如不维新将会遭受国破家亡,最终不得不革命,这算是反写;《新桃源》 ,写两百年前出逃海外的中国人在荒岛上建立文明国度,并在后来支援大陆同胞维新大业,这算是补写。35 如此构想,不正恰好说明,一直以思想不断变化著称的梁启超,或是无法或是不愿把“未来”纳入一个既定的轨道吗? 哪怕在当时他确信由“新”国民而实现“新中国”是必然趋势,也仍对通往这一前景的历史运动方式感到难以把握:“非信其必可行也。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 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 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36

总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偶然还是必然,除第一幕的远景外,梁启超都一直不能/不想/不敢超前“现在”太多,展开些许不寻常的“未来”想象,他几乎只能等待着“未来”一点点沦为“过去”,然后以和现实时间同步的姿态将其记录下来而已。果然如此,照着“绪言”中宣称的“月出一册,册仅数回”的速度,就算能坚持下去,说不定真要写到现实中的1962年才能收尾,于是也就变成“中国现在记”了。这也是作品无法完成的又一深层原因吧。

穿越“黑洞”的旅程并不轻松。

三、两个“黄克强”

梁启超既已明言国家之未来无法预料,小说所写“非信其必可行也”,等于否定了作品带有“预言”性质。不过,令后来者惊奇的是,小说中构想的十年后(1912)维新正与民国政府成立时间吻合,定都南京乃至上海博览会等情节,也被当作惊人的预见。如果说这些都还有某种合理推测的成分,那么故事的主人公黄克强,竟与后来的革命家黄兴同名,则似乎实在不可思议。

1912年,革命功成,梁启超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受到各界欢迎。在10月21日的一场演讲中,他追忆过往,不胜唏嘘,并特别提到自己十年前的旧作:

……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37

在《梁任公先生演说集》中,此处有“记者按” :“昔光武名刘秀,实应谶文,而同时王莽国师刘歆,亦因睹谶文更名刘秀,以期应之。当世革命伟人,姓字殆必为光武之刘秀,而非刘歆之刘秀耶。”38这难说是一本正经的讨论,而是含有玩笑成分,但有意无意间也就应和了梁启超本人,赋予了小说以“谶文”的内涵,目的不外是使任公形象更加光彩。

这个巧合甚至让日本学者中村忠行断言:梁启超后来的解释是“伪装” ,小说中指涉的人物就是黄兴。39 这当然不对,因为黄兴是在1903年6月抵达上海后才改名黄兴号克强的。40 这又导致另一种猜想:黄兴留学日本期间看了《新小说》,受梁启超启发而改名。夏志清就有这种推测41,更有论者进一步发挥,认为黄兴“从选择革命道路的那一刻起,所怀抱的恰恰是与梁启超一样想充当新中国第二代大总统的政治抱负”,甚至说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新中国未来记》中预想的“立宪期成同盟党”。42这显然是要让黄兴变成“刘歆之刘秀”了,却属于无根之谈。实际上,笔者查到一条反面证据,提供了当事人的说法。在1928 年4 月27 日《申报·自由谈》上,“清癯” (庄乘黄)写道:

去岁国民革命军,自粤而湘而鄂而赣而浙,以达今之新都,有所谓中正街,一若预为蒋总司令而设者,尚非异事。此与梁任公在二十余年前,著《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中有黄克强先生其名。后有人询之任公,则谓当时属草,无所容心,不过欲为记中作一幌子,乃悬想假设此三字耳。迨武汉起义后,孙黄莅沪,一日,参观民党各报(如《神州》《天铎》《民立》三家),时余任《天铎》撰述。有某君见黄,复以此相询,谓君字得勿阅《新小说》(梁在横滨发刊《新[民]丛报》外,复出《新小说》,每月一册,时称巨制)来乎? 黄大骇,诘其故。众以实告。黄谓:与彼宗旨且不能并容,岂肯拾其牙慧,以贻笑当世? 某君乃服,益敬之。此与今之中正街,及蒋总司令之威名,可谓遥遥相对。谓非前定,殆莫能信。43

确实,尽管1902年的梁启超已较为激进,不少革命党人却并不视其为同道。胡汉民曾对冯自由说,自己看《新民丛报》,老搞不清楚任公宗旨所在,等到看过《新中国未来记》,才觉得任公与其师康有为不同,还是拥护民族主义的。后者却提醒他:小说中最激进的李去病也在颂扬光绪帝,实在自相矛盾,不可被梁骗了。44 后来梁启超放弃革命,“恨海” (田梓琴)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痛骂:“彼所作《新中国未来记》 ,其一般妓女乞怜,专颂虏廷神圣,殊觉令阅者肉麻。”45而黄兴自己的解释是:“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大家要知道,我们民族做鞑虏的奴隶牛马,已有了二百余年,我们绝不能长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任人随便屠宰。”46而在1902年10月2日的《新民丛报》第17 号上,梁启超还在预告他的小说主人公名字是“黄种强”47,此处的“黄种”显然以“白种”为对立面,这不同于黄兴本人的排满革命立场。其实,《新小说》第1号眉批中就指出“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代大总统“罗在田”的取名源自北魏孝文帝的典故,以此暗指清帝爱新觉罗·载湉,却对“黄克强”未加说明。李去病,既以“去病”为名,又是主张革命的急性子,大概会在后面的故事中成为大将军,和黄兴反倒有几许暗合,后者若真的受到过小说的启发,也许应该改名“黄去病”才对。

如此看来,虚拟历史中的“黄克强”和真实世界中的黄克强,实在只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不管怎样,小说与历史的诸多相似,都引发后人无数遐想:假如梁启超的鸿篇巨制能够继续,平行时空里的中国还将有多少“巧合”,又会有怎样的“不合”?48 但故事外的历史没有等待的耐心,自顾自地天翻地覆了。于是那场永未完成的演讲戛然而止。孔老先生既然无法继续“回忆过去”,虚拟时空中的人们便永远地失去了“历史记忆”,想不起自己的从前。

虽如此,这部未竟之作却打开了一扇窗,窗外透出了远山的风景,尽管道阻且长,众多后来者却决意启程。任公骑着“小说”这匹快马,哪怕无法追上“未来”,时间却开始了。

1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

2 这一情节构想出现于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上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梁启超实际并未完成。

3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第17号。

4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2页。

5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新小说》第1号。

6 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7 夏晓虹、赵毅衡、张治等人曾注意到这一错误。夏晓虹简单地指出“梁启超多加了一百年”,张治称之为“换算出了岔子”。赵毅衡则认为:“未来小说是从未来倒推叙述成为已然的未来,而不是纯然的预言。这个并不复杂的时间圈,会把初试者搞糊涂。……梁启超不仅搞错了西历,甚至弄错了康梁派力主采用的‘孔子纪元’。”从未来倒叙的形式确实让写作者迷乱,但赵未深究背后更根本的是中西两种时间系统交错的麻烦。此外,梁启超并未搞错孔子纪元的时间。参见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42页;张治:《晚清科学小说刍议:对文学作品及其思想背景与知识视野的考察》,《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第5期;赵毅衡:《二十世纪中国的未来小说》,《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9年12月号(总第56期)。

8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第260页。关于近代的历法、纪年和时间问题,可参见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9 不过,到了小说第三回的结尾,速记员在记录完孔觉民的第二次演讲后,却又说下一次演讲要等到“礼拜六”,似乎梁启超已经忘了自己之前所设定的演讲时间了。

10 关于梁启超与“世纪”,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1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4页。

12 关于梁启超何以会犯这个错误,笔者曾当面向夏晓虹先生请教,她推测与“二十世纪”这一概念在当时的流行有关。说到“世纪”,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20 世纪30 年代东北沦陷之前,有位不知世界大势却喜欢演说的高官,在某次讲演中未曾拟稿,便根据最近看的一本小册子,当着众多领事大谈当今的空中战争,说英国新式飞机如何了得。讲完后,英国领事大惑不解。后来,秘书问他看的什么书,他说是《二十一世纪的空军》,秘书说这是一本“理想小说”。高官不信:“现在不是二十一世纪么?”秘书答:现在是二十世纪。这倒正和梁启超的错误相映成趣。瞻庐:《问今是何世》,《申报》1933年4月3日,第3张第12版。

13 外交家廖恩焘后来还撰写了一部《维新梦》,堪称“以戏曲形式表演的一部《戊戌政变记》”。参见夏晓虹:《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燕园学文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264—286页。

14 如第四回介绍陈猛精于音律,眉批道“为后来制军歌、改良音乐伏脉”;之后论及俄国野心时,眉批又提醒“此论为数十回以后中俄开战伏脉”。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新小说》第3号。

15 第五回是《新小说》杂志上唯一一篇未署作者名的小说,曾有人将这一点作为证据之一认为此回并非梁启超所作,但根据夏晓虹的考辨,现有的怀疑都证据不足,本书采纳夏晓虹的观点,认同第五回的作者是梁启超。夏晓虹:《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阅读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96—303页。另外,第五回刊出后,《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上又登出“新小说社广告”:“饮冰主人以他事猬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当俟第九号以后以次印入。”可知梁启超此时仍对继续写作此文记挂在心。

16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45页。

17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新小说》第1号。

18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第2号。

19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第761页。

20 于润琦:《〈新小说〉与清末的“政治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

21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69页。

22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45—346页。另外,赵毅衡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未来小说》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不满。

2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

24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第761页。

25 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人的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26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7页。

27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63、68页。另,李敖干脆称此作为“预言性的演义”,以此为其被收入《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正名。李敖:《中国历史演义总说》,《李敖大全集》第28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71、84—85页。

28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新小说》第1号。

29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新小说》第1号。

30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新小说》第3号。 1903年2月14日的上海《游戏报》上出现了“《新小说报》第三号已到”的广告,该号的出版时间不会晚于此,因此书中人物抵达旅顺的“3月28日”仍属“未来”。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570页。

31 “《新小说》第三号要目”,《新民丛报》第24号。

32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载于《新小说》第7号,出刊时间标为1903年9月,但据夏晓虹考证,实际出刊时间当为1904年1月17日以后。参见夏晓虹:《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阅读梁启超》,第299页。

33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新小说》第3号。

34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68页。

35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

36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

37 张嘉森、蓝公武编:《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北京:正蒙印书局,1912年,第7页。 1912年10月22日天津《大公报》曾登载《梁任公在报界欢迎会之演说词》,内容略有出入:“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二千六十二年”,与小说原文中之笔误相符。之后,《庸言》报也曾登载这篇演讲,更正年代之误,却又将“黄克强”误录为“黄强克”,将演讲时间记为“十月二十二日”。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

38 张嘉森、蓝公武编:《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第7—8页。

39 中村忠行:《〈新中国未来记〉论考——日本文艺对中国文艺学的影响之一例》,胡天民译,《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原文发表于日本《天理大学学报》第1卷第1号(1949年2月)。

40 饶怀民:《黄兴名号考》,《中国近代史事论丛》,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88页。

41 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人的文学》,第79页。

42 张耀杰:《黄兴的保皇与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3期。

43 清癯:《符应今语》,《申报》1928年4月27日,第5张第17版。

44 冯自由:《冯自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45 恨海:《来函·其二》,《民报》第5号(1906年6月)。原文此句中有两处夹批,此处略去。

46 李贻燕:《纪念黄克强先生》,见杜元载主编:《黄克强先生纪念集》,台北:文物供应社, 1973年,第44—45页。

47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第17号。

48 1945年,历史学家陶元珍曾撰文详细讨论梁启超小说中的哪些构想应验了,唯独没有提及“黄克强”的巧合。陶元珍:《梁任公新中国未来记中之预言》,《民宪》第2卷第3期(194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