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耶稣会士入华

自葡萄牙人以晒海货的名义在澳门长期驻扎下来以后，澳门就逐渐演化成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葡萄牙在整个东方拥有护教权，打通中国，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从中获得丰厚的贸易利润，一直是葡萄牙人的梦想。1516年，葡萄牙驻东印度的总督委派皇家的御医皮列士（Tomé Pires）访华。这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个使团。当时正值明正德年间，皮列士一行到达北京，但三个原因使这次访问流产。一是被葡萄牙灭亡的满刺加国的使臣来到北京告发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海峡的劣迹，二是允许他们进京的明武宗皇帝驾崩，三是当时的翻译者亚三在北京声誉极差。结果亚三被处死，皮列士一行被打入死牢，最后也生死不明，只留下他的同行在狱中所写的几封信。

早期来到东方的西方人大都很不顺利。命运比皮列士稍好一些的是第一个来到东方的耶稣会士沙勿略（S.Franciscus Xaverius，1506—1552）。他先在日本传教，当时日本人就问他：你们的宗教中国人知道吗？沙勿略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告诉他，如果中国人都不知道你这样的宗教，你的宗教肯定不是好的。沙勿略由此才知道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地位，制定下了在远东传教必须首先归化中国的方针。不久，他从日本来到中国澳门，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后来，他被一名中国渔民带到了广州附近的一个叫上川岛的小岛上，岛上无一人居住。沙勿略高喊着：“岩石啊，你何时开门！”但中国的大门却始终没向他打开。在秋雨瑟瑟中，沙勿略病逝在上川岛上。

沙勿略失败了，但却启发了他的后来者。以后，耶稣会在东方传教的负责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定下了在中国传教一定要适应中国文化的“适应路线”。第一个实行这一路线的就是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罗明坚到澳门后找了一个中国文人开始咿呀学语，看图说话，学习中文。当罗明坚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出现在广州每年对外国人开放的贸易会上时，马上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注意。中国当地的官员与他接触后，发现罗明坚温文尔雅，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这自然让当时的官员们喜出望外。这样，经过两年的交往，中国的当地官员答应了罗明坚可以在当时两广总督所在地的肇庆长期住下来。1583年罗明坚来到了肇庆，不久，在肇庆建起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当地官员王泮起名仙华寺。不久，罗明坚把自己的老乡，从意大利来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也调到了肇庆。罗明坚为传教四处周游，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果做不好皇帝的工作，不让他认可基督教，那他们的事业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如何做好中国皇帝的工作呢？那只有梵蒂冈的教宗亲自出面，给中国明朝皇帝写信，送份厚礼，传教士们才可能见到中国的皇帝；在赢得皇帝的好感后，他们就能提出他们的传教计划。为了实行这个计划，罗明坚返回了欧洲。哪知欧洲局势风云变幻，梵蒂冈的教宗老眼昏花，继而病故，罗明坚的事早被教宗抛在了脑后。罗明坚最后老死故乡撒列诺。

此时只剩利玛窦独撑局面。利玛窦做了两件大事，从此打开基督教在中国的局面。第一，脱去袈裟，换上儒袍，修正过去的以“西僧”出现的面貌，改为“合儒易佛”。于是，利玛窦出门开始坐轿，像中国的儒生一样，读《四书》，念《诗经》，出入于文人墨客之间，一时，西儒利玛窦在江南名声大噪。第二，进驻北京，接近明王朝。1601年，利玛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入北京，靠着他进呈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在北京住了下来，成了万历皇帝的门客。虽然他从来没见过皇帝，也从不参与朝中之事，但在文人中颇有影响，不仅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晚明重臣投于他的门下，就是像李贽这样的另类文人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处处给利玛窦以帮助。1610年利玛窦病逝北京，葬于滕公栅栏。基督教从此在中国真正扎下了根。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随之宗教哲学思想也开始在晚明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