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共产国际

国民党、国民政府严格禁止有关共产党的信息流通，共产党则对公开领导人的信息、塑造领导人的形象持消极态度。那么，是否就没有可靠的信息源头呢？先别失望，还有共产国际呢。

近年来，许多人听到“共产国际”，第一反应是满脸问号。前文于此已有涉及，此处再稍做详细探讨。共产国际，英文称作“Communist International”，略称“Comintern”，系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其总部设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故各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组织自19世纪后半期已开始形成国际联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后成立的，就是以俄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共产国际。从马克思时期的第一国际数起，共产国际算是第三个联盟，故有时也称作“第三国际”。

听说，近年来，有些中国年轻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有共产党。这种误解之所以产生，或是因为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都有共产主义思想，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都立足于超越国家、祖国的国际主义在开展活动。中国的共产党是其中最大、最强的一个。而中国的共产党，原本也是在共产国际的强有力推动下成立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曾做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共产国际是在拥有铁的纪律而取得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倡导下成立的，因此采用了集权的组织原理。各国的共产党形式上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当然也不例外。这样，共产国际总部对各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强大的指导权力。对此，列宁的解释是，从前的两个国际，因任凭各国政党自主合作，所以没能有效地开展工作。1因此，中国也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常驻，随时提供“建议”。这一体制，后来很长时期内一直存在。2

共产国际的核心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中，只有俄国共产党拥有革命成功的经验，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而言，俄国共产党的意见、建议具有绝对权威。在这点上，中国如此，日本也不例外。而在评估、判断中国、日本等苏联以外国家的革命形势时，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的口吻往往是，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考虑，这处于某某阶段，或与某某事件极其相似。也就是，他们试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俄国的成功模式——虽然有时需要若干修正。

不难想象，模仿苏联“老师”提供的模式开展工作并不容易。而每当“学生”做错事，“老师”总是回避自己的责任而责备“学生”太幼稚。比如，1927年，斯大林“老师”就曾认为中共中央不能成事，并怒斥道：

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3

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不仅有“建议”“指示”，中共成立后还曾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党成立之初，约95%的活动经费来自共产国际等莫斯科的国际革命组织，后来仍有逾90%的活动经费需依靠共产国际援助，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拥有了面积足够大的农村根据地而得以自立为止。4亦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是既插嘴，也出钱。不过，中国共产党虽因接受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而曾被讥讽为“卢布党”，但也不可忘记国际性政党的特殊性，即按照组织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对于在组织、意识形态、政策等各方面都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政党，不应该仅抓住其接受经济支持这一点而加以谴责。5

关于共产国际作为国际组织的特性，下面再从其所使用语言方面加以观察。在世界各国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在使用的语言问题上采取多语方针。比如，其机关杂志除刊行俄、德、法、英等语言版外，一度还出版过中文版（1930年2月以后）、西班牙语版等。当然，召开会议、撰写文件等若都使用多种语言，则过于繁复，也不现实，故实际上通用俄语和德语。俄语为公用语，自然是因为共产国际总部设于莫斯科，且俄国是其主要后盾；而德语之为公用语，则是因为德国自马克思以来即有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

不过，俄语和德语在当时的中国都属于弱势外语。加之，与欧洲及其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等东亚各国的革命家、知识分子，大多不会使用多种语言。因此往往出现如下局面，即土生土长的领导人缺乏与共产国际沟通的能力，致使在党内占据主要位置、拥有重要影响的，在早期是通晓外语者（但在传统的中华世界，他们一般处于知识分子社会的边缘），后来则是通过留学莫斯科而掌握了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却没有革命工作经验因而并不成熟的年轻人。

以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为例，他年轻时曾留学日本，据说能使用日语、英语和法语。但他的外语，顶多可以读写，与人口头交流似乎力不从心。中共成立后不久的1922年年底，陈独秀曾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但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发言的却不是他，而是他的年轻随员、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英语且口语流利的刘仁静。这就是因为陈独秀没有外语交际能力。在国际场合不通外语，只能成为哑巴客人；这一点，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和到外国人家里做客没有区别。刘仁静在回忆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情景时曾说：

中共代表团在世界共产党的盛会上，受到的重视不够。我们那时原抱着很大希望参加大会，可是在大会期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也和我们一样，无非是一般参加会议，共产国际领导对他既没有什么特殊礼遇，也没有安排什么个别交换意见。6

陈独秀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被称作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中国声名远播，可谓无人不晓；但踏出国门就没有人认识他；如果再不能使用外语与人交流，那么，他唯一能做到的，也就只有和其他参会者照张合影，为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为各国的团结留下个纪念而已（图11）。而与共产国际进行实际交涉的，或是懂英语的随员刘仁静，或是在大会期间为陈担任翻译并代为处理日常事务的瞿秋白（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大会闭幕后，瞿秋白接受陈独秀邀请一同回国。不久，他因学识和语言能力受到高度评价，进而受到重用，进入了中共中央。

就这样，就中国的共产党来看，早期的张太雷、瞿秋白和后来的王明等人能够掌握权力，抛开他们的外语能力和因此形成的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密切关系，就难以解释。如果不懂理论就无法进行革命活动；同样，如果不懂外语（尤其是俄语），要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如此。就这点而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在组织上受到共产国际这一国际机构的限制外，还面临语言沟通的制约。

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时刻面临着成为共产国际代言人或曰“翻译”的危险。实际上，这种危险曾经化为现实。192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就曾批判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Mikhail Borodin，1884—1951）态度专横。他说：

他〔指鲍罗廷〕不考虑中央仅有三人，《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等情况，就把瞿秋白调去作翻译。……鲍同志到中国已一年多了，可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党的生活，对待党完全象对待翻译供应机关一样。7

这个“翻译供应机关”当时的最高负责人陈独秀，如上所述，被指没有执行斯大林“老师”的“简单的要求”而被撤销职务，不久后激烈批判斯大林，退出中国共产党；脱党后的陈独秀揶揄只会重复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共是“斯大林留声机”。8“翻译供应机关”也好，“留声机”也罢，这些嘲讽，无疑都如实反映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组织性制约，以及如影随形的语言沟通障碍。后来，一批在莫斯科掌握了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留学生们（留苏派）在党中央获得发言权，这一倾向更加明显，毛泽东等本地干部也开始受到排挤。

至此，有关共产国际的解释难免失之冗长，但目的在于请读者理解和把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影响。中共除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定期递交工作报告外，还频频派出青年党员、干部前往莫斯科，与总部保持联系、出席会议或留学、进修等，都是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20世纪30年代，中共派出代表团常驻莫斯科，这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苏联解体后曾广受关注的所谓“共产国际、俄共密档”，即指由此类代表团及往来文件等形成的有关各国共产党的庞大档案资料群；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党员履历表等，当然也包括在内。有些文件，在中国已经遗失，但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却有收藏，幸运的学者有时也能看到。

如此说来，毛泽东早年的个人资料、肖像等，虽然在中国已难以寻觅，但或许在共产国际档案中能够找到。实际上的确如此，而且是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以前形成的资料。

1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4日）》。

2 关于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共产国际组织之沿革，请参阅李颖：《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及И.Н. Сотниковa, Китайский сектор Коминтер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кадроваяи финанс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19-1943 гг（.《共产国际中国部门：组织结构、人事与财政政策， 1919—1943年》），Москва, 2015.

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收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07页。

4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

5 若论资金援助，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从苏联得到的直接、间接的物资援助，要比共产党多得多。1925年6月，俄国共产党就给予中国（主要是广东）的军事援助预算进行审议，决定4月至9月的半年间提供460万卢布，合150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3号记录》[1925年6月5日]，收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30页）。而前一年给予中共的援助金额约为3万元，故若仅以年度比较，苏联提供给国民党用于军事建设的援助，是援助共产党的100倍。不过，若仅比较金额，则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予段祺瑞政权的借款（“西原借款”），总额合中国货币约达1.5亿元，国民党每年得到外援只有300万元，实属小巫见大巫。当然，苏联的援助催生了国民革命这一巨大成果。总之，虽说都是来自外国的资金援助，但其援助效果大不相同，最终要看接受方将其如何用于实际活动，以及“援助”是加剧了中国的混乱，还是有助于开创新时代。

6 刘仁静《回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史研究资料》， 1981年第4期。

7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6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3期。

8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