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古文体的命名与类别
第一节 “文”辨
《文选》书名即标榜为“文”之“选”，萧统在《文选序》中数次述及“文”，但其意味各有不同，此处辨析之。《文选》的选录标准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录什么文体及为什么录，二是不录什么文体及为什么不录。而这两个问题，又都与《文选》之“文”的含义有关。因此，辨析《文选》之“文”的意义实超出其本身。
一、“文籍”之“文”、文化之“文”、文采之“文”
《文选序》所述之“文”，首先是“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50]之“文”，“文籍”之“文”即是泛指语言文字作品。《文选序》又说：
“文之时义远矣哉”就在于“文籍”作为“人文”来说，其作用为“化成天下”。这是文化之“文”。《文选序》又说：
什么东西“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那就是文采。这是说“文籍”之“文”应该有文采。
《文选序》对什么文体可录说得很明确。可录文体除赋、骚、诗外，还有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等。《文选序》最后说道：
“譬陶匏异器”数句，是说为什么这些作品可录，或者说此即其所说之“文”。而“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作品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提供给读者的。这就是有文采的“文籍”之“文”，而其“时义”就是要这些“文”起到文化的作用。
《文选序》又曰：
《文选》之“选”者，就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目的就是让《文选》选录之文更“文”一些。这个过程是有例可证的。《文选》卷四十任昉《奏弹刘整》，李善注称萧统录入此文时有删节，其云：
于是他引任昉《奏弹刘整》原文中叙说刘整案件文字，即刘整之嫂的本状及有关人员的供词。黄侃说：
他认为萧统删略得对，称《文选》岂能录入此“断断不可为文”的文字。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说：
可见萧统对原文有所删略是出于《文选》选录文章的整体考虑。
又，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曰：
应该说，“裁剪长短句作五言”也是为了更“文”一点吧。
二、作为目录学上集部之“文”
所谓“文选”，选录作品应该是“文”，下面拟从萧统《文选》书名之“文”的含义来展开讨论。
所谓“文籍”，是指所有文字作品，而“人文”也是指“见于文字记录的古代典籍”[55]。但是，萧统《文选》之“文”不会这样宽泛，应该是文翰、文集之“文”。以下论之。
阮孝绪《七录序》说：
《隋书·经籍志一》载：
所谓文翰、文集，意思是文的一种汇集，尤其文集之称比较通行。文集，指一人或数人作品汇集编成的书。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58]唐刘知几《史通·载文》：“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59]
那么，所谓《文选》就是文翰、文集之选；从文翰、文集到文选，这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是目录学上首称为“文者，所以明言也”的集部，《隋书·经籍志四》总括集部曰：
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曰：
还是有其道理的。章太炎《文学总略》也说：
萧统《文选》自有其特殊意义，是他最早表达出总集的编撰应该“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而且他编撰的总集也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所以，清王士祯等《师友诗传录》载张笃庆说：
三、《文选》之“文”并非“文笔之辨”之“文”
我们先来看范晔《后汉书》，范晔是南朝人，他虽然作的是史书，其述文体仍可代表南朝人的观点。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论》云：
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已经有一些是公家实用性的“笔”类文字，但比较少。我们再来看《文选》所收录的文体。《文选》的文体分类，现在一般都认为应该为三十九类[65]，即：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问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如果把《后汉书》著录的文体与《文选》所录三十九类文体相比，《文选》独有的是诏、册、上书、启、弹事、对问、设论、辞、序、符命、史论、史述赞、墓志、行状、祭文。这些文体在《文心雕龙》中明确属“笔”的有：诏、册、上书、启、弹事、史论、史述赞、墓志、行状、祭文。或者可以说，《文选》的文体多录“笔”类，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文选》是提升“笔”类文字地位的功臣。总的来说，《文选》所录文类在《文心雕龙》中属“文”的有赋、诗、骚、七、对问、颂、赞、连珠、箴、铭、诔、哀、吊文；属“笔”的有诏、册、令、教、策问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碑文、墓志、行状、祭文。《文选》录文不但不避“笔”类，反而多有“笔”类。于是我们说，《文选》录文不以“文笔之辨”为标准，《文选》之“文”并非“文笔之辨”的“文”。
《文选序》对什么文体不可录也说得很明确，关键是萧统还说明了理由，对此做出自己的解释。其一，经之不录在于不可“芟夷”、不可“剪截”，所谓：
其二，子之不录，所谓：
子之“以立意为宗”，《汉书·艺文志》一一述说九流十家之立意，言之凿凿，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66]可是诸子“能文”也是有明证的，《文心雕龙·诸子》盛称诸子之作的文采：
萧统没有说错，汉末以来，确有“以能文为本”之类的作品出现。如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称“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68]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有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69]刘师培论“惟东汉以来，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又论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纯以骋辞为主，故文体渐流繁富”。[70]这些论断指出汉末魏初作品有“以能文为本”的趋向。与“以能文为本”的作品相比，诸子自然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了。
其三，辞、史之不录，在于“事异篇章”，“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文选序》称：
《文选序》述“篇”有“降将著‘河梁’之篇”“篇章”“篇翰”“篇什”等。篇，原指竹简、简册，古代文章写在竹简上，为保持前后完整，用绳子或皮条编集在一起称为“篇”。《汉书·武帝纪》载武帝诏贤良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颜师古注：“篇谓竹简也。”[71]以后文章有首有尾的就称为“篇”。唐刘知几《史通·叙事》：“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72]“篇”又特指诗歌、辞赋等文艺作品。《宋书·谢灵运传论》：“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73]“篇”又指成部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74]所谓辞、史之不录在于“事异篇章”，“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一在于未单独成篇，又在于“篇章”“篇翰”“篇什”等本多指诗歌、辞赋等。
总而言之，《文选》不录经、史、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魏晋南北朝时讨论文章确实不含经、史、子，如曹丕《典论·论文》就只称：
此四科八体当然与经、史、子无涉。而陆机《文赋》称：
亦与经、史、子无涉。
四、“以能文为本”是《文选》的选录标准
总括上述萧统所说经、子、辞、史不可录的原因，即不可“剪截”，“不以能文为本”，不同于“篇章”“篇翰”三者。其实，此三者在《文选》中，有时是综合性地起作用的。如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称：
刘永济指出子书亦有“舍道言文”者，虽然我们说萧统认定了子书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但参考不可“剪截”、不同于“篇章”“篇翰”两条标准，作为选本的《文选》不录子书也是有充分的道理的。
那么，假如有合乎以上三种条件的经、子、辞、史的文字，《文选》录不录呢？这是萧统录文是否合乎其预设规定的问题，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提问。
《文选》录文是有例外的，《文选序》既已称史之不可录，但又说：
《文选》卷四十九、五十有史论、史述赞，所录即“赞论”“序述”。之所以录，一方面固然是其自身的“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萧统重文采之“文”的选录标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合乎前述萧统的三个条件的，以下述之。
《文选》史论体有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二十八将传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范晔所说“传论”为传末之论，“序论”为纪或传前之论，萧统把它们一概称为“史论”。《文选》史述赞体有范晔《后汉书·光武纪赞》。下面以所录范晔的作品为例谈谈这个情况。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曾经这样论述其《后汉书》的史论、史述赞：
其中提到的文体有“赞”“传论”“序论”，既然是文体，就有单列的可能。史论、史述赞本来就有独立成篇的情况，如《隋书·经籍志二》就载有范晔所撰《后汉书赞论》四卷，又有晋秘书监傅畅撰《晋诸公赞》二十一卷。[79]而可以独立成篇当然可以“剪截”。又，范晔所称其“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又称“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云云，自然是一种“以能文为本”的夸耀。
正因为合乎上述三个条件，于是有“赞论”“序述”被选录入《文选》而“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的情况，这样，不录经、子、辞、史而又录史论、史述赞，从逻辑上就能讲得过去了。而经、子、辞尽管也有“能文”者，但因为不能同时满足可“剪截”“以能文为本”、同于“篇章”“篇翰”三者，所以不能“与夫篇什，杂而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