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业学大寨，西部举战旗（1965—1973）

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社会后，乡村干部的提拔和升迁，都要受上级领导的严格审查。

在这样的土壤中，通过锻炼和实际考验，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出身贫下中农的年轻的积极分子，给党注入了新的血液。毛泽东在1964年6月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即：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解决了；干部参加劳动；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农业增产等。[60]

战旗大队之所以能从金星大队独立出来，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背景。1965年，先锋公社党委研究后认为，第一，目前公社的大队地盘大，户数多，领导和管理有困难，以致有些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及时解决，为了壮大和巩固集体经济，只能等待时机解决；第二，党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干部进行了考核，这些教育给养使得一些干部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能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社员和群众，在此情况下，分出一些大队更能促进生产全面发展。[61]因此，先锋公社将金星大队11—17生产队划出，单独成立了一个大队，即战旗大队（1965年成立时称为“金星三大队”，1966年改名为战旗大队）。战旗大队刚成立时，第一任大队书记是蒋大兴，大队长是罗会金，大队会计是李世炳。[62]

战旗所在的金星大队在1965年前，似乎一直被公社作为一个中等或后进的大队提及。如1963年，金星大队从先锋大队借贷现金2000元，而且金星三大队（后来的战旗大队）农业和副业生产都处于消极状态。金星三大队有条件（有水碾、母猪），可半年才收入200余元。公社认为金星三大队生产搞不好，主要是干部头脑不清醒，听信社员说喂猪不划算，与其喂猪，不如把碾子上的扑糠卖给社员，比养猪算得起账，干部就这样动摇了。[63]因此，在“分家”时，据当时的干部回忆，战旗大队“只分得3间猪圈房，1个木制文件柜、3把圈椅，还有700元债务”，说其是个“经济上穷、思想上乱、方向上糊的落后大队”并非夸张。[64]

然而，到1973年，已经改名为战旗大队的金星三大队的水稻、小麦的单产量及生猪的人均头数等都位居全县及全公社的榜首，集体储备粮达24万斤，公共积累17万元，还添置了包括拖拉机在内的农业机械61台（件），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还超卖贸易粮3万斤，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多，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壮大，社员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升，[65]超过了上一章提到的1958—1965年一直处于先进水平的先锋大队（1960年先锋大队已经是郫县的一面红旗）。那么西部地区的战旗究竟是如何飘起来的呢？它为什么能飘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