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六经”与“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学突破

“国学”乃一国固有之学术。而马一浮（1883—1967）在谈到“国学”概念时认为，国学虽然涵盖广大，却以“六经”为根柢，国学是以“六经”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学术。其谓“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1]。在马一浮看来，“六经”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源，无论是哲学、历史，还是文学、艺术，虽分门别类、形态各异，但根本却是由“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精神演变而来，以“六经”为统摄。因此他强调：

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2]

马一浮牢牢抓住“六经”的主线，将“六经”作为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锁钥，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脉络和理路，这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语言的生疏和时代的久远，使“六经”给人留下了威严神圣却板重凝滞的印象。其实，“六经”成熟于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呈现一派烂漫天真自由流畅的青春气象。“六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政治的、思想的、历史的，也是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思想武库，也是中国文学的艺术土壤。而从汉代经学开始，人们对“六经”的解释，往往侧重于政治和伦理的阐发，而忽略了其深刻的文学和审美意蕴。回到“六经”产生的经典时代，我们会领略到经典建立时期的勃勃生机，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六经皆史”“六经皆文”，也应该认识到“六经皆诗”，认识“六经”的文学意义，对“六经”进行文学的、艺术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