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关于本课题的相关研究，严格地说始于20世纪初，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50年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
1.20 世纪初至50年代
20世纪初至40年代，国内关于两国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论述宋辽金元与高丽关系的论文，有张家驹《两宋与高丽之关系》、[1]李咏林《十三世纪前的蒙鲜关系》。[2]论述明朝与李氏朝鲜关系的论文，有孙绳祖《明与朝鲜国交之检讨》、[3]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4]《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6]论述清朝与李氏朝鲜关系的论文，有王崇武《朝鲜三田渡清帝功德碑文考》。[7]
国内关于中朝疆界的研究，只是在东北地方史及清朝开国史的著作中有所涉及。如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在论及高句丽民族归属时，指出：“高句丽一族本出夫余，为吾中华民族之一部，且其立国于今东北疆最久，与后来之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杂有别种来源者不同。”[8]由商鸿逵整理，孟森著《满洲开国史》一书，在考察清先世猛哥帖木儿事迹时，对其与高丽、朝鲜的关系有所论述，涉及元末明初的中朝两国关系与疆界问题。[9]
20世纪50年代，与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战形势有关，明抗倭援朝成为当时研究的一个亮点。如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10]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兼论〈中国戏曲小说中的丰臣秀吉〉》。[11]这一时期，文献资料的整理，有《满清入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12]《朝鲜国王来书》等。[13]
2.20 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十分重视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交往，尤其重视与朝鲜的友好交往，构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为了配合抗美援朝形势的需要，中朝两国友好交往成为史学界重要的研究内容。研究的领域涉及两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主要论著有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14]张政烺等著《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15]，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两部中朝关系史著作。此外，还有陈述《中朝关系一百年》、[16]王天心《唇齿相依的朝鲜与中国》、[17]董作宾等《中韩文化论集》、[18]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19]
通论两国关系的论文，有周一良《中国与朝鲜的历史关系》[20]及《中朝人民之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21]宋晞《从文化上论中韩关系》、[22]林辰《中朝文学的传统友谊》、[23]常元敬《再论古代中朝关系》、[24]王大任《中韩关系与东北》。[25]这一时期讨论中朝科技文化交流的论文，有张秀民《中朝两国对于活字印刷术的贡献》[26]及《朝鲜的古印刷（高丽王朝时期）》、[27]李俨《从中国算学史上看中朝文化交流》、[28]刘广洲《中朝医药史上的友好关系》、[29]江静波《朝鲜医学和我国医学的关系》、[30]冯汉镛《中朝两国医学交流的概述》。[31]
从断代史的角度探讨两国关系的成果较多。宋以前的论文，主要有张政烺《上古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32]余逊《汉唐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33]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34]宿白《五代宋辽金元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35]张家驹《十一、二世纪中朝人民的友谊和文化物质的交流》。[36]为配合抗美援朝的需要，明朝与李朝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有丁则良《三百五十八年前的援朝抗日战争》、[37]商鸿逵《明代的中朝友好关系》、[38]卢南乔《十六世纪中朝联合抗日的新认识》、[39]柳树人《“壬辰倭乱”和中朝人民的抗战》、[40]勃昊冈《明代的抗日援朝斗争》。[41]探讨清朝与李朝关系的论文，主要有金毓黻《清代的中朝友好关系》。[42]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我国学界对朝鲜半岛上的古代封国及古代民族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多受苏联《世界通史》和日本《东洋史大系》的影响，将居住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古族、古国纳入到朝鲜史体系之中。这种状况，集中体现在有关历史教科书和一些通史或专史类的著作中。如1956年，由徐德源编写、辽宁大学教材科发行的《世界中世纪史》，作为大学历史系教材，将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作为朝鲜历史上的王朝。[43]60年代，教育部门推出统编教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中世纪部分，将箕子朝鲜、卫氏朝鲜和高句丽都作为朝鲜古代国家。[44]这种情况，至7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1978年，教育部组织14所院校合编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在论及高句丽时，指出其是在中国兴起的一个跨国界的古代民族。[45]特别是，1997年人民出版社将各院校统编教材作为《世界通史》教材（6卷本）出版，将箕子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作为中国北方封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来处理。[46]而在我国通史和断代史专著中，也有论著将高句丽政权纳入到相关王朝的对外关系史中加以叙述。[47]在论及高句丽与隋唐的战争，竟将隋唐定为“侵略”一方。[48]甚至将高句丽的历史纪事排入外国史编年之中，[49]反映出对高句丽历史定位的含糊与混乱。
“文革”10年，学术研究陷于停顿，研究成果寥若晨星。
相反，这一时期（60年代）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斐然。通论两国关系的论著，有劳干《中韩关系略论》、[50]李光涛《中韩民族与文化》、[51]《记朝鲜实录中之中韩民族》[52]等。70年代，港台的研究仍然继续深入。探讨宋辽金元与高丽关系的论著，有王仪《蒙古元与王氏高丽及日本的关系》、[53]李符桐《辽与高丽之关系》。[54]探讨明朝与李氏朝鲜关系的，有李光涛《宋应昌援韩与平壤大捷》。[55]探讨清入关前与李氏朝鲜关系的，有刘家驹《天聪元年阿敏等伐朝鲜之役与金国朝鲜兄弟之盟》[56]《金国、朝鲜之建交与开市》。[57]探讨清入关后与李氏朝鲜关系的，有李光涛《多尔衮征女朝鲜史事》、[58]庄吉发《满鲜通市考》、[59]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60]《清韩关系（1636—1644）》（上、下）[61]《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62]由上述研究成果可见，港台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史方面，尤其是清代，其中以张存武、刘家驹的研究成果为代表。
3.20 世纪80年代以来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中朝关系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特别是中韩建交有利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研究。这一时期因研究成果多，为叙述方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2000年；第二阶段为2001年至今。
第一阶段：
1978年至1990年的主要成果，有朴真奭《中朝友谊三千年》、[63]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64]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65]、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66]资料整理方面，有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67]王其榘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68]
1991年至2000年主要成果，通论两国关系的论著，有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69]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70]《中韩关系史论》、[71]蒋菲菲和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72]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73]杨昭全等《中朝关系简史》[74]《中朝边界史》、[75]朴文一等《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76]刁书仁主编《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77]研究各个时期的主要论著，有朴真奭《好太王碑与古代朝日关系研究》、[78]张博泉《箕子与朝鲜论集》、[79]李宗勋《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80]董万仑《清肇祖传》、[81]姜龙范和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82]陈尚胜等《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83]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著作，有刁书仁主编《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84]和《中朝相邻地区朝鲜地理志资料选编》。[85]
通论两国关系的论文，主要有赫治清《历史悠久的中韩交往》。[86]探讨隋唐以前两国关系的论文，有张碧波《朝鲜箕氏考》、[87]杨军《箕子与古朝鲜》、[88]顾铭学《先秦时期中朝关系问题初探》、[89]刘子敏《战国时期燕朝关系新探》、[90]顾铭学《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91]李键才《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古朝鲜西部边界的探讨》、[92]杨通方《周汉时期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93]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94]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95]探讨隋唐时期两国关系的，有杨通方《汉唐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关系》、[96]李大龙《唐王朝与新罗互使述论》、[97]陈尚胜《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98]《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99]探讨宋辽金元时期与高丽政治关系的，有朴真奭《论东夏国的灭亡与高丽的关系》、[100]景爱《辽代女真人与高丽的关系》、[101]蒋秀松《女真与高丽间的“曷懒甸之战”》、[102]王崇时《元与高丽统治集团的联姻》、[103]杨通方《五代至蒙元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关系》。[104]研究明朝与李氏朝鲜关系的，主要有孙卫国《略论明初与高丽末之中韩关系》[105]《“土木之变”与倪谦使朝》、[106]刁书仁《明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107]研究清朝与李氏朝鲜关系的，主要有徐凯《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108]王崇实《会宁、庆源开市——谈清代吉林与朝鲜的边境贸易》、[109]郭庆涛《试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清朝与朝鲜的会源边市贸易》。[110]
研究这一时期两国思想文化的，有刘春兰《试论明清之际朝鲜社会的慕华崇明思想对明移民的影响》、[111]步近智《略论中国明清之际实学高潮与朝鲜李朝后期实学兴盛时的共同特征——中韩实学比较研究之一》、[112]李甦平《中韩阳明学比较》、[113]葛振家《论明代中国人的朝鲜观》。[11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的研究主要有：林天蔚等《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15]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116]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117]王仪《赵宋与王氏高丽及日本的关系》、[118]叶泉宏《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1368—1488）》、[119]徐泓《明太宗实录中韩关系资料校注》、[120]张存武《明季中韩对鸭绿江下游岛屿归属权之交涉》、[121]李光涛《记明季朝鲜之“丁卯虏祸”与“丙子虏祸”》、[122]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123]李光涛《记朝鲜实录中之大报坛》、[124]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125]90年代的研究成果，有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126]《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127]
第二阶段：
进入21世纪，国内的研究持续深入发展。通论两国关系的论著，有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为我国首部阐述中朝朝贡制度的学术著作，[128]以及杨军等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129]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130]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等。[131]探讨隋唐以前两国关系的论著，有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132]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133]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134]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135]程妮娜等《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136]冯立君《百济集史》等。[137]探讨辽宋金元与高丽关系的论著，有喜蕾《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138]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139]探讨明清时期与李朝关系的论著，有刁书仁《明清中朝日关系史研究》、[140]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141]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142]《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143]《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144]王臻《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145]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146]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147]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148]刘宝全《壬辰倭乱时期朝明关系史研究》、[149]李善洪《朝鲜对明清外交文书研究》、[150]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151]郑红英《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研究》、[152]吴政纬《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153]刁书仁《中朝疆界与民族——以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末为中心》。[154]在资料整理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张存武、叶泉宏的《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155]刘菁华等《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156]郑毅和赵兴元《〈同文汇考〉中朝史料》（四册），[157]都是研究两国关系的重要资料。
研究隋唐以前的主要论文，有张博泉《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158]白云翔《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159]刘子敏《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160]韩昇《魏晋动乱与朝鲜的中国移民》。[161]探讨辽宋金元与高丽关系的论文，有赵永春《辽代女真与高丽朝贡关系考论》、[162]魏志江《论金末蒙古、东夏与高丽的关系》、[163]孟古托力《蒙元与高丽关系述论》、[164]桂栖鹏《元英宗谪高丽忠宣王于吐蕃原因探析》、[165]程妮娜《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166]研究明清与李氏朝鲜关系的论文，有葛兆光《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167]《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168]孙卫国《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169]《试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170]《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171]《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172]《明清时期历代帝王庙的演变与朝鲜使臣之认识》[173]《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174]杨雨蕾《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175]《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176]刁书仁《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的关系探析》[177]《论明前期斡朵里女真与明、朝鲜的关系》[178]《朝鲜使臣所见的建州社会——兼论后金建国前与朝鲜的关系》[179]《论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180]《论后金建立前与朝鲜的关系》[181]《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182]《天启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以朝鲜国王李倧“封典”为中心》[183]《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184]魏志江《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185]高艳林《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186]刘为《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等。[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