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退学风波：灼热而喧嚣的教育旋涡
难道生活只不过是一个问与答的过程，问题得不到解答，答案不会受到质疑？
当我跟那些对学校有美好回忆的人聊天时，他们很少提到自己上过的课程。那些愉快地追忆学校生活的人，大多数都把校园时光当作一段与朋友快乐相处的日子。或者是他们曾经擅长的体育活动和参与过的课外活动让他们感到兴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课程对他们来说很简单，因此他们与老师相处愉快，拿回家的成绩也很好，父母也非常满意。
对于很多学生，尤其是那些在学校出于某种原因过得很艰难，或者不受欢迎也不擅长运动的学生来说，学校就是可恶至极、痛苦至极的地方。我就是这种学生。学校对我来说像是一幅有着几百块碎片的巨型拼图，这幅拼图没有图画指引我或告诉我最终会拼出一幅怎样的图像。我怅然若失，没有前进方向。
从1年级到6年级，我上的是一个小型私立日间学校，距离我家半小时的车程。我对于那里的课程和老师只有模糊的记忆，黑板上写满了内容，老师说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重点知识；每天上下学都要拖动着笨重的课本。我记忆最鲜活的部分就是我是个局外人。大多数的孩子都住在郊外，所以他们经常在放学后和周末见面。但我不是。我住得离他们太远了。课间休息时，没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游戏，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在旁边看着。
我学习阅读的速度也很慢。有一些孩子天生就比别的孩子学得要慢一些，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家长、老师源源不断的焦虑和压迫情绪逐渐把一个慢速阅读者变成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学习者。有几年，母亲都让我每周参加一次课外辅导。给我辅导的格雷老师不像是学校里的那些老师，她非常有耐心，并且很暖心，4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对阅读很熟练了。但是不管是初学者书单、根据难度安排的书籍还是学校指定的书目都让我感到厌烦，阅读的过程毫无乐趣。我喜欢闻每晚从传真机上取下的蓝色复印纸的味道，但是我讨厌在每天晚上一遍又一遍地做相同的数学题，简直比阅读任务还要讨人厌。我大多数时候都不做作业。
大概过了一年多我真的掌握了阅读的要领。我简直爱上了阅读，从中获得乐趣。起初我为《我们在那里》（We Were There）系列图书着迷，每一本书都是以小说形式编纂的真实历史事件，里面有一个或多个孩子作为主角。我不记得我是从哪儿看到了第一本书，但是只看了一小会儿这本书就完全吸引了我。到了11岁左右，我每天晚上大多数时候都在读书，是我自己想读，而不是学校要求。
我在俄勒冈小道跋涉，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奋战，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倾倒茶叶，和海军上将伯德在南极飞行差点冻死。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有关二战的书籍，尤其是当我读到日本军队呼啸着从天空中飞过，偷袭美军在珍珠港的舰队时，感受那种可怕和绝望的感觉，我在巴丹战役的雨林里穿梭，靠吃虫子果腹，我在诺曼底海滩上的碉堡疯狂地开枪。
我继续阅读了不同的战争营地的内容。德国将军埃尔温·隆美尔，人们称之为“沙漠之狐”，他神出鬼没地在沙漠围攻英国军队，然后脱逃，他的作战方式令我着迷。我之后又对大型船只之间的作战产生了兴趣。我请求父母让我看纪录片节目《海上的胜利》（Victory at Sea），它每周都会讲述一个不同的海上战争故事，里面用到的是原始影像资料。这个节目总是以《海军赞美诗》（The Navy Hymn）的第一节作为结尾：
永恒的天父，强大并给予拯救，
天父的臂膀掌控翻滚的波浪，
天父能够平息强大的海洋，
海水无法超越指定的限制，
噢，请聆听我们的恸哭，
我们为那些在海里丧生的人们哭泣！
听到这音乐我浑身发颤，感到十分悲伤。当我们每周日在小型国教教会里听到这首赞美诗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迫不及待地希望敬拜早点结束。我会试着想象在驱逐舰上是什么感觉，在日军海军战役的炮火下拿着一杆枪，神风特攻队随时会飞向我们，恐怖感一直萦绕。
我知道如果我参战会做什么。我会成为一个射击飞行员，就像我父亲一样。在《大不列颠战役时我们在那里》（We Were There at the Battle of Britain）这本书里，当我们在空中开战准备营救英国军队时，我驾驶着喷火式战斗机向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Bf 109和福克-沃尔夫FW 190（“百舌鸟”）战斗机开火，才从空中逃出免于飞机损毁。读完这个故事以后，我找到了很多其他二战时期空战的故事。我学会了战争中每一架战斗机的名字、武器装备和表现特征。我在想哪一架飞机最好：美军P51野马战斗机还是英国喷火式战斗机。P51飞行速度更快而且携带的枪支更多，但是喷火式战斗机更好操作，就像是一辆跑车那样。
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曾看过一幅装在银色相框里的照片，照片里我父亲穿着军装站在喷火式战斗机的机头下面。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他，不仅仅是他的飞机，还有在战场上的真实感受。就像很多二战退伍军人一样，他很少谈到自己的经历。
很多年后，我确实得到了很多答案，70岁的父亲坐下来开始写一篇记录他战争经历的短文，“献给孩子和孙辈们”，他说。
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当时我父亲在卖保险，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修了几门课程，还打高尔夫球。“我在学校和大学的成绩时好时坏，”他写道，“我的生活就是高尔夫球和好时光。”
他的另一个爱好是飞行。
当时他只是在朋友的小型私人飞机里待过3个小时，从来没有单独飞行过，他决定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但是他不具备所要求的大学学历，还要等待一年。1941年在一个劳动节派对上，我父亲遇到了一位前皇家空军飞行员，他向他请求帮助。皇家空军正需要大量飞行员，因为前一年在大不列颠战役中很多飞行员都牺牲了，所以在1941年的11月，21岁的父亲成为了英国空军飞行训练学校唯一的美国人。跟他同一批毕业的60个获飞的飞行员，只有一半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我父亲当时以顶尖的成绩毕业，不过他承认自己在摩斯密码考试中作了弊。因为当时所有的联络都是通过无线电进行，他看不到学习摩斯密码的意义。
在做了几个月的飞行指导后，父亲从一场半空对战中在布里斯托海峡上跳伞逃生，得到了他选择的作战机会。父亲被列入了第四十一军，这支军队当时驾驶的是最流行的作战飞机——传奇喷火战斗机MkXII。接下来的几年，父亲参与了无数次抵抗和防御战，艰难追击德国战斗机，护送法国上空的轰炸机，低空扫射军舰和机车，在空中反击战中遭到射击，然后负伤回到基地。他的飞行日记读起来就像是一部经典二战电影：
“掩护在阿布维尔市的轰炸机；休·帕里遭到射击。”
“从巴黎返回时后尾部队掩护了300架B17战斗机；50架FW190战斗机；我军的一架喷火战斗机遭到射击并爆炸。”
“台风（一种英国单人战斗机）在勒阿弗尔遭到6架FW190战斗机袭击；跟他们交战；我们袭击了两架战斗机。”
“与9架ME109和FW109集合，在阿布维尔上空与20多架FW190战斗机正面交战；汤姆·斯派克和迪克·荷加斯失踪；萨金特·费舍遭到射击，共有190架飞机损毁。”
有一次父亲承认，尽管每天都被恐惧和危险包围，那却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做的是自己热爱的事情，并且完成出色。
在诺曼底登陆前四天，父亲驾驶的战斗机在英吉利海峡德军占领的根西岛附近遭到射击并坠落。
“我当时整天坐在自己的救生筏上……两艘由海空特种救援中队空投的救生艇落在我身边，但是被吹走了，我无法触及。”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最终黄昏的时候，德军派出的法国渔船抓获了我。当我踏上根西岛港口的岸边时，一位德国军官向我敬礼，用蹩脚的英语说‘对你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德国一个恶名昭彰的战俘营“空中一号”度过。当时几件事情支撑着他走出那里，在少有的几次谈到战争经历的时刻，他说其中一件就是他想拥有一个农场的梦想。
1945年6月父亲回到了家乡，他向投身于战争之前就心动的姑娘求婚。次年7月我出生了，我生命的第一年是在斯普客山上的农场度过的，我的父母把新家建在了马里兰农场。家庭相册中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我穿着雪人服装，满面笑容的父亲紧紧抱着我。
除了在那张照片里，我很少看见父亲会笑。父亲很快就发现，务农是件苦差事，而且赚的钱很少，而他和新婚妻子的成长环境都很优越。我母亲的父亲曾是一名矿产工程师，后来成功转型成股票经纪人。她从小生活在弗吉尼亚米德尔堡的豪华别墅里，那是一块猎狐之地。大学三年上的是萨拉劳伦斯学校，那是当时先进的女子精英大学。他们对于拮据的生活都有些不适应。因此我父亲卖掉了农场，找到一份职业基金募集人的工作，我们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巴尔的摩到布法罗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到普林斯顿又回到巴尔的摩。母亲在搬家的时候，还要照顾我和我年幼的弟弟妹妹。
乡村生活刻在父亲的血液里，我6岁的时候，他在马里兰又买下一块农场。这一次，他雇用了一位专职农夫经营农场，并且他每天从巴尔的摩往返，父亲在巴尔的摩的工作是成立一个投资团队，收购经营困难的公司，通过更好的管理改善公司，然后再卖掉，父亲希望这样能够盈利。
“正午时光”，是新农场的名字，那里有绿草包裹的山峰，上面点缀着绿色的森林，直冲下山是一个亲切、翠绿的小村庄。一条名为“派尼洄游”的小溪从村边流过，时快时慢。阳光在湍急的溪水上闪闪发光，在静止的池塘里，一棵古老的橡树下面栖息着机灵的小鱼。整片山边农场包裹在篱笆里，在小村庄里，养着成群的安格斯黑牛，发出哞哞叫声，整天都在外面走来走去。接下来的6年，农场就是我的工作、我的游戏，是我远离学校的孤独的避难所。
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周末会打高尔夫球。我想他可能更迷恋田园式的幻想，像坐拥土地的乡绅一样生活在“庄园”，而不是真的要经营一个农场。我母亲不参与干农活。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接送孩子们上下学、管理家务，但是她总能找到时间阅读、摄影和画水彩画，有时候会弹钢琴或者听她最爱的歌剧。厄尔是当地的农民，住在我们村庄一个小角落的房子里，他负责所有的农活，有时候会雇人或者让他的孩子和我帮一点忙。
除了牛群，我们还养了一些其他小动物，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穿过巨大的白色谷仓去喂它们。猪、马，还有两只大丹犬、鸡，当然还有讨厌的大鹅，我父亲用他最不喜欢的哥嫂的名字给它们命名。如果跟鹅挨得太近，它们就会用尖锐的喙啄你。
喂完它们，我就会关掉灯，当墨水一般的黑色爬过整个村庄，我就会看着动物们投下的影子，听着它们咀嚼、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在冰冷的夜晚感受它们身上散发出的热度。慢慢走回家，面对那一夜的家庭作业，我把脖子伸出去看点缀在无尽的夜空上的星星。银河，太阳系，银河系，宇宙，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怎么会飞到那里？我有许多的疑问。
割草是最繁重的农活。草垛巨大并且沉重，我根本就抬不动，但是我能把它们捆成3到4捆，让工人们快点搬到卡车上。割草的季节总是又热又湿。仅仅在刚刚割草的农田上待一个小时，我就浑身湿透，皮肤上贴着刺痒、松散的草根。割草过程中通常没有休息，因为下午晚些时候经常会有暴风雨席卷整个山坡，所有的干草都需要在大雨到来之前捡起来然后带到谷仓。我会坐上最后一辆载满草垛的马车，无法动弹地平躺在上面，因为疲劳而处于半昏睡状态，但是我很自豪。
如果不需要我帮忙割草，我的时间就都属于自己，农场就成了我探索的宇宙。
我会带着我的狗斯慕提一起爬山，去看看山外还有什么，但是只发现了更多的山，更多的森林，更多的牧草地。我在阔叶林里冒险，爬上一块冒出地表的岩石，这样我就能透过遮蔽的梣树林和枫树林向下俯瞰，思考谁生活在这阴森的灰色影子之下。
探险让我浑身汗湿，我从山边爬下来，回到小村庄，小溪顺着村边流淌，激荡着流进齐腰的、蓝绿色的冰冷湖水中。我截断水流，看着水流在我搭建的棍子和岩石中形成新的溪流。历险的最后，筋疲力尽的我躺在草地上，看着懒洋洋的天空中缓慢飘过的如同岛屿一般的洁白云朵。
我11岁的时候，农场上迎来一位访客，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是我父亲在城里的一位商业合伙人，那天晚上他跟我们待在一起。当天晚饭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喜欢钓鱼，小溪里有没有鱼。我在“派尼洄游”河里确实见过，我告诉他，但是我从没试过抓鱼。
“我带了鱼竿和鱼线，”他告诉我，“如果你想参与，明天我们试试。”
破晓后不久，我带着那位访客从我家顺着山下走到一处静止的湖泊。他递给我鱼竿，给我展示鱼线怎么用，该在哪里扔鱼钩，用我从花园里挖出来的一条虫子当鱼饵。很快，我感觉有鱼上钩了，我拉着鱼竿准备钓起来，他告诉我要让鱼在水里挣扎一会儿，这样鱼就没劲了，最后再把鱼拖进网里。那只是一条鲇鱼，我们把鱼扔回湖里，我又尝试了一次。
当我们在河岸边坐着等待鱼上钩时，那位访客问我喜不喜欢学校。以前从未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如实回答。但是他带我钓鱼这件事也从未有人做过。
“我不喜欢学校，”我承认，“但是我在课外读了很多书，我真正感兴趣的书。”
他点点头，好像理解了。
我们没再等到鱼上钩，没过一会儿他瞥了一眼手表，说我们该走了。他还要开车回到城里。
那晚我试图入睡，想着这位访客为什么问我关于学校的事情。这让我思考我为什么不做作业。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课堂上就只阅读那些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呢？
那位访客来访几周后，给我邮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棕色的盒子跟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的是：谢谢你带我钓鱼。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看见里面装着蜘蛛网状的细小金属丝，尾端带着不同颜色的细小碎格，一个黑色的塑料开关旋钮，一团线，还有不同大小的螺栓和螺丝钉。看上去有点像一小堆垃圾。在盒子的底下，我发现一本纸质说明书：“如何组装你自己的晶体管收音机。”
哇，组装我自己的收音机。我着迷了，完全沉浸其中。那么多线，还有那么多页小字印刷的说明书。我简直不敢相信能把这么一堆东西组装成一部真正的收音机。我阅读了说明书的第一页：
你会在里面发现什么：
第1页：从中转站到接收站，完整的图片。
第2页：你会在这个手工项目中用到的零件信息，符号图解流程图。
第3页：组装步骤。
第4页：运作和试验步骤。
第5页：组装图表。
第6页：天线和底部零件。
第7页：零件列表和临时组装的零件。
说明书里还列出了我在制作中需要用到的工具和部分零件：剪刀、尖嘴钳、十字螺丝刀、小号直叶片螺丝刀、锋利的小刀或者电线剥离器、钻子或者碎冰锥、贴纸、中等厚度的砂纸、天线。这里面有一半东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带着说明书去作坊找厄尔，我们的农夫，就在停放拖拉机和其他农场用车的仓库旁边。他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厄尔是一个身材高大、声音低沉的男人，留着小胡子，右前臂上文着一个巨大文身，是一条绕着一根棍子、露出长牙的眼镜蛇。他看了说明书，然后看看我，摇了摇头。
“这是一个手工项目，”我解释道，“我要做一台收音机。”他布满烟渍的牙齿中间叼着一根骆驼香烟，半嘟囔着，然后从工作台的钉板上取下来工具，把工具放进了一个纸箱。
放完之后，他把纸箱递给我说，“等你做完就把这些东西尽快还回来，听到了吗？”
回到卧室，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拿出纸箱里的工具，然后阅读零件列表，想要从中理清头绪。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块纸板剪下然后粘在工具包里带着的两块板子上。一块板子是收音机的底部，用于装载发电装置：电容器、二极管、线圈和电阻器。另外一块板子是收音机的前部，会安上调音按钮、天线和地线连接装置，还有两个用来插耳机的连接器。
我用钻子钻了两个洞，用于把前板和底板安装在一起。然后我把可变电容器安在前部。这样是为了能够调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错。
装好底部的板子的4颗螺丝后，说明书后面的步骤变得更加复杂了。“位置：3个线圈，二极管和螺帽。把3个线圈装在恰当位置非常重要。L-1有3个小圆点，分别是红色、红色和黑色；L-2的圆点是黄色、紫色和黑色；L-3的圆点是棕色、灰色和棕色。”我试着在头脑中理解这些话语的意思。“按照上述步骤。按‘钓鱼线的方式’缠绕线圈，粘上线圈、二极管，还有可变电容器的2团电线，给耳机留出1—4英尺的线，按照指示从前板留出5英尺的地线，放在螺帽下面。”
怎么回事？这太难了。我完全看不懂，我觉得我永远无法完成收音机的安装。即使我装好了，可能收音机也不能用。我站起来，把这团乱麻扔在了地上。
几天以后，我重拾信心，又开始安装收音机。我极其确定自己完全能够准确辨认出不同的线圈，每一步我都缓慢开展，在开始下一步之前会反复检查。一旦我完成了这些步骤，剩下的就是要把辅助的耳机连接到前方的两个线圈上。最终，说明书上说：“开始下一页的测试、运行和试验。”
但是还有一个按钮。“一个牢固的天线是必须的，这样才能体验到晶体管收音机的终极愉悦……天线，50—100；直径14，”下一页的说明书提示我，“留出几股电线是最实用的。线可以是绝缘材料也可以是不绝缘的，管壁厚度是1.4毫米，如果手边没有类似尺寸的电线，可以用相似的代替。”
是时候再去拜访一下厄尔了。我把工具还给他，然后向他展示了天线那一页的安装说明。“哎呀”是他所说的全部的话，边说边从一个线圈上拉出一段线，然后剪到了合适的长度。
我花了整个下午安装电线。我在二楼的卧室外有一个小门厅，我把天线缠在楼梯扶手上。完成的时候，母亲已经两次叫我去吃晚餐了，第二次基本上是带着威胁喊叫“托尼！”我就只好把电线放在那儿下楼了，内心十分不情愿。
回到楼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天线、底板和耳机线跟前面的板子相连，然后再去看说明书。“戴上耳机，缓慢地旋转控制钮，收听电台。如果能够听到电台的信号，就继续下面的步骤。”我会听到什么呢？我好奇地想。“如果听不到，那么：1）一步一步检查所有的天线，确保所有的安装和连接都正确。确定你使用的天线/底板都是按照第6页上所指示的。”现在我开始担心厄尔给我的线可能不对。“检查你的耳机，清扫耳机底部的终端连接口，如果听到‘咔哒’的声音，耳机正常。检查二极管（D-1），触碰第4页上的天线终端，如果听到‘咔哒’的声音，二极管正常。确保L-1、L-2、L-3的线圈都按照第4步的流程安装在正确位置上。”
我的双手在颤抖，我戴上耳机，缓慢地调试调节按钮。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点声音。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成功。我不能做好任何事情。
但是之后我又把所有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耳机发出咔哒声。二极管正常。线圈在正确位置。我重新连接天线，把耳机放在耳朵上，再次转动按钮。电台的嘈杂声！真实的声音。我肯定是第一次安装天线的时候就没有安装牢固。
我继续转动。出现了音乐，然后，又出现一个电台，广播播音员的声音。“费城。”他说。我在收听的是《费城故事》，用我自己做的收音机。我整个晚上都在听，想要找到更多的电台，中间还出现了很多干扰。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太兴奋了，以致无法听清。我做到了。我靠自己做到了。我希望那个访客还能过来，这样我就可以给他展示了。
说明书上的最后一页写着一些能够在收音机上做的试验，比如改变天线的长短或位置，或者是把天线的扣子移到不同终端的位置。最吸引我的试验是比较一下白天收听到的电台数量和晚上收听到的电台数量。晚上收听到的数量更多，我很好奇是为什么。
我的父母给我买了一本《世界百科全书》，由此我开始阅读关于电台频率和大气层的内容。我了解到电离层是大气层中的一层，有50到60米高，电台的信号就是从上面折射下来的，当太阳落山时，电离层的组成部分就会改变。夜晚的电离子更少，就可以让收音机信号传播到大气层更高的地方，在那里电离子有时候会以不同的收音波段发生颤动，带走一些波段的能量再反弹给地球。这段文字很晦涩，还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在学习。广泛地从阅读中学习。为什么学校不能是这样呢？
很快我就12岁了，我的世界逐渐打开。我父母卖掉了“正午时光”，在我父亲参加高尔夫课程的第六球道边上建了一所房子。他们说这样我就可以离7年级要去的学校更近，那是巴尔的摩一所男子日间学校，叫作吉尔曼，我父亲就是在那里上的学。
尽管外面还像是夏天，但是游戏时间结束了，老师们在一开学就告诉我们，那里的老师全是男老师。天气非常炎热，我真想在“派尼洄游”小溪里玩水。事与愿违，我要做的是每隔50分钟就换一个不同的课程，它们都会指定成堆的作业。我必须穿着外套、打着领带去上课，因为这是校服。领带的意义是什么？它打结的方式，就像一个绳套，我真的很讨厌它缠在我脖子上的感觉。每天早上我都无比希望自己能从吉尔曼退学。
为了让上课的时间快点过去，我拿出我的自动铅笔开始想象。它们都是战舰，从港口出发，在我的斑驳的木制课桌顶上的铅笔插槽着陆。铅笔战舰会去遥远的地方探险。船员都生活在笔帽夹上，铅笔的其余部分装着一个巨型卷曲的核能发动机。有时战舰之间会发生冲突，船只损毁，船员只能逃生。从船尾弹出的红色橡皮就是它们的逃生舱。我希望我也能逃生、脱困，赶快离开这里，回到农场里。
8年级比7年级更糟糕。老师们说他们必须“鞭笞我们”以使我们适应高中生活，因此作业变得更多了。另外，几乎每天都会有考试和测验。我从来不为它们学习。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会为了通过一次愚蠢的考试就逼着自己去记忆那些无聊的知识。
我找到了在教室度过时光的新方法：通过一台小的索尼收音机收听棒球比赛。同学们都在谈论世界锦标赛，但是我不在意；我只是想看看我能不能逃离学校。我溜进厕所，从衬衫前面的口袋里拿出耳机线，然后顺着袖子放进去。我用手盖住耳机，然后把收音机放进我的裤兜里。坐在座位上，我会把手放在耳边，戴上耳机，老师背对着我们的时候，悄悄跟其他同学报告比分。
每一个在吉尔曼上学的人都对体育非常狂热。在高大的砖砌教学楼后面，操场上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场地似乎永远延伸着。我们要求每天放学后都进行一种体育活动。如果你不是站在烈日下方或者是整天在可怕的狂风中等待某件事发生，那么你就是在煤灰跑道上冲刺，试着不摔倒，或者不踩着别人，要么就是不被别人踩到，追着一颗球并且祈祷自己不要受伤。我父亲上学的时候踢花式足球。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不喜欢任何运动。
只有一节课是我特别期待的，就是宗教课。宗教课的芬尼老师不会留很多作业，我们不用为了考试记一大堆东西。我们学习旧约中的故事，然后一起讨论。当我们读到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时，他问：“该隐杀掉他的兄弟以后，上帝就轻易放过了他，这样做对吗？”
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讨论中，遇到老师真的要听到我们的真实想法。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只有我们如何能更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们讨论的是重要的问题，关于如何生活。通过对话和想法参与学习，这节课在我年幼的头脑留下了深刻和持久的印象。
那个学期结束不久，我父母在家里举办了新年晚会，邀请了很多他们在乡村俱乐部的朋友。我躲在楼梯上偷听。有一个男人从客厅出来，手里拿着酒，看到了我。
“那么，学校咋样？”他醉醺醺地问，几乎完全斜靠在楼梯扶手的中心柱上。
“挺好。”我说，眼睛看着壁纸。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想成为一个宗教哲学家，”我郑重地说，“不过我是个不可知论者，而且我不知道如果你完全不相信上帝，能不能成为一个宗教哲学家。”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了派对。
新学期刚开始，我父母和我就都被叫到学校跟校长会面。尽管我在芬尼老师的宗教课上成绩非常好，但是这并不能拯救我；每一门课我的成绩都非常糟糕。我们得知我不会得到在吉尔曼读高中的“机会”。
我讨厌这个地方，很高兴我不用再回来，但是那时我也会害怕。有没有可能我最终去的学校，在那里的生活会更加悲惨呢？
在9月的一个阴雨连绵的寒冷之日，父母开车送我到艾文旧农场学校，一家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走进校园，我就震惊了：唯一一条进出的道路穿过了4幢建筑中心的4个拱门之一，接下来就是通道，每一幢建筑都用有颜色的石头——一种巨大的红色砖石建造而成。墙上的小窗户就像是中古世纪城堡上防卫用的小窗口。屋顶是倾斜严重的石板，建成一个小小的塔楼，高耸的烟囱冲入灰色的天空中。装着巨大铁链的厚重幽深的木门里面是第一层的教室。宿舍在第二层和第三层。
我和我父母走在通往校园尽头宿舍的石板路上，一位长者讲述了艾文的历史。“西奥多·波普·瑞德是美国首批获得建筑师资格证的女性建筑师，她也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想要创造一种科茨沃尔德乡村的感觉，”他解释说，“因此在1927年，她花了上百万美元，把这些工人从英国带过来，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手工制作，木质的横梁、门上的铁栓、手工制玻璃。棕色的石头是从旁边采石场运过来的。”
她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建造一所像堡垒而不像学校的学校？我想象着校园外可能会有城墙和吊桥，穿着护身铠甲的骑士在外面守卫，可能用长矛骑马格斗就是一项课外运动。
我父母帮我把行李搬到我的房间，然后他们就回到车里。母亲给我一个冷淡的拥抱。父亲跟我握手说，“努力学习吧，儿子。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只要你尽力就好。”然后他们就走了。
回到宿舍，我四处打量我的房间。光秃秃的木墙，嵌入式的上下铺床，一个带着几个抽屉的狭小衣柜，一张能翻盖的桌子和椅子，还有一扇透光的小窗户。天啊，简直是太吵了。那些家伙们在走廊上跑来跑去，大喊大叫。我什么都能听到。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上下都能打开，就像是一个卫生间的小隔间。我想，这样他们就能偷看你。
艾文收录的都是成绩不好或者没有考试分数的孩子，它出名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招收体育特长生的学校。我们每个季节都要参加一种运动。我参加了足球、摔跤和长曲棍球，因为我父亲想让我参加这些运动，但是我讨厌这些。这里简直是吉尔曼的翻版，只不过现在的同学更加高大和健壮而已。混蛋艾特·朱瑞有一次一拳击中我的下巴，把我打倒在地，因为他说我太吵了。那个混蛋是接受过训练的拳击手，想找个机会显摆自己。如果你不是运动员——我就不是，你最好就在柜子里待上4年，期待着他们能别来找你麻烦。但是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
艾文的课程跟吉尔曼的毫无二致，所以我也还是那样一个学生。“黑斯廷斯战役于1066年打响，作战双方是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带领的诺曼法国军队和哈罗德·葛温森国王带领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突然之间，冗长的叙述停下了。“你应该记笔记，否则你永远不知道期末考试要考什么。”我必须要把他说的都抄写下来吗？不可能，我不会那样做的。
毕达哥拉斯的定理是关于三角形的东西。我完全不懂。π到底是什么？出于某些疯狂的理由，我更多地把它记成了十进制数字，而不是应该记住的3.1415926。
领域、课程、秩序和生物分类，我完全搞不清楚。课本上画着彩色的男性和女性生理解剖图，但是我只想知道不穿衣服的女孩是什么样子的。
动词时态？我只能记住veni、vidi、vici，但是这并不能帮助我攻克拉丁语。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失败了。
我开始憎恶所有的课程，除了英文课。英语老师雷姆塞老师有一点奇怪，他用两根修长的手指夹着烟的方式好像那是一件精致的东西，每次他吐出一口烟，短促的烟雾就会直冲入空气中。但是我真的喜欢要求我们阅读的书。
《老人与海》讲述的是老渔夫圣地亚哥连续84天都没有捕到一条鱼。因此他决定冲进大海，孤身一人坐着小船，寻找大鱼。他抓住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用了两天时间才把鱼网住，最终杀掉了鱼。但是这条鱼太大了，无法装进他的小船，因此他不得不把鱼挂在船边。鲨鱼来了，开始吃他丰收的成果。“我的兄弟。”他对马林鱼说。他想用一件粗糙的工具对抗鲨鱼，那是一个绑着小刀的船桨。他杀死了一些鲨鱼，但是没法杀掉全部的鲨鱼。
“那么为什么圣地亚哥这么沉迷于棒球运动员乔·迪马吉奥的方式呢？”雷姆塞问我们。
我举起了手，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
“瓦格纳？”
“我想是因为他崇拜乔·迪马吉奥的方式，即使乔的骨头已经刺穿脚踝，一刻不停地疼痛，他也坚持不懈做到最好。老人也感到非常疼痛，但是他知道不能放弃，他要坚持捕鱼。”
雷姆塞微笑着，吸了一口香烟。“那么，你认为如果那个男孩马诺林跟老人一起出海，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正是我喜欢这门课的一点。有时候他会问我们一些从来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问题，就像芬尼老师那样。
下一个作业就是要写一篇短篇小说。我决定要写我自己的“老人”故事。我写的是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脉上当了一辈子导游的老人。我写的是这个老人用他的方式把人们指引到我最喜欢的山上，比如说在弗兰克尼山脊上的拉斐特山。我描述了从山顶俯瞰的景色，你怎么能够通过密林丛生的佩米戈瓦塞特荒野看到总统山脊和华盛顿山的锯齿状的山峰。但是这个老人越来越老了，就像圣地亚哥一样。他不能再带领人们，甚至都不能再登山了。他的膝盖和后背总是很疼。因此他决定最后一次自己登上拉斐特山。
他走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路线，瀑布小道，从山脊攀登。当他穿越山脊向顶峰爬去时，太阳也渐渐落山。当他终于在黄昏到达光秃秃布满岩石的山顶时，天空中雷声大作，老人看见远处蜿蜒的闪电。
我安排了这种情节，这是雷姆塞老师讲的伏笔，先给读者一种暗示，接下来有事情要发生，不要中止阅读。
他能够判断出马上要下雨了，因此他找到一处岩石遮蔽的地方，就在山顶下方躲了起来。他已经累了，非常疲惫。
我是这样结束这个故事的：“慢慢地，他向这种慰藉灵魂的沉眠屈服了。”
我简直用尽毕生所学才写下这个句子。我不断地改写，直到自己满意。我想要用到雷姆塞老师教的押头韵的方法。我想让这个句子听上去有ess的长音，这个声音也许会让你想要睡觉。我故意让结尾充满不确定。也许他只是睡着了，或者也许他死了。由读者来决定。
想让故事听起来合理真的是个挑战，要动用所有的感官，要用到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脉上爬山最好的回忆，同时还要塑造这个角色。他跟我之前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
雷姆塞老师简直为这个故事痴狂。他在班上读了这个故事，还给了我一个A。这是我在学校得到的第一个A。
10年级一开始，我简直迫不及待要上英文课。但是很快我就知道态度要改变了。斯坦利老师是一个半秃的老男人，抽着雪茄，脸上带着那种紧张的半笑不笑的表情，他发出的根本就不是笑声，更像是一头牛的叫声。
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太太太无聊了。然后我们要写一篇相关的论文。“分析出能说明游苔莎有超自然性格的证据。这些证据对于她作为一个故事人物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只是编了一些段落。得了C-的分数。
最终，斯坦利给我们布置了一次创意写作作业。我们要写一篇描述班里同学的记叙文。我写的是我们班一个个子很高、金发的运动型男孩，他移动的方式像是徘徊中的猎豹。
我们上交了作文以后，他选了几篇在班里读。我很希望能选中我的。但是最糟糕的事情却发生了。他读的文章写的是一个戴着牙套、眼镜总是滑到鼻梁上、黑头发油腻腻的孩子。文章里还写了这个男孩每次挑破和挤压满脸青春痘的方式，每个人都看着我然后开始大笑。
斯坦利也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好像很享受我尴尬的样子。我的脸颊好像烧起来。我从来没受到过这种羞辱。
10年级剩余的时间，我的分数仅仅是刚刚及格。晚上试着睡觉的时候，我常常幻想带着一帮反叛者席卷校园，释放那些囚犯。但是我永远不知道这些犯人——我们这些学生——会去哪里，或者我们会做什么。另外，也没有人会跟着我。我前所未有地孤独。
1962年秋天，11年级一开始，一位老师从夜间自习厅来到宿舍中间，告诉我们迅速在食堂集合。以前从未这样做过。走入冰冷刺骨的夜晚，每个人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没有思路。
我们都在长桌旁坐好以后，校长站在食堂前方的讲台上。他清了清喉咙，用麦克风开始讲话，这样每个人都能听到：“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洲际弹道导弹。总统刚刚宣布要海上封禁古巴。这件事要一直持续到苏联撤走导弹。”学生们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
“先生们，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自从核时代开始以来，从未有过两个超级大国这样的冲突。没人知道结果如何——”他的喉咙里发出声音，“今晚就让我们祷告，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总统和我们的国家祷告。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一些孩子欢呼，还有一些孩子紧张地笑了。我摇摇头离开了人群，走向草地和森林的连接处。
天哪。这是真的。回想到在吉尔曼，他们会在空中发射信号弹，让我们都趴在桌子下面，我觉得这可能没太大作用。我看见过电影里的炸弹爆炸。但现在的炸弹更多，可能威力更大。没有一块地方是安全的。
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抬头看看天空。天空澄净，群星闪耀。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会在几秒钟内就把全世界毁掉。我希望我也有能信奉的神明，这样我就可以祷告：上帝，请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课程、考试、分数、上大学，所有这些现在看来都无比渺小。
我学会了抽烟，总是从自习厅后面的宿舍溜出来在一间黑暗的教室里抽上一根烟。我会戴上一只手套，这样他们就不能闻到我手指上的烟味，之后我会咀嚼一颗薄荷糖，但是我知道我会咳嗽，我确实咳嗽过几次。作为惩罚，我要在周六在整个校园进行数小时的劳动。
周六晚上允许我们去镇里，只要在晚上11：30的宵禁时间之前回来就可以。周中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谈论起镇上谁会举办派对，会不会有酒。我很想去，不过去了也只能站在角落里喝啤酒。我知道如果我带着一嘴的酒气回到学校，我一定会被开除。
11年级结束我还是老样子，成绩单上带着一堆的C和D。大多数的孩子都学习，至少有时候，他们似乎不在乎要记忆和照搬成堆的无聊知识。我为什么总是在怀疑一切？我为什么就不能就像所有人一样适应环境，做我应该做的事呢？
从学校回到家，跟父母还是照样摩擦不断。他们会用他们的问题折磨我：你为什么不努力，你意识不到好好考试有多重要，上大学有多重要，等等。而我保证过我会做得更好，如今基本都成了一个仪式。
12年级开学回学校的火车上，我感到非常恶心，压力很大。所有的孩子都在讨论12年级的英文课老师有多严厉。他的名字叫西德·克拉克，但是每个人都叫他鼹鼠。因为他又矮又胖，还长了一个长鼻子，每次他值班巡逻的时候，好像他在凿隧道，用巨大的四孔黑色手电在找麻烦。
英文课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鼹鼠几乎在高二都用50分钟整节课的时间在说教，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没有预警的前提下，让孩子们回答《坎特伯雷故事集》或者其他古老图书里的奇怪问题。他会盯着你直到你小声说出一个答案，如果你说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就会奚落你。“是你的狗把你的课本又吃掉了吗，瓦格纳？”如果你愚蠢到打瞌睡，像我有几次那样，他就会朝你扔板擦。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孩子们会一直起哄。我坚持到周六是为了能够离校。
我应对的策略奏效了一个月。我又去了镇上的一个派对，但是头一遭，我回去迟了。只是比宵禁晚了20分钟，又不是世界末日。手电筒光直直地照进我的眼睛里，几乎闪瞎了眼睛。我被抓了。
“瓦格纳，你归校太晚了！”鼹鼠大叫。
别是他。任何人都行，就别是他。为什么所有老师里，今天就必须是鼹鼠值班呢？
“我打不上车。”我嗫嚅着，想要找个借口。如果不是他从我的呼吸中闻到了啤酒味，我可能只是需要禁足几周。我在车里为了防止万一，已经嚼了好几块薄荷糖。我需要伪装到底。
“瓦格纳，你他妈就是个废物！”他咆哮着，走近我，然后盯着我的脸。“你总是个废物，你永远是个废物。回到你的房间去。”
上帝啊，他的判断从何而来？当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宿舍时，他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17年来的生活都遭到了断定和审判。还有我的未来。我已经被宣判是一辈子的废物。而我很确定他是对的，这是最糟糕的部分。我步履维艰地走上台阶回到自己的房间，咸湿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
我紧紧地裹着被子，我挣扎着要睡觉。我无法停止思考过去3年的无聊沉闷。我知道几乎全是C和D的成绩不能让我考上体面的大学。我可能根本考不上大学。
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我叫了一辆去火车站的出租车，我买了一张去纽约的火车票。我没获得外出许可，我知道我可能会因此被开除。但是没关系，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是个辍学生了。
我在纽约街头走了3天，头脑里不断重复着鼹鼠对我恶毒的攻击。我从来没听过一个成年人说过“他妈的”。他对我说的那个词简直太恶心了。我对于自己逃跑的行为也很愤怒。可能他没有闻到啤酒味，如果我不跑走可能仅仅是会被罚。我现在究竟要去做什么？我没有主意。
斯坦利和鼹鼠不是我上学时仅有的遇到过的侮辱学生的老师。艾文也不是我去过的最糟糕的学校，或者是我退学的最后一所学校。但是我第一次主动地反抗了。我跨越了很大一步，走入未知世界。这是一种短暂的解放，释放的感觉很快就被纯粹的恐惧取代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只是从烟雾中径直奔向那段灼热而喧嚣的教育岁月。就像钢铁一样，我最终被它加热和锤炼，虽然只是通过更痛苦的经历。
最终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要回家。校长已经告诉他们我不能再回学校了。我母亲在火车站见到了我。我们沉默地回到家。“训话”在当天晚上一顿紧张和沉默的晚饭之后终于开始了。
“你有几个选择，”我父亲用平静但是威严的口气说，“你可以参军。”什么，准备好要跟苏联打仗了吗？希望不要发生战争。“或者在加油站找一份工作。”他继续说。我想不到比那更不想做的工作了。“或者去上公立高中。”公立高中是油脂青年（greaser）1去的地方。“或者你可以再找一个愿意收留你的寄宿学校。你自己决定。”他充满厌恶地看着我。
我不能选择“以上都不选”，所以我同意了最后一个选择。我父母雇用了一个顾问，为我找一所愿意接收我的寄宿学校。有一所学校愿意录取我，就是纽约索莫斯的希灵中学，在曼哈顿以北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我自己坐火车过去，然后按照录取通知书的地址打车过去。
那是11月的一个烟灰色的日子。学校的校园里是两幢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子，坐落在一座种满树的小山上，俯瞰着一片两边遍布芦苇的田地。破败的教学楼上墙皮已经脱落，球门上没有网子。露丝和奥托·斯万是这所营利性学校的所有人，他们住在更小的那幢房子里。另外一幢房子里区分出教室和宿舍。我走向前门廊的时候，偷看到一帮无所事事的男孩，坐在破旧、直靠背的木头椅子上打扑克。
一个黑色油腻头发的高个子男孩冷淡地打量着我，“你是从什么学校被开除的？”
希灵原来是像我这样的“废物”最后能选的学校。这二十多个男孩都是从别的学校退学或者被开除的。每个班只有3到4个学生，虽然我们理论上应该在不同的年级，但是我们都要听相同的无聊演讲，完成同样的无聊作业。
我到那里几个星期以后，老师和学生们都在公共休息室集合，共同沉默地盯着学校的电视。总统被枪击了。一片混乱。没人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之后克朗凯特出现，沉痛地宣布总统已经去世。
我冲到了走廊上。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哭了。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感觉就像是去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重演，成年人们在一个无情的世界做着疯狂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没法思考这件事。我还要度过一年上学的时光。
希灵不会布置太多作业，可能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学生会做，但是春季的纽约州考试的压迫感不断逼近我。想要毕业，我必须通过所有主要课程的考试。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学习。
我手头还有很多时间，但是下课后就只能打扑克，所以我大量阅读。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斯坦贝克，课堂上没有布置他们的任何一本书。或者如果布置了，我肯定会提前就读完。老师们用他们讲解结构的方式毁了这些好书，而且对我们怎么想或者这本书怎样阅读只字不提。
那个冬天我发现了托马斯·沃尔夫。我用3周的时间把他的四部小说都读了。海明威笔下的角色，就像学校里那些爱好体育的男子，还有我父亲，都崇尚坚毅大于一切。沃尔夫的人物则不同，尤金·甘特和乔治·韦伯都非常敏感和善于思考，他们想要明白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他们是我在文学作品或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第一种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感到窘迫，或者想要隐藏情绪的人。感觉是他们认识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他们对世界的想法一样多，就像我这样。读到这些书，我开始意识到我可能并不是天生的怪胎。
那年冬天晚些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本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写的格言书，我是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本书。我着迷于这个作者如何能用几个词就抓住智慧或者生活的困境。我写下了一些名言：
“砸碎纪念碑的时候要保留基座，总能派上用场。”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区别只在于世界末日的日期。”
“食人族用刀叉吃是一种进步吗？”
“如果一个不会数数的人发现一片四叶草，是一种幸运吗？”
然后我试着写我自己的箴言。我知道大多数都很粗糙，但是我会精心修改我喜欢的句子，因为它们基本上总结了我关于成人和生活的观点。
难道生活只不过是一个问与答的过程，问题得不到解答，答案不会受到质疑？
因为在写我自己的箴言，我对于写作再次充满激情，这是自从斯坦利羞辱我以后的第一次。我决定试着找一位创意写作老师。我知道他肯定不会是我在希灵中学的英语老师。烟斗里的烟在他的头上打转，他身边就像总是萦绕着大雾。但是学校里另外一位英文老师似乎对我和其他孩子都比较有礼貌并且友善，我想可能因为他是英国人。他不会试图获得别人的喜爱，就像我们年轻的生物老师那样。他看上去尊重我们。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能不能教我创意写作，他的回答是“我非常愿意”。他说这算是一项课外活动，没有分数或者学术成绩。
每周爱德华兹先生都会给我布置新的写作任务，我们会见面并讨论。有一周是写童年回忆，下一周是描述自然，然后是独白，再然后是幽默故事。他鼓励我要写那些我知道或者经历过的事情，不要完全在脑子里杜撰。我在这些“作业”上花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科目的作业加起来还多。
有一周他建议我试试写一篇对话，因此我根据在食堂偶然听到的内容写了一篇。
“托尼，你真的抓住了那个青春期男孩的语气。”爱德华兹先生说，“在那种奚落中展示出了那种伤害，却没有直接的描述，这简直太精彩了。但是老师干预的部分有一点矫揉造作。下一次，你可以试着自己把这些内容大声读出来，看看写得是不是真实。”
老师干预的这一段是我编造的，所以才不奏效。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爱德华兹老师，他每次都会对我做得好的一个方面进行点评。他也会指出我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他总是在鼓励我，让我想要更用功，就像是一个好教练。
至于其他的考试，我只是做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能通过考试就好。虽然成绩很差，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也考得很差，我还是被弗吉尼亚州一所小型男子大学兰道夫-麦肯学院录取了。我在艾文相处得还不错的一个同学前一年刚去，说他喜欢那里。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每个人都疯狂迷恋披头士。课后我们会打开窗户，然后听着音乐冲进校园。《真爱无价》和《我想握住你的手》循环播放。一位老师刚关掉一台收音机另一台收音机就又响起来了，最后引来全体合唱。高中生活即将结束，我第一次开始感到希望。但是希灵中学的校长斯万女士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斯万女士很少来教学楼，她如果来了，那肯定是某个学生遇到了大麻烦。斯万女士是那种很彪悍的女人，带着蹩脚的德国口音，灰色的长发盘在头上，就像是一个皇冠。
她皱着眉头，让我坐在她的桌前。
“我们发现你私藏东西。”
私藏？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起来，我在宿舍马桶的水箱里放了几罐可乐。马桶还能使用，有什么问题吗？
“我要让你停课反省，我们会通知你的父母，接下来的3天你要回家，直到下周春假之后才能回来。我希望你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反思怎样才能够更有责任心，并且给低年级学生做好榜样。”
回家的火车之旅非常漫长。我不知道父母会是什么反应。我母亲见到我，让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虽然我知道斯万夫人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
“让我来梳理一下，”她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你在马桶后面冰可乐的惩罚就是再给你3天额外的假期？”我们两人都欢呼起来。这几天，我跟母亲就像是某种伙伴，有时候母亲会跟我谈论她在看的书，跟我分享她最喜欢的歌剧。
春假之后，我一直数着还有几周我才能解禁。然后万·希尔达在五月末的时候从办公室打来电话。这次我又做了什么？
“会考的分数出来了。”哦，糟糕，来了。“你的生物考了45分。”
我哭着冲出了门。我就知道。生物老师刚刚从美国和平部队退伍。大多数的课程都是无聊的闲谈，我没学太多东西。现在我没法毕业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用手捶墙。
“开玩笑的，”几分钟后，她在走廊里大喊，“是94分。”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后来，我都不想去参加毕业典礼了，但是我必须得去，因为我父母专门从巴尔的摩开车过来。斯万夫人在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时，我蜷缩在自己的金属折叠椅子上。几位教师走过来给学生颁发奖状。我完全没有在意。我简直等不及整件事赶紧结束。
然后爱德华兹老师走上讲台。“希灵中学今年要颁发一项创意写作奖，”他说，“获奖者是托尼·瓦格纳。”
我完全惊呆了，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最终，我蹒跚着走到领奖台上，从他手中接过了那个包装精致的小包裹。他用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给我一个温柔的握手：“恭喜你，这是你应得的。祝你好运。”
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读了两本书，回忆起来，这两本书对于我的思想觉醒至关重要。第一本书就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我们似乎从小学开始就学过好几年的美国历史，老师们总是讲到经济大萧条，但是我不知道当时经历过大萧条的人是什么感受。我最震惊的是斯坦贝克对于贪婪的银行和大业主们的描述，他们利用俄克佬（Okie）2，并且用政策对付他们。当人们试图组织起来时，警察就杀了他们。为什么老师们只会让我们记忆日期和事件，却不让我们知道活在不同的时代是什么感觉？那时候太多的学习都是死记硬背。当时留给我们的任务和我们必须做的作业都无聊透顶，毫无意义。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不值得做的作业。
第二本书对我来说影响力更大，是我在试着理解我上学的那些时光。书名叫作《夏山学校》，里面讲的是英国萨福克郡成立的一所实验寄宿制学校，作者当老师前是一名记者，叫作A. S. 尼尔。《夏山学校》列出了他的教育哲学。他认为学生们天生聪颖，学校不应该妨碍他们天性的发展：“我们立志要建立一所学校，孩子们有自由去做他们自己。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纪律、方向、建议、道德训练和宗教指导。”
每周的例会上，教师和学生共同决定学校的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投票。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音乐课或者木工课或者在外面玩。课程都可以选择，没有考试或分数。偶尔尼尔会“为了好玩设置考试”，比如问学生们：“以下这些东西在哪儿能找到：马德里、星期四岛屿、昨天、爱、民主、憎恨、我的袖珍螺丝刀。”学校作业充满乐趣。
尼尔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方法，让我觉得尤其震惊：“我的第一任妻子和我创办这所学校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让这所学校适合孩子们，而不是让孩子来适应学校。”我想到了成年人强迫我“适应”一所学校，如果我做不到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从老师在我的成绩单上消极的评价，到我父母永无止境的说教。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会因为我的失败受到指责：我很懒，或者我就是不够聪明，我是个废物。最终鼹鼠道出来了，但是我知道其他的老师，甚至我的父母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假如完全相反呢？如果我父母找到了一所适合我的学校呢？这样的学校在英国之外存在吗？如果去一所这样的学校是什么感觉呢？我的生活和学习会有什么不同呢？
有一个答案对我来说很清晰：我的学习更多的是会围绕我的兴趣和疑问，就像夏山学校的孩子们一样。尼尔相信真正的学习只会发生在一个学生具有内部动机时，不是要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来取悦老师或者父母，而是要理解一个孩子天生有兴趣的东西。
尽管被贴上了“不情愿的读者”这个标签，我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关于二战的书籍，并且想要试着理解我父亲自愿成为战斗飞行员的事情。我想知道与危险共存是什么感觉，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战是什么感觉。11岁的时候，我就研究过收音机波段、调频和电离层，与此同时我却拒绝完成作业。当我受到鼓励去自己解读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会花时间思考复杂的概念，比如不可知论。当我拿到一个自己写短篇小说的挑战时，我会去研究不同的文学形式。尼尔是对的。当我对某样东西感兴趣的时候，如果能够拥有追寻这样东西的自由和鼓励，我就是一个渴慕知识的人，甚至是一个好学生。
夏山学校另外一个吸引人的方面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轻松随意的关系。当我回顾自己上学的日子时，我意识到虽然雷姆塞先生用一种吸引人的方式教我英文，他却没有吉尔曼教我宗教的芬尼老师以及希灵中学我主动找到的教练爱德华兹老师那么令我印象深刻。这不仅仅是我对于他们所教授的东西很感兴趣，还有这些老师给我传递的一种感觉，他们关心我这个人。“没人在乎你知道多少，”古语常说，“除非他们知道你有多么在乎。”
最后，尼尔关于游戏的想法吸引了我。他认为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通过儿童游戏习得的，那些事情比课本上学到的更重要。他写道，无组织的游戏为孩子们提供了学习如何与其他孩子相处和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多年以后，我读到很多教育理论家的著作，我逐渐了解到孩子们是如何利用各种形式的游戏的，他们不仅仅以此来获得社交技能或者将其用作想象力的出口，他们还会凭此来理解这个世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认为，婴儿是科学家，他们会通过游戏来“构建”对事物本质的理解。
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多么想念自己在“正午时光”的小山和森林里未经干扰的游戏。但是我以前从未认为游戏是一种学习的方式。现在我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自己在新罕布什尔5年的夏令营时光。我认为那里与我的教育无关，但是我在那里的生活就是通过游戏学习，而并不是夏山学校或农场的自由玩耍。它带来了不同，总之是更为严肃，更有目标。
1 是美国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指20世纪5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叛逆青年。——编者注
2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人，由于失去土地被迫迁往其他州，靠替人采摘葡萄勉强为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