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嘉靖朝的困扰

努尔哈赤后来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统治的衰落与腐朽。因为建州女真毕竟是明朝全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进退，要受明朝总政治形势和总经济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当中央王朝统一和强固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而称雄统一，是不可能成事的，或有则被剿灭。李满住和董山被杀即是例证。当中央王朝衰落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兵统一称雄，则是可能的。到努尔哈赤降生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像一座柱斜梁倾的大厦，岌岌乎将要倒塌。明嘉靖朝的败落腐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四个焦点——外部的“南倭”与“北虏”和内部的“廷衰”与“边弛”，明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

“南倭”与“北虏”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匮竭。“世庙时，南倭、北虏并急”，频繁告警，朝廷震惊。“南倭”“北虏”是嘉靖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也是其衰落的严重结果。

“南倭”之患，明初以来，日甚一日。如洪武二年（1369）六月，“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到洪武三年（1370）六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至嘉靖年间，千里滨海，同时告警。倭寇闯入，烧杀抢掠，许多城乡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长期进行御倭战争，岁无宁日，重耗库藏。戚继光《征兵考实》详述倭患之严重，文字稍长，引录于下：

时东南沿海卫所，军政不举，武备尽弛，海禁亦懈。奸商猾民，因而勾引番船，剽掠海中。又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谁何。遂乘间节破黄岩、崇德、桐乡、乍浦、昌国、临山、慈溪等城十余处。寻引舟南犯淮、扬、吴、淞诸郡，焚燔庐舍，掳子女财帛数千万。兵士吏民，战死逃亡，不下数十万。所被攻陷郡邑，以檄书上闻。世宗震怒，推刃大臣，乃以御史胡宗宪总督浙、直戎务。敕东南帑藏，悉从调取；天下兵勇，便宜征用。于是南调湖广土兵、广东徭兵、广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赖兵、崇明沙兵、邵林僧兵，北调山东枪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民、北边骑兵、北平射手，凡称胜兵者辄致之。然皆临敌驰檄，远者万里，近亦数千里，至必经年……徒扰掠为害。故谚云：“贼为梳，兵为篦。”而土官且利其廪饩赏赉，举乾没而润橐中，竟无分毫转给，而又不约以律，乃任其抢夺，而莫之禁。东南髓膏始涂于寇，终竭于兵。

戚继光的上述文字，写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即努尔哈赤出生一年之后。其时正值嘉靖中期，倭患酿成大祸。“自鲁迨粤，海疆麋沸，江浙受祸尤酷”：略扬州，杀同知，居民遭焚劫；薄苏州，城门闭，乡民绕城哭。受倭患的城镇，“四郊庐舍，鞠为煨烬；千队貔貅，空填沟壑。既受无辜之驱命，复浚有生之脂膏。闻者兴怜，见者陨涕”。遭倭难的地区，“兵火之后，百姓流移。死者未葬，流者未复。蓬蒿塞路，风雨晦明。神号鬼泣，终夜不辍”。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海疆千里，同时传警，倭帆所指，皆为残破。倭盗滋扰的杭、苏、宁、淮、扬等地带，明廷的陵寝、陪都、赋源和运道，警报频传，同时告急。总之，“南倭”之患，使得衰落的嘉靖朝更加衰败。

“北虏”之患，正统之后，尤为剧烈。据《明史·鞑靼传》载：“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正统己巳之变与嘉靖庚戌之变，皇帝被俘，京师被困，声威大减，元气大伤。据《边政考》载录资料统计，嘉靖朝蒙古贵族骑兵入犯55次，为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入犯总数的两倍。这种严重局面的形成，同嘉靖帝的失策不无关系。蒙古俺答汗等多次派使叩关，请求贡市。嘉靖帝不仅傲慢答之，而且斩其来使。俺答汗愤而派骑兵犯扰，明朝官军摆边防守。宣大总督苏佑言：“先年摆边，诚为无益。宣府之边，千有余里，一镇之军，不过七八万，每里七八十人，岂足守御？又分有信地，人不敢离；虏聚而多，我分而寡，势自不支。一处溃入，千里之守，俱为虚设。虏既入边，我兵反后。此摆边之失也。”朝廷不调整蒙古贡市政策，也不纠其消极摆边之失，而是责令守边官员：“如无破虏奇绩，大臣不许回京，并镇、巡官一律坐罪。”守边将领前有强敌，后有严律，“诸将既畏虏而不敢进，复畏律而不敢退。不得已自污以求去，或诈病以欺君”。

其时，“九边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蓟、辽有土蛮诸部及黄台吉支党”，内中俺答成为嘉靖朝肘腋之患。仅在努尔哈赤出生的前后十余年间，蒙古兵屡犯京畿，京师五次戒严。宣大总督方逢时疏言：“俺答益称雄桀，攻克诸部，虎踞朔庭，东连察罕，西胁番回，五十余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于征输，边鄙之民，死于锋镝。……致我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离，横尸载道，城廓丘墟，刍粮耗竭，外罹惨祸，内虞他梗，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之旰食。”明廷为抵御俺答汗骑兵南犯，“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仅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六年（1557），所发京边用银共三千二百七十一万余两；其时“浙直以被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诸军兴征发停格，即岁入二百万之额且亏其三之一”。即每年实际岁入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四百五十余万两。尽管后来俺答纳款贡市，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天下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北虏款贡浸淫至今岁费三百六十万，罄天下之财，仅足以当虏贡”。

“南倭”与“北虏”之患，连年不断。王世贞指出：“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与虏战；自壬子始，而东南之兵，亡日不与倭战。兵日以战，挫削日以继。”庚戌，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壬子，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庚戌和壬子，都值嘉靖中期；东南的“倭犯”和西北的“虏犯”，给明廷以双重打击。这就使得明朝兵马疲惫，帑藏匮竭，“百姓嗷嗷，海内骚动”。历史表明，“南倭”与“北虏”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与“边弛”则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内在因素。

“廷衰”与“边弛”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内朽外虚。到嘉靖时，朝廷腐败，边警告急。“廷衰”与“边驰”既是嘉靖朝败落的重要原因，也是嘉靖帝腐朽的严重后果。

“廷衰”之弊，明初受胎，朝甚一朝。自明太祖朱元璋罢相后，皇权强化。皇帝得不到宰相制约，又依恃阉佞，君权更为集中。皇权愈集中，腐败愈严重。到努尔哈赤出生时，明朝已走过近二百年的历程，朝廷腐败，百弊丛生。嘉靖帝一意修玄，大兴土木，生活糜烂，败坏吏治。他迷鬼神，日事斋醮：“修设斋醮，连日不止，耗蠹财用，溷渎宫廷。”道士邵元节投其所好，预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带，“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库，以符水祷祀见幸，“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后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其时，大臣争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淮王献白雁，总督献灵芝，杀人在逃的国子生王金“厚结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自进后，受为太医院御医。甚至罢官闲居十余年的原参议顾可学，自言能炼男女之尿为长生药，因得“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时人有“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之谚。他好大喜功，繁兴土木，天地分祀，修葺西苑，建三殿，缮二宫。如朝鲜进香使郑百朋在京所见云：

方大兴土木之役，其于阙门之内，土木瓦石等物积如后丘山，千官由其罅隙出入，而礼部尚书夏言董其役事。又于阙内，方造延禧、敬圣二宫，此为皇帝祈祷之所，皆穷极奢侈云。九庙之梁，别作于他处。而至于迎梁之日，阁老及千官，皇帝落点随卫，而皆插花于头，肩荷红袱。梁之数七，而皆以金为饰。担一梁之人，厥数百余。……又闻赴役之人，一日三万余人，而皆偿民佣之。故匠人则日给银七分，军人则日给银三分，耗费极矣云。

他生活糜烂，广采宫女，动辄千计。宫女受欺凌，遭笞楚，便演出一场“壬寅宫变”之闹剧。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谋缢杀嘉靖帝。据朝鲜使臣至京见闻，后奏其国王云：

臣等九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见东西角头，将宫女十六人尸首。问之，则宫婢杨金英等十六人共谋，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卧，以黄绒绳用力缢项，事甚危急，宫人张芙蓉觇知其谋，往告方皇后。皇后奔救，则气息垂绝，良久复苏。命召六部尚书会议定罪。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

时嘉靖帝鼻孔流血，气息已绝。经御医许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嘉靖帝自“壬寅宫变”后，不再住大内，而移居西苑。他先自甲午即嘉靖十三年（1534），不视常朝。此后更“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所以，史称“世宗自甲午以后，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嘉靖帝退居西内，专祈长生，简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严嵩以善青词，而结主知。严嵩一意媚上，专直西内，久居权要，流毒天下。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为阉宦，“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醟无厌”。严嵩获罪，其子世蕃斩于市，“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严嵩被抄没家产后，在祖茔旁搭屋栖居，就死在茔旁。

另一谄媚官员袁炜，中进士后，善写青词，如嘉靖帝宠物猫死后，要官员写挽词，其他官员推辞说写不好，或待润色，袁炜则写“有‘化狮作龙’语，帝大喜悦”。但众臣耻之。袁炜因巧于谄媚逢迎，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典机务，又加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后回籍，死途中。

上述嘉靖朝内廷衰朽的数例。

其“廷衰”与“边弛”，相为表里。“边弛”之弊，嘉靖以来，日甚一日。明朝北部之患，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主动征抚，安疆定边；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皇帝被俘，边祸严重；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北事平缓，尚无大警；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边门屡叩，北患愈急。仅嘉靖朝，北患大者，55起，是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总数的两倍。北患日深，是因边事久废；边事久废，则因纪纲败坏。那个“面瘦颐尖，颧高鼻长，眼尾上斜，殊无风采”的嘉靖帝，在继皇位、“大礼议”得意之后，用张（璁）桂（萼），宠严嵩，亲奸佞，疏贤能，外肆大兴更张，内演壬寅宫变，三十余年不视朝，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谣云：“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财用不足，信用才士，“点金”成钱，以充国帑——“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也”。不消说小民无法生活，即便是宗室也难为生计。代府奉国将军朱聪浸于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至京上奏：“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艰难万状。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殡埋，有行乞市井，有佣作民间，有流移他乡，有饿死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朝廷连宗室生计都缺乏善策，边事则更难妥善筹划。明朝中叶以后，辽东军备日弛。内臣贪黩，边将骄纵，牧地侵占，苑马倒失，屯制破坏，军伍逃亡。辽东明初实行军屯制，“军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但至嘉靖朝，军屯之制，逐渐破坏，“辽东屯田半废，近行营田之法，拨军耕种，致行伍空虚”。辽东边备废弛，官兵掩败为胜，滥杀冒功。“寇入塞，或敛兵避。既退，始尾袭老弱，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习以为常。”这种倒行逆施，既使辽东明军愈加兵衰势弱，也使辽东边民愈加离心背明。

总之，“南倭”之祸，“北虏”之扰，内廷之衰，边备之弛，都表明嘉靖年间明朝已经由强盛走向衰落。如《明史·世宗本纪》论曰：

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因以渐替”，即是说明朝至嘉靖已由盛转衰。明朝衰落，这就为满族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至于由什么人利用这个客观条件，登上历史舞台，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还需要有其主观条件。努尔哈赤的前述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他个人诸方面条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