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来，我们玩跑得快

赵燕飞

多年前，台下是黑压压的观众，台上是欢天喜地的她。

“好春光啊，”她唱道，“过了一山又一山，丛林茂密遮日光。连理枝头比翼鸟，粉蝶成对映晨窗……”这个对人类和爱情充满向往的小狐仙，单纯美丽的模样令多年以后的我心生惶恐。

如此年轻如此迷人的母亲，其实我从未看到过。在我日渐模糊的记忆里，母亲那些腋下总有黄渍的汗衫，显得格外清晰。华美的戏服，层层黄渍的汗衫，母亲手里的拐杖轻轻一点，戏服与汗衫之间便隔了银河。银河水深浪高，我的想象力无法泅渡。

前些日子，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买公墓，双棺的那种。我当时正在阳台上侍候茶花。那是一盆烈香，芬芳更胜其美貌。花事已近尾声。凋落的花朵，香气依然不管不顾。从地板上捡起来的烈香，我一朵接一朵，全晒在了窗台上。我要用她们做一个香囊，虽然毫无理由也毫无必要。

手机开了免提，倚放在窗户旁，我一边接听母亲电话，一边修剪茶树的枯枝败叶。母亲的话有些突兀，我的手一抖，剪刀碰落了一朵将谢未谢的烈香。

母亲说：“十五栋的刘姨走了，上午还在公园里散步，下午就走了。”

十五栋的刘姨“走了”与母亲买公墓有什么关系？

母亲又说：“我和你爸存了点钱……”

“不是钱的问题，”我打断母亲的话，“钱不是问题。”

我的话有点绕，母亲嗫嚅着还想解释什么，我忽然明白过来，母亲要为她和父亲做最后的“划算”了。母亲常说过日子要有“划算”。我没想到买公墓也在母亲的“划算”之内。母亲有很多忌讳，过生日时桌上不能有豆腐，过年时不能穿白色衣服，初一、十五要给观音菩萨上香上供品……自从摔伤腰椎，母亲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悲观，但越是这样，我越不敢在她面前提到买公墓之类的事情。我甚至企图在潜意识里过滤掉父母终有一天要弃我们而去的真相。公公去世时，我假装不知道生我养我的父母也有永远离开我的那一天，假装不知道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自己会有怎样的悲伤。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莫名其妙就湿了眼眶。车开得好好的，忽然忆起那次一大家子去韶山玩，两三台车，公公想坐我这辆，我却建议他坐另一辆，就因为公公常年抽烟，而我无法接受自己的车里有烟味。我的自私甚至不需要有人来提醒。公公上山的那天，我站在一间大门紧闭的房子里，做着所谓的面试答辩。早知结局已定，早知自己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蚁，我却固执地要将那些巨大的脚掌看个真切看个明白。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错过的，永远都错过了，从此再无机会弥补。哪怕是在为了准时参加第二天上午的面试而连夜独自开车赶回长沙的途中一直泪眼蒙眬以至差点出了车祸，哪怕之后的每个清明节我都会去公公墓前想要和他说声对不起，哪怕此刻的我不得不向后仰起头……我都无法原谅自己。

母亲喜欢逢人就夸她的儿女有多孝顺。以母亲的争强好胜，哪怕自己的子女不够孝顺，她也会夸出一朵花来。为了对得起这些夸赞，我会假装自己真的很孝顺。那天，我为母亲按摩腿，随口问她怎么不染头发了，如果染发剂没有了我可以马上去买。在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反对母亲染发的。一则经常染发有害健康，二则六七十岁的人了，满头白发是正常现象，有什么必要总把头发染得那么黑那么亮。母亲淡淡地说：“有什么好染的，连路都走不动了，还染什么头发。”这话，不像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大前年受的伤拄的拐杖，前年一直染发，去年一直染发，今年怎么就不染了呢？不染头发的母亲，反而让我更担心了。

近几年，母亲变了很多。我从小喜欢种花，母亲却颇有微词。当我嫁为人妇，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小阳台想种什么花就种什么花，想种多少花就种多少花时，我甚至一次又一次引诱母亲种花，母亲始终不为所动。直到母亲买了新的电梯房，为了去甲醛，破天荒同意我搬了几盆绿萝回去。慢慢地，母亲的飘窗上有了吊兰，有了小家碧玉，有了长寿花，甚至还有了动不动就开爆盆的天竺葵。

那盆烈香刚到我家时，满树繁花，我特意和母亲视频聊天，将镜头贴近开得最美的那朵，我问母亲这花好看不。母亲说好看，确实好看。

“不仅好看，还香得不得了，等我下次回老家，带一盆给您，要不？”

“不要不要，家里这几盆我都不想养了。”

母亲说她不想养花了，我不太相信。母亲的养花水平，远在我之上。我家的花，换了一批又一批。米兰，月季，凌霄，飘香藤，三角梅，木瓜海棠……她们乘兴而来黯然而去，除了那棵对我死心塌地的幸福树。母亲却是养什么都活泼泼热辣辣的。那些长寿花，红的红，粉的粉，紫的紫，从春开到夏，从秋开到冬。母亲随便折几枝下来插在什么空盆子里，便又是崭新的花花绿绿的一大盆。我说这花了不得，好看、吉祥，还这么好养。母亲反问一句：“你不是养死了一盆吗？”

母亲偶尔得理不饶人，尤其是在父亲的面前。父亲经常被母亲驳斥得哑口无言。每回都是父亲早早“投降”：“好好好，我蠢，全世界就你最聪明，我们家幸亏有你这么个聪明人……”

母亲聪明一世，也有难免糊涂的时候。比如打跑得快，她总是看不出自己手里有顺子。作为老师，父亲不急也不躁，他告诉母亲按数字的大小顺序扯出牌来，3、4、5、6、7、8、9，母亲还拎得清，到了10、J、Q、K、A，母亲便半天数不出来。我是个急性子，启发式教学不奏效时，便直接去扯母亲手里的牌，母亲没握稳，被我一下就扯落了好几张。父亲慢条斯理地发话了，“莫急，一张一张地扯”。这方面父亲比母亲厚道些。若是拎不清握不稳牌的是父亲，母亲肯定要骂他蠢了。

学打跑得快的母亲，完全颠覆了几十年来聪明而又强势的能人形象。母亲盯着手里的扑克牌，脸上的表情很投入也很无辜，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你无法想象母亲曾经有多讨厌打牌之类的“不务正业”。父亲历来喜欢打扑克，他有一群比较固定的牌友，都是退了休的煤矿工人。当然，父亲也是一位退了休的煤矿工人。只要不下雨不下雪，他们每天吃了中饭就会围坐在小区花园的石桌旁打扑克。玩的是升级，不打钱，也不粘胡子。有时热得衣服湿透，有时冻得直打哆嗦，但他们照打不误。母亲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瘾。小区里有很多麻将馆，满屋子男女老少，好几桌同时开战，吆喝喧天的，一块两块的赌注，不大，但绝对不会不打钱。赢钱的想多赢，输钱的想扳本，上瘾还可以理解。连胡子都不粘一根，一坐就是一下午，难怪母亲想不通，连我都想不通。

每每母亲埋怨父亲不该打扑克，我就劝母亲别生气，老人家就该打点牌，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回过头来我又说父亲，打牌可以，但不能一坐就是一下午，打个把小时，站起来走动走动再接着打。父亲只是笑。去年，母亲中过一次风，出院后，拄着拐杖都走不稳路了，两只手也不太灵活。我建议父亲教母亲打扑克。一是锻炼双手的灵活度，二是锻炼脑子。刀不磨会生锈，脑子也一样。刚开始时，母亲很抗拒。在她看来，打牌赌博是败家子才干的勾当。我说打牌和赌博是两回事，如果不想变成“老糊涂”，就得每天打几把扑克……固执了几十年的母亲，忽然就开窍了。某个周末，我抽空回了趟老家，吃完晚饭，母亲坐在升降茶几旁叫我：“来，我们玩跑得快。”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父亲从厨房里走出来，边擦手边对母亲说：“等一下，我帮你热了中药，吃完药再打牌。”

我不想评价父亲和母亲谁对谁更好，谁为谁付出更多，但自从母亲摔伤，父亲就成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保姆。做饭，熬药，洗脚，按摩……有一回，我看到父亲蹲在母亲脚畔，为她穿袜子，母亲的脚有点肿，袜子便有些紧，父亲的动作却非常熟练。我的鼻子忽地一酸。父亲高又瘦，母亲矮而胖。母亲坐着，父亲蹲着，看上去差不多高，那一刻的他们，从未如此般配过。很久很久以前，外婆家门口有一棵杨梅树。拖着鼻涕虫的父亲，趁着外公外婆都不在家，噌噌噌爬到树上去，揪一颗青里泛黄的杨梅，往嘴里一扔，酸得龇牙咧嘴。再揪一颗，闭上眼，又往嘴里一扔……母亲站在树下，警惕地望着通向菜园的那条小路。远远地，看到外公掮了弯嘴锄朝这边走来，母亲对着树上喊：“别吃了！我爸回来了！”父亲赶紧往树下一梭，黑不溜秋的鞋子穿反了，他也顾不上，沿着另一条路撒腿就跑。父亲的这些“丑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便开玩笑说：“论身高，老妈配不上老爸；论聪明，老爸配不上老妈。”我的话音未落，母亲懒懒地斜了父亲一眼。那眼神，貌似不屑，我却忽然想起了小狐仙娇羞的模样。

母亲坐在茶几旁喝完父亲端来的半碗中药，我已将扑克牌洗好摆在了母亲面前。母亲抓牌握牌都很慢，我一边等母亲一边顺手替父亲抓了牌。父亲坐下来整理属于他的牌时，我便指点母亲整理她手里的牌。“小的放右边，大的放左边，按顺序来。”我对母亲说，“这样就能一眼看出来有没有顺子。”母亲小心翼翼地扯着手里的牌，一张方块K掉到茶几上，母亲好不容易捡起来，却分不清这张牌应该插到哪个位置了。我说别急，慢慢想。母亲盯着左手握住的牌，右手举着的方块K僵在半空。好一会儿，母亲还没厘清自己的思绪。她皱着眉，额头沁出了微微一层汗。父亲凑过去，想指点母亲，被我摇手阻止了。母亲又思考了一小会儿，还是不敢确定，她着急地说：“怎么得了，我脑壳里全是粥……”我这才提醒母亲：“您从10往上数。”母亲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数着，终于，母亲明白过来，将那张方块K插进梅花A和红桃Q的中间。我笑着说：“非常好，就是这样摆的。”母亲的表情瞬间从懊恼变成得意。父亲呵呵地笑了。

在摔伤腰椎之前，母亲无论做什么都是风风火火的，要她花几分钟的时间只为找到某张扑克牌的正确位置，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我敲出风风火火这四个字，脑海里却突然回放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那场我试图将它埋葬在记忆最深处就当从没发生过的大火。母亲一手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弟弟，一手胡乱搂了床薄棉被，她那惊恐的尖叫声吓得我和妹妹跳下床赤着脚就跟着母亲往外跑。“起火了！起火了！救火啊！天哪！”母亲的喉咙很快嘶哑。有人来救火了。一个，两个，三个，很快来了一大群。火舌咬破铁桶一般的黑夜，让我们的悲伤无处遁形。我的身体不可控制地颤抖着，上牙齿嗒嗒地叩击下牙齿。那一刻，父亲可能正在遥远的矿井里埋头挖煤。他或许正想念年幼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父亲知道，一旦走进矿井，他的命就攥在了老天手里。父亲绝对想象不到，他的妻子和孩子差点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吞没。他绝对想象不到，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们跪在熊熊燃烧的房子旁边瑟瑟发抖哭作一团，冲天火光映照出他们脸上的绝望……

那场大火是一个谜。成年之后，我曾试图解开那个谜，母亲却不肯多说半句。我理解母亲。无法改变的痛苦过往，我们要么遗忘，要么原谅。当母亲渐渐老去，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终有一天，她会真的忘记她想要忘记的东西，甚至连不该忘记的东西也一并还给某双看不见的翻云覆雨的手。母亲左手握着一把扑克牌，右手举着一张黑桃J，她的眼神略显慌乱。母亲说：“这张牌要摆在哪里？我怎么又想不起来了。”我安慰母亲：“没关系的，您从3开始往上数，不要急，慢慢来。”我想，母亲可以忘了怎么数数，可以忘了我是她的女儿，只要她还认识扑克牌，还想玩跑得快，只要她能吃能睡能发脾气能拄着拐杖在家里笃笃地走过来走过去，我就应该知足了。

因为家境不够宽裕，父亲和母亲一直都很节俭。他们舍不得倒掉剩饭剩菜，更舍不得为自己买件好一点的新衣服。母亲其实很爱美。再旧的衣服，穿在母亲身上，也是干干净净的，有棱有角的。母亲唯一舍得花钱的地方，就是染头发了。家里来客，出门做客，母亲都要事先染好头发。这么多年，母亲只跟我出了两次远门。一次是去北戴河和北京，一次是去杭州。仅有的两次长途旅游，还是我再三做母亲的思想工作，骗她说这是会员福利，不用我自己花什么钱，机会难得，如果不去的话，白白浪费了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度假指标。北戴河与北京之行，母亲玩得很尽兴。第一次乘坐豪华游船出海，第一次吃原汁原味的海鲜，第一次爬长城，第一次参观清华北大天安门……母亲没读多少书，但她很想看看我心心念念若干年的清华北大到底长什么样子。遗憾的是，那一回，父亲坚持留在家里“守屋”。我说又不是家财万贯，有什么好守的。父亲反正不听我的劝。我知道父亲其实是舍不得让我多花钱。去杭州时，父亲终于一起去了。他不得不去。母亲的腰伤虽然痊愈，却一直离不开拐杖，也离不开父亲的搀扶。为了劝说他们去杭州，我天天打电话，又特意请了假跑回老家当面做思想工作，只差没有声泪俱下了，母亲这才松口。母亲松了口，父亲自然也不好反对了。

杭州之行，是父亲和母亲第一次一起出门旅游。作为母亲的御用拐杖，父亲自己其实也需要一根拐杖。父亲的双膝因半月板磨损严重而经常疼痛。父亲牵着母亲的手，母亲蹒跚着，父亲也是一瘸一拐，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身后，心里说不出是欢喜还是难受。好不容易陪父母远游一趟，也不过是坐了两天火车睡了几晚宾馆，不过是去灵隐寺走了走看了看，打车去西湖边转了两三圈。所幸西湖里的荷花开得正好。我给父亲和母亲拍了很多合影。母亲的笑容比荷花更灿烂。他们从没拍过婚纱照。我要父亲和母亲面对面手拉手，他们扭捏了半天，总算给了我这个“导演”一回面子：父亲低了头去看母亲，母亲微微仰起头去看父亲，两人的双手终于拉在一起。我赶紧按下快门……那张照片，成了父亲和母亲合影里最生动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张。

母亲常常抱怨父亲不够体贴。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大多保持沉默。从他们身上，我无法验证爱情作为命题的真伪。曾经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我喜欢的男人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我是那个鞍前马后的女司机。梦境无比清晰，我开着一辆陌生的银灰色越野，接客人去酒店参加婚宴，一拨又一拨，一趟又一趟。梦醒之后，我还能明明白白地记起梦里发生的一切。我再三叮嘱陪同新郎敬酒的人，要将白酒偷偷换成纯净水，不能让新郎喝醉了，醉酒伤身……

中过一次风的母亲，就算有拐杖的支撑和父亲的搀扶，也很少走出家门了。母亲害怕再次摔跤，更害怕再次中风。现在能让母亲暂时忘记病痛的，大概只有玩跑得快了。买了公墓之后，母亲似乎了却了最重要的一桩心事，她不用再“划算”什么，更不用担心百年之后的安身之所了。那天晚上，因为身体很不舒服，母亲半是赌气地说：“天天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怎么行？”我说，“要您陪我玩跑得快呢。”母亲眉心的结立刻松掉了，高兴地说：“要得，我们玩跑得快。”我说“等一下吧，老爸还在洗澡”，母亲说：“不等他，他喜欢耍狡。”

等父亲加入“战斗”时，我问他为什么要在母亲面前耍狡。父亲叹了口气，“你妈有时手气差，我好心好意告诉她出牌，她的牌实在太烂了，左打是输右打还是输，她输了就怪我耍狡”。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等母亲上洗手间时，我悄悄对父亲说：“您老人家实诚了一辈子，还不晓得变通？您让老妈每回都先抓牌先出牌，如果她的牌实在太烂，您可以自己出错牌让老妈赢啊。”

父亲嘿嘿一笑，认真地说：“那有什么味呢，打牌就得讲规矩啊。”

原载《湘江文艺》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