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走进日本古代

从日本古代史到世界史

人类似乎一旦有了财富的积累，就会去探寻自己的系谱。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为了维持生计而奔走，因此这时的日本人并不在意这些。无论是天皇的神性被否定，还是在教科书中剔除了“记纪神话”，又或是史学家证明了神武天皇和神功皇后并不存在，这些事件都无关紧要。而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无需再像过去一样忙碌工作便能解决温饱问题。这时的他们通过日航的旅行套餐等方式，紧紧跟着摇小旗子的导游小跑，要看一看外国的样子。俄然间，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先祖，似乎也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正因为如此，近年日本出版界关于日语的起源、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倭五王、广开土王碑、高松冢、日本民族的由来，以及与日本国家的建立等主题相关的著作大量涌现。这与其说是古代史的热潮，不如说是歇斯底里更为合适。站在书店的书架前观望时，看着上边大量的排列得十分拥挤的、被起了上百种不同名字的相关书籍，不禁让人感叹我国文运昌盛。欣喜之余，便一本本将其取下浏览，但发现内容几乎都是一些“定说”的罗列。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运用考古学资料，论述日本的古坟时代。

—从《魏志·倭人传》的文本解释出发，阐明大和朝廷的起源。在此问题中，“邪马台国的位置”成为问题的中心。传统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所形成的“九州说”与“大和说”也包含其中。

—将《宋书·倭国传》中所记载的“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从应神天皇到雄略天皇的历代天皇进行比照，来论述古代日本王权的建立过程。

—以朝鲜的广开土王碑、《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等史书以及《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为依据，论证朝鲜半岛文化对日本建国的作用。也许是为了迎合现代韩国、朝鲜的民族主义心理需求，这种类型的著作近年来非常盛行。

—日语的系统论。毋庸置疑，语言本身并不是历史—无论在哪里发现了与日语同语系的语言，都并不能成为日本人曾经从那里迁来的证据—但“日语的系统”与“日本民族的起源”常常会被混同。

—将以上几种类型适当组合、任意联想的著作是最多的。

这种情况正盛。但这样的构思好似即将枯竭，因为从中并不能发现比较新颖的观点。即便如此，对它们的需求也没有减弱的迹象，由此也能察觉到出版方的辛苦。

暂不论此，我们日本人想知道自身的由来是完全正当的要求。因此在出版界，古代日本热潮应该是备受欢迎的现象。但我认为这其中也显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没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探索日本古代史。诚然，要讨论《魏志·倭人传》和《宋书·倭国传》就会涉及中国史。要解释《日本书纪》中关乎朝鲜的记事，朝鲜古代史的知识就十分必要。但到目前为止出现的观点，都是以日本为中心，将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等在朝鲜史或中国史中的细枝末节当作问题。正如明明记述的是1945年以后的日本史，却只以国内政治的发展脉络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政策为叙述中心，而并不涉及美苏两国的内部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战略一样。

进一步说，7世纪以前的朝鲜史与同时代的日本史几乎一样，它们并不具备可以与中国史分开而被独立处理的性质。这时，统一朝鲜半岛的国家还未出现，从客观上来说，“朝鲜民族”自然也不存在。所以在这点上，无论如何，必须将朝鲜半岛和日本放在包含中国史、朝鲜史、日本史的亚洲史中，也就是当时世界的框架中来思考。即便如此，从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说，也应以中国史的脉络为中心，去思考中国是如何左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居民的命运的，这种思路才比较合理。也就是说，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些东方地域有着怎样的意义，才应该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在前文中论述的世界史的观点，还有另一层意义。与古代日本建国相似，这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代，反复发生过数次。如果把类似的例子集中起来加以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即使不依靠连地理信息都不明确的《魏志·倭人传》、收集奇闻怪事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等类似的史料，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相当具有现实意义的推断也是可以成立的。中国本身是一个繁复庞杂的对象，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的日本古代史也是如此。在此先不说这些，就从我在东南亚看到的“日本建国史的故事”开始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