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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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巴纳德的教育思想

巴纳德(Henry Barnard,1811—1900)是美国教育政治家、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领袖,被誉为“美国公共教育早期发展的领导人”。在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实现的战斗中,巴纳德是公立学校制度的伟大的设计者。“事实上,亨利·巴纳德个人的历史是与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的历史平行的。”[72]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巴纳德1811年1月24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的一个富裕农场主家庭。由于家境比较好,他曾被送入蒙森文实学校读书。为了进大学,巴纳德还进入过霍普金斯文法学校学习。

1826年,年仅15岁的巴纳德进入了耶鲁大学。1830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巴纳德在宾夕法尼亚州韦尔斯博罗的一所文实学校担任教师。任教后第二年,即1831年,他开始在纽约、耶鲁法学院等地学习法律,并于1834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进入了法律界。

1835年,巴纳德赴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访问考察,历时两年时间,对欧洲国家学校管理实践和教育家的新理论,特别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和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 W. A. Frobel)的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欧洲国家的学校改革状况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1837年自欧洲回国后,巴纳德就放弃了律师职业,开始投身于教育行政工作。从1838年6月起,他担任了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一直到1842年。巴纳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康涅狄格州,为该州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工作遭到了该州保守势力的反对。1842年,巴纳德被迫辞去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职务。随后,他花了6个月时间在美国各个地区旅行考察,使他有机会了解整个美国的社会和学校教育状况,收集和整理美国教育的历史资料。

1843—1849年,巴纳德应邀到罗得岛州担任该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职务。在罗得岛州期间,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做讲演,甚至是在公立学校中面对儿童,宣传公共教育思想。据统计,他曾参加了1100多次会议并做讲演。巴纳德的努力工作,无疑促进了罗得岛州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

1850年,巴纳德又回到康涅狄格州,担任了设在新不列颠的州立师范学校校长,同时兼任该州的公立学校督学,一直到1854年。在他的建议下,康涅狄格州的学校法做了修订,以便更有效地对公共教育进行管理。

国际教育方法博览会于1854年在英国伦敦举行。巴纳德代表美国出席了博览会,进一步了解了欧洲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方法。1859年,巴纳德担任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1866年1月起,他又担任马里兰州的圣约翰学院院长。

在巴纳德的建议推动下,美国联邦教育部于1867年成立。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任命巴纳德为联邦教育部第一任教育行政长官,一直到1870年。

在教育行政工作实践中,巴纳德曾主持编辑了《康涅狄格公立学校杂志》(The Connecticut Common School Journal)和《罗得岛教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hode Island Institute of Instruction)。1855—1881年,他主编了《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共32卷,每卷800多页。《美国教育杂志》作为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一份教育刊物,调查了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的教育状况,传播了欧洲教育家的新教育理论及其在美国的应用,从而对当时美国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分别于1851年和1852年给巴纳德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887年,哥伦比亚大学也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巴纳德的主要教育著作有:《学校建筑》(School Architecture,1839)、《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s,1851)、《欧洲的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 in Europe,1854)、《裴斯泰洛齐与裴斯泰洛齐主义》(Pestalozzi and Pestalozzianism,1859)、《幼儿园和儿童文化》(Kindergarten and Child Culture,1884)等。

1900年7月5日,巴纳德在哈特福德去世。关于巴纳德为公立学校而战的一生,我们可以借用贺拉斯·曼1846年的一段话来概括:“关于亨利·巴纳德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更合适的人,我们至少要等到下一代,因为现代还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这位负责人怀着无限的热忱履行他的职责,并把他的时间、才能和资财都贡献了出来。”[73]

二、论普及教育和公立学校

与贺拉斯·曼一样,巴纳德也十分重视普及教育。他认为,知识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教育正是传播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巴纳德曾这样说过:“我一生的目的就是收集和传播知识,有用的知识——这种知识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74]在他看来,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所有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都能受到教育,获得有用的知识。因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

巴纳德指出,正是教育造成了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区别,也造成了进步的社区和落后的社区之间的区别。对于一个国家的巩固和繁荣发展来说,教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神圣事业。美国社会和公民的进步必定是与公共教育的发展成正比例的。巴纳德强调说:“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它的有才智的人。”[75]因此,国家不仅要重视教育的发展,而且要使公众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这样,“公众支持公立学校并具有直接的兴趣,以保证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入学率”。[76]

为了实施普及教育,使每一个儿童都能获得教育机会,巴纳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公立学校。作为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公立学校,应该是由州建立和管理的,同时受到公共税款的支持。在他看来,公立学校是对所有儿童开放的,应成为他们接受初等教育的广泛基础。“正如光线和空气是共享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赐福是给所有人的和所有人都能享受的”。[77]

巴纳德建议,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公立学校,提供给所有3~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使他们在那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公立学校不仅提供读、写、算等文化基础知识教育,而且也注意健康卫生的教育。在访问考察欧洲国家后,巴纳德把那些国家的社会和教育状况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一个国家持久繁荣的希望是建立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美国教育的改革不仅需要更多的公立学校,而且更需要建立公立学校制度。

针对当时康涅狄格州乃至整个美国的公立学校落后的状况,巴纳德在对学区公立学校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必须努力改善和尽快发展公立学校。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期间所撰写的《第三年度报告》中,巴纳德具体论述了如何改进公立学校的五个办法:第一,规定镇的责任是维持分年级的公立学校,给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平等的和有用的教育,并给学校提供资金以改善其条件。第二,每一个县都要建立师范学校或者组织教师讲习会,帮助公立学校教师掌握最实际的技能并提高教学的效率,以便更好地管理所有的公立学校。第三,每一个县或学区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不仅要访问学校、检查教师以及与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和家长座谈,而且要每半年发布一份详细的报告,总结公立学校工作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和计划。第四,给每一所公立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教师提供一份定期发行的统计资料,以促进公立学校的发展和提高公立学校的效率。第五,要求每一所公立学校建立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通过它来促进课堂教学。[78]巴纳德坚定地相信,公立学校通过改善和发展,肯定会在学习方面成为好的学校。

巴纳德认为,改善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也十分重要。因为校舍建筑不符合卫生的状况会使学生容易患病,所以,在提高入学率之前,首先必须改善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状况。在《学校建筑》一书中,巴纳德就讨论了公立学校的校舍如何选址和如何建造、校舍如何通气和如何取暖、校舍应有什么设施、教室如何安排等问题。

由于巴纳德的无限热忱和勤奋工作,以及力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从而使康涅狄格州的普及教育得到了发展,公立学校有了很大的改善。贺拉斯·曼在1846年曾高兴地对此做了具体的描述:“冻僵的康涅狄格州很快就恢复了生气。它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开始重新获得生命的活力。很多最有价值的知识得到传播。许多父母开始更正确地理解自己作为父母的职责。教师也觉醒起来了。一些相互促进的协会也成立了。混乱开始被制度所代替,并制定了一些有助于公立学校教育的法律。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事业昌盛的吉兆。”[79]

三、论教师和师资训练

面对当时公立学校教师素质差和缺乏训练的情况,巴纳德十分重视教师问题。因此,他多次强调说:“教学的关键是教师”,“教育的关键是教师”,“课程的关键是教师”。[80]在巴纳德看来,教师应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人。教师应该采用直观教学的方法在他们可能达到的范围内给学生传授知识,并教会学生去思考。因此,巴纳德自己曾是康涅狄格州教师协会的一个活跃的成员。

巴纳德认为,有好的教师,才会有好的学校。如果我们希望有好的公立学校,但是没有好的教师,那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时强调说:“给我好的教师,我将在5年的工作时间中,使得这个州的儿童教育发生的不是一种变化,而是一次革命。……每一位好的教师在公共教育改善的事业中将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先锋、一个传播者。”[81]他曾于1839年创办了师资培训班,利用暑期对在职教师进行4~6周的训练或在一些学区组织教师讲习会,并设立流动的示范小学,巡回向各地教师进行教学示范。在巴纳德看来,那些好的教师通常都认识到公立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公立学校要改善和发展,关键是聘用好的教师。在这一点上,巴纳德认为,学校委员会要制定正确的教师合格标准,注意教师的合格资格,以便选择好的教师去担任公立学校的教师。为了帮助教师提高教学工作的水平,学校委员会要给他们介绍一些教育书籍去阅读,以做出从事教学工作的准备,使教学工作更加有效。此外,学校委员会也要注意提高公立学校教师的待遇,改变工资待遇与他们的服务实际不相称的情况。

巴纳德也认为,公立学校应该注意聘用女教师。因为这样做,可以改善学校纪律和增加道德影响。因此,在肯定女教师的作用这一点上,巴纳德的看法是与贺拉斯·曼相似的。

在巴纳德看来,在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中可以做许多事情,例如,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访问学校、要求教师在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上提高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建立师范学校。他认为,师范学校是为师资训练服务的一种教育机构,也是使教师具有合格资格和提高师资质量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在师范学校里,未来的教师可以得到科学和教学的训练。早在1838年的《第一年度报告》中,巴纳德就建议师资训练的科目包括:阅读、书写、计算、英语(拼写、阅读、说话、文法、作文)、宗教和道德教育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等。他还认为,师范学校应该附设模范学校或实习学校。这不仅可以为未来的教师提供一个教学实习的场所,而且也可以为所有的教师提供教学示范。因此,巴纳德强调说:“师范学校或教师讲习会没有模范学校,正如一个制鞋工场没有皮革一样。”[82]

巴纳德最后认为,师范学校应该成为州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得到州的行政当局、学校委员会、公立学校校长以及民众的支持。

四、论教育资料

为了更好地促进美国公共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巴纳德认为,收集和整理教育统计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通过教育统计资料,可以帮助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师进行分析比较,区分出各个地区以及世界各国教育的好坏优劣,有目的地学习和吸收先进地区和国家的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早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时,巴纳德就这样说过:“州应该了解它的公立学校的实际情况。为了它的尊严和幸福,州要去了解它。但是,没有对它的公立学校情况的一种正确的调查,州是不能了解的。”[83]因此,他日夜工作,拟订了调查问题提纲,在整个康涅狄格州到处跑,收集关于公立学校的确切资料。人们往往称巴纳德是“一个带着笔记本的令人敬畏的年轻人”[84]

后来,巴纳德还建议美国联邦政府收集各州各地公共教育的资料。1854年,他建议成立一个促进美国公共教育的中枢机构,以有利于教育统计资料在全国范围内的交流和传播。第二年,他就自己出资创办和编辑出版了《美国教育杂志》,为美国公共教育发展提供教育统计资料等。巴纳德自己曾说,该杂志“一方面要汇集不同社会、不同政府、不同宗教信仰之下的所有政治家、教育家和教师的成熟的教育观点和各自的教育经验,并按年代顺序介绍各级学校组织、教育行政、教学及道德培养等教育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还要揭示教育实际中的种种不良状况,鼓励认真有效的教育活动,在广大的范围内为各部分教育界人士提供自由交换意见、商讨问题的中介场所”。[85]因此,《美国教育杂志》“成了教育资料、辩论和评论的丰富贮藏所”。学者们发现,它“是19世纪美国教育发展情况的最完整和最精确的资料源泉”。[86]美国教育家G. S. 霍尔(Granville S. Hall)赞誉说:《美国教育杂志》“在已发行的任何语言的教育杂志中是最有价值的”[87]。美国教育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 C. Gilman)也明确指出:这份教育杂志是“一份最综合和最有价值的杂志”[88]

在1876年担任美国联邦教育部第一任教育行政长官之后,巴纳德立即把汇集和传播全国的教育资料作为他的任务之一。通过汇集有关国内外教育状况的资料,编辑成专题报告或文章向全国分发,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教育经验和理论,联邦教育部推动了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

巴纳德认为,教育历史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理解过去的努力与今天的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854年,巴纳德曾写了一本关于学校法律历史的报告书,被认为是美国公立学校资料的肇端。因此,美国教育史家卡伯莱(E. P. Cubberley)把他看作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学者。美国教育学者门罗(Will S. Monroe)则指出:“在教育文献资料方面,巴纳德是一个先驱者。从他的时代起,没有一个人的出版物在价值上如他的不朽的《美国教育杂志》一样。”[89]

正因为教育文献资料的重要,因此,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也是巴纳德一生中最使他高兴的事情。当他在罗得岛州工作时,在整个州32个镇中就有29个镇建立了藏书500册的图书馆。

巴纳德很重视教育资料的汇集整理和分析比较。他自己曾这样说:“在我的笔杆和声音的范围内,我要通过自己能拥有的力量和能采取的方式,促使每一个家长、教师、学校领导以及公共教育之友抛弃那些无用的东西,同时使一切变得优秀。”[90]因此,美国罗耀拉大学教育学教授古特克(G. L. Gutek)指出:“巴纳德作为一位教育领导人的重要性并不限于他作为一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作用,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对美国教育事务的最杰出的评论者。”[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