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哲学导论

第1章 像蝙蝠一样的语言

一

马克思的读者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他对语言的“独特”使用。当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声称马克思的语言就像蝙蝠的时候（因为有人可能认为它既像鸟又像老鼠），他就这个问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说明。[1]就我们这个主题来说，这个发现可以说是最深刻的了。思想家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要精确地界定马克思的独特意义太困难了，而且他们经常把他们不恰当的理解看作（对马克思的）批评。然而，如果对马克思的术语所要表达的内容没有牢固的认识，那么就不可能准确把握他的任何理论内容。

例如，我们如何理解“价值是劳动”（强调是我所加）这个令人吃惊的论断呢？或者说如何理解马克思“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这句话？抑或是如何理解他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变成了“物质力量”这一隐喻？[2]马克思的表达方式经常让我们震惊，而且他著作中晦暗不明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很多情况下对它们作双重甚至是多重解释似乎都是合适的。

恩格斯非常清楚人们在把握马克思的术语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为《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他说道：“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在恩格斯看来：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3]

如果存在一种迫使马克思对语言进行独特使用的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是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现在已经偏离了我既定的轨道。恩格斯的意思是说，词语表达了某一时期的理解，但随着理解的深入，这些词语和/或它们的意义必然会为新的词语或意义所替代。仅仅使用目前这个术语或仅仅是接受这个术语的含义所要清楚表达的思想也只是目前的思想。在马克思的例子中，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暂时阶段据说需要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与那些把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是不同的。

八年以后，在为《资本论》第3卷（对它的大量误读已经成了过眼烟云）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又回到了这个主题，还提到了在使用马克思术语时的另外一个困难。好像马克思的术语除了新和不寻常之外，前后也不一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恩格斯并不把这看作一个缺点，而宣称这是一个优点，并且认为，对于解释马克思如何理解他所描述的那个社会这一点来说，这是必要的。恩格斯论证说，我们不应该希冀发现：

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做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4]

那么，根据恩格斯的看法，马克思的词语要表述这样一种理念，即“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因此，这些词语的定义也必须随之变化。

这一点之所以让人关注，不仅仅在于不再使用“行话”，而且还在于其宣称恩格斯以及马克思都是迷糊的，不能完全澄清它们的含义。在英语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可以追溯到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传统，它警告马克思的读者“绝对不要关心形而上学”，不能根据批评者的政治观点把他一些微不足道的夸张和因分歧而产生的错误指责为“有灵论哲学”（animistic philosophy）。[5]另外一个更难解决的困难是，从马克思的术语中推导出一个他试图要展现给人们的世界图景。恩格斯的评注并不能解释这个神秘过程，但它们指出了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方向。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中，有些读者发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存在于他的术语中。

几乎毫无例外，马克思的批评者规避了对马克思社会现实概念的认真研究。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他们必须对这一主题表明立场的压力，没有减轻他们必须对马克思认识世界的方式做出某种假设的压力，相应地，也没有减轻他们认为马克思了解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种特性这样的压力（一般来说这种看法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他在当时所能描述的内容进行了现实的限定；马克思的术语在特定的世界观中被迫进入了一种他们必然预设好了的模型中。因此，就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复他自己的观点而言，他们直接讨论马克思的理论时几乎总是错误地采取一种普通的语言标准来确定它的含义。这种方式假定，我们所接受的那种“常识”性内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已经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了，亦即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6]恩格斯对这种假设所带来的危险已经说了很多，但我还是想表明它至少对马克思的理论的某种标准解释产生了影响。我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说明，应该在下面几章对认识论研究投入更多时间。

二

可能在马克思曾说过的话中，没有哪句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这句话被重复的次数更多了。任何生产方式的重要发展都会导致其他领域相应发生转变，这一点不仅在当前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且在“跨”时代的意义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就知道这么多。需要被回答的问题是，严格来说生产方式都包括什么内容，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它能够决定其他要素？或者，我们可以问，马克思是如何使用“生产方式”和“制约”这种表述方式的？

约翰·普拉门纳兹（John Plamenatz）对马克思明确表述过，但被普遍解释为一系列“基础主义”假设的主张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说明。在普拉门纳兹看来，马克思的观点——

首先，它假定，历史学家所记录的人的活动已经完全进行了分类处理，它们被分为大量相互独立的类别或“要素”。其次，它假定，那些所谓根本性的活动改变了它们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其他要素的性质。最后，它假定，那些所谓根本性的活动的性质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活动的性质随之发生了改变。[8]

根据这一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假定中都为批评者提供了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首先，马克思并没有成功地把社会现实与他关心的“大量相互独立的类别或‘要素’”区分开。比如，“意识形态”一词有时指所有的观念，有时指那些规范性的以及一些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观念，有时又指那些仅仅为了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观念。用异常锋利的思想利刃，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声称他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具有13种含义，而且这些都能够提供证据证明。[9]当马克思使用“阶级”和其他很多重要概念的时候，同样能够发现很多类似的重大差异。[10]

但是，如果马克思用这些同样的表达来指称不同的事情，那么他同样能用不同的表达来指称表面上看来相同的事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文字中，他谈到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生产力”（forces of production）、“社会的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和“经济基础”（economic foundation）等被赋予了同样的地位。[11]不但这些表述的指示对象是不同的（在“社会存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差异看上去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其中一部分好像还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制约着”其他部分社会现实的意义。因此，作为法律权利系统的财产关系被归结到了上层建筑的名下，但是它们也是“制约着”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的一个构成要件。类似的困境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中也出现了，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构成部分，但据说它也作为经济结构的要素而“制约着”政治生活。这种不一致性和随意的概念使用（如果确实是批评者所说的那样）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的炮火。[12]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的理论需要一个可以剥离出来单独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而这一要素又与假定被它制约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了认真区分，那么我们就会通过排除过程得到生产技术这样一个要素，这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所有条件，而是因为它比其他可能要素更好地满足条件。在这个解释中，广为人知的“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成了技术决定论，而且普拉门纳兹、波普尔（Popper）、鲍勃（Bober）、卡鲁-亨特（Carew-Hunt）和阿克顿（这里列举的是这一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等人都用这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13]他们的解释所使用的范例都依据马克思的这一主张，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4]。

把“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化约为技术后，被认为是“基础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就几乎经受不住认真考察。技术在任何社会都具有“改变它们或多或少地独立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要素这一性质（假定我们认为它制约着其他因素）吗？并不需要具备太多的历史知识就能够看出，技术的发展进步总是科学水平、国家法律、政治制度、消费者需求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技术显然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依赖于生活领域中出现的具有制约作用的性质和变化，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但在基础主义者看来，这些要素必须被清除掉。在清理了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之后，这一主张就不再简单地认为马克思错了，而是认为他忽视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可能除了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而显得不诚实，就没有其他解释能够说明这种严重的误解了。

根据这一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基本假定是技术发展导致了其他所有活动和制度发生的相应改变，同样这也是成问题的。不必再一次更加深入地探究历史就能做出评价，仅仅列举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基督教和罗马法持续的时间比生产技术更为长久，但据说后者是前者出现的原因。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概念要素的界定前后不一致，据说起决定作用的所谓经济要素受到了其他要素的重大影响，而且上层建筑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自动变化，这三类批评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猛烈攻击。

进行批评之后，其中大多数观点雷同的评论者愿意承认，在马克思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研究中，他并不承认在“基础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假设中预想到的错误。[15]也就是说，当对具体问题进行处理时，马克思并没有把技术发展或任何其他经济要素视为是自我生成的，而是把它们视为来自生活中的每个环节和不同层面的社会分析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当涉及现实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和文化上的进步视为对技术变化的自动反应；他的解释总是复杂的，而且经济因素并不总是起主导作用。然而人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观点前后不一致，或者说他并不知道如何应用他的理论——一句话，马克思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普尔甚至认为，马克思并不总是认真地对待他的理论体系。[16]

三

另外一个替代性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仅仅从一般性的理论观点中推导出来的“基础主义”理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要采取这种立场，必须要用这样一种态度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即它与这样的社会相互作用是一致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则描述了他所说的现实事件。换言之，当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时，我们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一点，即它允许用后面的那些要素去深刻影响生产方式，这种方式还把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自动依赖性消解了。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就是马克思在实践中使用理论的方法。恩格斯建议一个向他请教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记者去读一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并建议把它视为马克思应用其理论的一个实践案例。[17]这个重要的建议很少被采纳。

同样，当他试图使自己从并不牢靠的学术观点中摆脱出来的时候，老年恩格斯很多关于非经济因素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例如他把“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18]这个论断视为一个荒谬的说法。

在这一点上，作为一种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将之应用于他的思想当中的表达方式，“经济决定论”似乎成了一幅读者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漫画，它误解了他的一般性观点。而且，如果“经济决定论”是一幅漫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同样如此，给他的观点贴上的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标签也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实质上，这些都是限制性的表述方式——它倾向于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先分析马克思说了些什么，在研究之前，对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存在的诸多内在可能性进行限制。作为讽刺性的表达，它们变化很大，而且总是在把握马克思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复杂现实时表现出作者个人的特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信件中提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他通常把它加上了引号，它最终仍然是别人的表达方式。[19]像马克思一样，他宁愿使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这种更为随意的松散的概念，或者是更加简单的“我们的历史观”（our view of history）。[20]

我认为伟大的思想家绝不会出现前后不一致，或者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理论贯穿到所有著作之中。但是当这种思想家偏离了他的一般概念的时候——在实践中经常如此——最大的可能是我们误解了他。在政治理论中，一个设计完好的案例对于反驳我们对手的真实观点来说通常起不到什么作用。对马克思关注的地方加以一般性关注是有困难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解释得并不很清楚，但正是这些理论说明了他在自己著作中表达的观点。如果生产方式制约着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其他社会要素的性质和发展趋势，那么前者的自我生成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改变而自动做出反应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仍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认为原始公式中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这是无需证明的前提，人们根据这个前提把马克思主义整个逻辑结构看作基础主义的立场。更确切地说，为了与不断变化的目的相匹配，所有证据都表明马克思巧妙地处理了各个要素的范围并改变了他进行分类说明的界限。完全为了说明我们的问题维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他声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21]。按着这一论断走下去，基础主义的解释留下的是什么呢？而且，尽管恩格斯承认马克思的定义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所提到的这个例子也经常为批评者所引用。马克思要想在理论上前后一致，那么相互独立的范畴就不能只是想当然而已。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目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就是阿克顿明确加以解释的哲学假设，即如果没有办法把相互影响的各个要素区分开，那么就没有办法检验把这些要素中某一个作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prime causal agency）的理论的有效性。[22]但是，把某要素称之为“首要的”（primary）、“基本的”（basic）和“决定性的”（determining）是不是合理在这里是成问题的，而且我们只有知道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他的社会要素区分开，才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实际上阿克顿用日常语言解释了“首要的”这个词的含义，然后把它强加给马克思，从而使社会现实可以从常识意义上加以理解，阿克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真正的问题避开了。他还说：“既然马克思用这种方式（阿克顿的方式）来理解‘首要的’，为了让某个要素（或者它们中的某些要素）被认为是首要的，他就必须把各种社会现象聚合在一起然后分割为独立的单元。”如果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那么把他的理论解释为基础主义就是正确的，而且基于这一解释的批评也就都是有效的。但是，马克思“模棱两可的”实际用法至少让那些马克思的关键思想用日常语言进行解释后变得更加不确定，而且这表明，我们只有理解了他的社会现实的概念以及他能表达的思想内容之后，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他实际上是在说什么。

问题仍很严重。因为如果马克思经常用同样的表述来指称我们认为不同的内容，而且正像他经常做的那样，用不同的表述来指称我们认为相同的事物，那么在不了解实践背后的内容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在某个场合他所指称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呢？[23]最好根据马克思是如何使用它们的来解释他本人的理论。我们的任务是揭示他怎么能够根据他的主题自由地处理那些已被普遍接受的界定范围，并根据不同的场合自由地界定范围。我想根据他卷帙浩繁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而不管别人如何评说。根据公开说明的意图，让我们回到对问题的最初解释：马克思的话就像蝙蝠。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它们不仅仅是新的和不寻常的，而且是前后不一致的。据说可以从“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这句话中得出上述结论。就是这种观念让那些对他而言不可能相互作用的彼此独立的社会要素之间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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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lfredo Pareto，Les Systèms socialistes，Ⅱ，Paris，1902，p.332.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9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George Bernard Shaw，Bernard Shaw and Karl Marx，ed.R.W.Ellis，New York，1930，p.171.这本书中的论文写于1887年。Max Eastman，Marx and Lenin：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New York，1922，p.82.这个错误并不仅限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它出现的频率明显比欧洲大陆更高一些，在欧洲大陆，人们接受了“黑格尔主义”，否则它不可能被更好地理解。

[6] 常识作为一种明显为真的事物来影响我们，乍一看，它抛弃了那些我们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将也用“常识”一词来指称一般来说没有受到质疑的知识和相应地没有受到质疑的获得知识的方法，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方法对于绝大多数学者和常人而言是常识性的。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John Plamenatz，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London，1961，p.83.

[9] Georges Gurvitch，Etudes sur les classes sociales，Paris，1966，pp.54-56.

[10] 参考我的论文，“Marx's Use of ‘Clas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March，1968，pp.573-580。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最典型的是阿克顿，他指责说，被假定为上层建筑之部分的法律和道德也被马克思看作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而经济基础据说是决定上层建筑的。H.B.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London，1962，p.164.

[13] 除了普拉门纳兹，参见Karl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Ⅱ，London，1962；Mandel Bober，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Cambridge，1950；R.N.Carew-Hunt，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London，1963；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比如，普拉门纳兹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主要的社会革命的说明与他们所描述的基本的社会变革模式并不一致”。Plamenatz，Man and Society，Ⅱ，London，1965，p.276.

[16] Popper，The Open Society，Ⅱ，pp.331，332.在这些人当中，还有林赛（A.D.Lindsay）提供的一种方法。他认为，为了与他所面对的对手进行斗争，马克思大大地夸大了他所说的内容。A.D.Lindsay，Karl Marx's‘Capital’，London，1925，p.38.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在参考了吕贝尔的著作后，我十分同情这一立场，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幅被他身后的追随者胡乱描绘的漫画。进一步的讨论参见M.Rubel，“La Charte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Le Mouvement social，no.51，April-June，1965，pp.4ff。尽管如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呈现马克思的观点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此不能将其与其他众所周知的且让人误解的观点一起弃之不管。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2] 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p.166.基于同样的态度，阿克顿声称，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技术性解释的办法因为它“太含糊不清而不可能被讨论”（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p.137）。

[23] 在这一章开头部分，我们看到马克思用通常作为经济要素的表述方式——“物质力量”来谈论理论。我们刚才还看到他使用“生产方式”——它通常是指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和艺术等的预设部分。至于用相互矛盾的表达来指涉同一事物，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劳动力”和“可变资本”的使用，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指工人的生产能力。同样，当他声称“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时，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两个词传递的是同样的信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两种用法的例证有很多，它们贯穿于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著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