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断裂：《形式》与《序言》

吉登斯认为：根据《序言》所勾勒的轮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扮演了基本的角色。他的进化图景给我们展现了以类似模式重复自身的一系列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导致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以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告终”[4]。《序言》的这一思路与其他一些著作如《形态》完全相同，即“马克思将历史进化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不再能够为现存的生产关系所容纳，从而导致了它们的变革”[5]。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变迁的运动就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就是说，“在每一特定社会类型的特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从而使得这些生产关系成了生产进一步扩展的障碍”[6]。

在此解释框架下，马克思提出两个彼此相关的论点：一是强调物质生产的首要性，即“马克思试图把生产置于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因素之上”，确认“生产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是所有其他社会制度得以建立的必要基础”。二是强调生产力的首要性，即“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确认“生产力变化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媒介”。[7]

然而，在吉登斯看来，《形式》“所表明的观点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存在着明显的断裂”[8]，物质生产的首要性和生产力的首要性在《形式》中并不成立。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部落社会为何形成某种类型的发展条件而不是其他的类型这一点上，马克思含糊其辞。但似乎很明显，它们与生产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不存在特定的关系。在把亚细亚社会与古代社会区别开来的时候，马克思把后者看作是比前者‘更加积极的、历史的生活’的结果，人口迁徙和战争是催生古代社会的因素。在论述日耳曼公社的形成的时候，马克思再一次提及了这些因素。”[9]这就是说，《形式》所强调的并不是生产力，而是“人口迁徙”和“战争”等。

第二，“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中“强调的主题既不是私有财产的增长，也不是生产力的扩张。财产关系由于个人在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而遭到限制：‘公社的成员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10]就是说，《形式》所强调的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私有财产或生产关系，而是共同体成员这种“身份”。

第三，《形式》的分析表明，“至少在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屈从于与自然、个体和社会共同体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而且，同其进化论所包含的生产力具有自身内在动力的观点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中似乎把‘生态’（ecological）因素（人口的分散或聚集）和战争放在激发社会转型的首要位置”。马克思明确指认了“战争是……每一个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最早全神贯注完成的工作之一”。[11]这就是说，《形式》所强调的不是生产力，而是像“人口的分散或聚集”这样的生态因素和战争。

第四，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表明的那样，“非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经济’领域”，因此，在这些社会中，“生产……的扩张也没有成为社会变迁的杠杆”。马克思有力地断言道：“生产的原始条件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生产力才“成为社会变迁的发动机”。[12]可见，用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却无法解释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自己其实并不赞同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具有首要性，当马克思在《形式》中批判蒲鲁东（Proudhon）的时候，“他似乎认识到了这一明显的事实”。马克思写道：“‘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的观点不过是‘一个同义反复’。”[13]其实，即使从提出社会进化图景的《形态》来看，马克思也“否认了这种假设”，即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渐进演化图景的主要标准”。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承认，在封建主义发展的早期，生产力发展缓慢”，不可能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源。[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