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辽金元诗歌是中国诗史上的独特存在，只有从历史文化的视野中来看辽金元诗歌，才能认识它的诗史价值所在。与其他朝代诗歌相比，它荷载着更多的文化容量。它向我们昭示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乃是诗歌发展生机的源头所在。

辽、金、元三个朝代，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开创的。辽为契丹，金为女真，元为蒙古，它们在时间上互相衔接。辽与五代、北宋相始终，金与南宋并存，元灭金、宋，统一中华版图，成为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贵族为统治核心的一统帝国。契丹、女真、蒙古，固然有着各自的民族特征，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又有相当明显的共性，尤其是豪爽武勇的民族性格。这种豪爽武勇的性格气质，不仅使北方游牧民族常常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且非常广泛地渗透在诗歌创作之中。同样地，他们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辽、金、元三代有许多颇有成就的少数民族诗人，都是运用汉文学的语言形式来进行创作的，他们运用的诗歌样式、句法、格律等形式要素，都是地道的汉诗构成；他们在诗中所运用的典故，所继承的思想传统，也都是属于汉文化系统的。但同时，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独特文化心理，势必要在创作中反映出来，形成某种特殊的风貌。他们的创作又因诗人的地位、声望等因素，对诗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诗歌在发展的过程中具备了某些新的特质。辽金元诗歌（尤其是辽诗和金诗），往往以自然朴野的气息，为诗史注入了新的生机，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诗人，也许只是还没有在更深层次完全汉化，抑或是不屑于拘守某种诗学畦径，也许正是那种豪放伉爽的民族性格决定，他们以本色天然之语、朴野明快之风，给人以新鲜的审美感受，给诗坛带来了一股生新朴野的新活力。来自草原、来自大漠的豪荡与朴野，闯进了诗坛，这令人们为之一震，感到一种冲荡和撞击，这种朴野本色为诗史注入了新的生机。

辽诗存篇不多，在辽诗中最有成就的是契丹诗人，如萧观音、寺公大师等。契丹诗人的创作，更明显地体现出豪放清疏的特点，同时也可见，契丹诗人对汉诗的掌握并未完全深入，他们对于近体诗的严密格律还未能运用自如。但即便如此，辽诗亦有其独特的风格。金诗承续宋诗与辽诗，但有了很大的变化。金诗数量较多，已经构成一代之诗的规模，而且出现了元好问这样杰出的大诗人以及像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一些具有自己风格的优秀诗人。元诗卷帙浩繁，规模宏阔，出现了杨载、范、虞集、揭傒斯和萨都剌、杨维桢等重要的诗人，成就十分可观。

在辽、金、元时期的词作中，金词的成就是最高的，金代善于作词者甚多，元好问选录金词114首，辑为《中州乐府》，这是前代留下的唯一一部金词总集，而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收金源词人70人，作品3572首，蔚为大观。仅就数量而言，金词就足以一代制作立于中华词史了。

作为一种新兴文体，词起源于唐而盛于宋，这是人们所公认的，金源与南宋并存对峙，在文学上深受两宋影响，所谓“金源乐府不出苏、黄之外”的说法是不无理由的。但总的来说，金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色，虽不能说与宋词分庭抗礼，但也可以自立于历代词林。宋词多“南国情味”，秀雅温润者居多，金词更富旷野气息，别具一种“伉爽清疏”。又因吸取了宋词的表现手法，往往形成了糅深婉与刚健于一炉的特征。

元代词、曲并行，互相影响，但词的成就远远不及散曲。就以词而论，佳作不多，但仍有可称道者，譬如张翥等人的作品。

元曲足以代表元代文学成就而彪炳于文学史册，从概念上来说，元曲包括散曲和剧曲（杂剧）两大类，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诗歌范畴。前者属于歌诗，后者属于剧诗。

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元代散曲有着十分独特的地位与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重大成就。散曲分为套数与小令两类。小令也称“叶儿”，它是单支的曲子，按照不同的曲调创作。套数也被称为“散套”。所谓“套数”，使用若干属于同一宫调的曲牌联结在一起；套数中曲牌之联结，也有一定的次序。一首套数，短的可以只用两个曲牌，长的可以连用二十几个曲牌，套曲必须一韵到底。套曲分为北曲散套、南曲散套、南北合套三种。

在元代文学的领域当中，散曲显示出颇为强烈的个性，它更多地带有活生生的时代气息，而且得到更为广大的下层人民的审美认同。它的艺术形式也带有更为明显的活力。散曲艺术风格颇为丰富，大致而言，有以豪放为主和以清丽为主的区别；或从语言上划分，有的以口语本色为主，有的则偏重文采，即所谓“本色派”与“文采派”。但是这种区分，不是固定的、静态的，而是处在动态的演化之中，哪怕是同一位曲家，其作品也不是单一化的。

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散曲的产生与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民族文化融合是诗史不断更新发展、成为“源头活水”的一个强劲的动力。

这个选本作为“新选中国名诗1000首”系列的一卷，既有与其他断代选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贯彻丛书主编作为“高精尖”重大项目的学术理念；同时，也有属于本卷编选者自己的想法和眼光。

本人浸润辽金元诗歌多年，也写了若干部有关辽金元诗学的著作，主编了几种有关中国古代文学辽金元部分的书，对辽金元诗歌的编选，自然会带上属于自己的“有色眼镜”，包括文学史观和对作品的某种审美偏好。但这些东西应该是“退居”其后的，潜在深层的。因为这套选本的“高精尖”性质，并非要展示属于学者个人的学术见解，而是要给读者奉献出确乎是堪称经典的诗歌精品。所以，不应只是一味顾及个人的学术趣味而忘记了读者的需要。

关于辽金元诗歌的文学史价值，关于对辽金元文学的理性思考，本人在若干部关于辽金元文学的论著中都已作了阐发，如《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辽金诗学思想研究》等著述，在开宗明义的前言或绪论中都有所论述，不宜在这里再多絮聒。但在卷帙浩繁的篇什中精选百首作品，这对本人来说，也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当然，选本、选集本身就是体现编选主体的学术理念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文学史上作品的经典化的“推手”。对于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这个“高精尖”项目，这套选本，其意义自不待言，当然也感觉到了作为编选者的责任。

这本辽金元三代的诗歌作品集，包含了诗、词、曲而为广义的诗选。也许对读者来说，这一时期如唐诗宋词中流传甚广的名篇佳什没有那么多，但集审美价值、历史认识价值、文学史价值于一体的名篇，也还是如茂密的森林，令人目不暇接的；百首之选，也还是让编选者如入宝山，难以措手的。其实，无论是诗、词、曲，都还是有许多脍炙人口且洋溢着生香活色的篇什的。 以散曲为例，如马致远的《秋思》，真是千古“秋思之祖”，成为中华文化最为珍贵的明珠。再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把诗人的个性表现得何等鲜明。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又把历史兴亡中的人民命运，揭示得何等警策！这些都远远超出了辽金元的时代范围，而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瑰宝。古往今来，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甚多，萧统《文选》首开其端，乃成专门之学。所成《文选》，欲为后世为文之典则。萧统在《文选序》中略陈其方法与初衷：“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既然是“选”，无论是自觉的或自在的，都会有一个选家标准或眼光在其中。

首先是历代及当代选本的学习与继承。从元好问的《中州集》起，到当代学者的有关辽金元诗歌选本，是一个不断发展且带有时代色彩的历程。元好问编选《中州集》，其初心是保存金源文献，但他对金诗的文化立场表达得非常醒豁：“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其一）清人顾奎光的《金诗选》、顾嗣立的《元诗选》，都为我们编选辽金元诗，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范本与基础。而今人如周惠泉、米治国先生的《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版），邓绍基的《金元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夏承焘、张璋编选的《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任中敏、卢前编，曾强注析的《元曲三百首诠注详析》（云南人民出版社版），王季思选《元曲三百首》（东方出版社版）等等，都是本书编选的重要借鉴。而我们于21世纪编选辽金元诗，也有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与编选意识，不可能不带上当今的时代色泽。尤其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华民族的无数文学经典为“底气”的。我们的编选工作，就不期然而然地贯穿了这种意识，而客观地、历史性地编选出辽金元三代的诗歌名篇，当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些内涵可能都不在于表层，而内在于编选者的选目和阐析之中，但无论你承认与否，这种时代精神的透射，是本选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以百篇左右的规制来选辽金元三代诗歌精品，还是要以编选者的审美体验和生命体验来进行把握的。当然，编选者或许无法“化身”为作者，以作者彼时彼地的感受和心境来理解作品，但编选者能否以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来感受作品，仍然是重要的。如果编选者只是外在地、机械地选诗，就无法选出具有能走进读者心灵的作品。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就是说诗是承载着诗人的情性而流传至今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我们通过“情”的纽带，就可以和古人晤谈对话。我特别认同钱锺书先生对选本的标准，他说：“上面的话也说明了我们去取的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钱先生作《宋诗选注》是当代选本的典范，而这里所说的标准，又是尤为适合所选对象——宋诗的。这种选学标准，对本书的编选而言，也是十分具有指导意义的。在众多诗词曲的篇什中选出百首，尤为关注的是作品的经典性质，同时是作品的生命力。读了这些作品，能够与人的心灵相沟通，能够唤起读者的情感，能够使人进入诗人当时的情境之中，也许这是进入选本的基本条件吧。

以我的理解来说，这套书作为中国名诗的经典之选，当然是要以当代国人为主要的“隐含读者”，考虑到人们的接受意愿。但它并非一套通俗读物，并不是要那种“老妪能解”的低水平接受层次。在编选中，那些僻冷的篇什不会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当然辽金元的诗歌，那种僻冷的作品本来就不多，所以，钱锺书先生选注宋诗时遇到的问题，在本书中也许不是费神的问题。但是，究竟以什么价值取向为选取作品的标准呢？我以为，是融会了其他价值的审美价值。为什么会这样说？作为艺术品的诗歌篇什，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价值，如历史价值、认识价值、社会价值等，但最根本的要属审美价值。如果缺少了审美价值，那就不成其为艺术。南宋诗论家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所谓“别材”“别趣”，正是属于诗歌本身应有的审美性质。南朝梁钟嵘在《诗品序》中批评当时的玄言诗风谓：“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种批评是颇具针对性的，也是指诗歌中那种缺少审美价值、说理充斥的现象。明代理学家陈献章，却以诗歌创作为自己的本分，他强调“诗之本体”的本质说：“若论道理，随人深浅，但须笔下发得精神，可一唱三叹，闻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陈献章《次王半山韵诗跋》，《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2页）在我看来，选诗是要以审美价值作为弃取标准的。审美价值并不意味着就是文辞华美，而在于诗歌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及其内在的生命感，能否唤起读者的审美情感等。其他的价值应该是融会在作品的审美价值之中的。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特别是实用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和建筑）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中地共存并处而不是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我是非常赞同这种观点的，对诗歌佳作的遴选，审美价值是首当其冲的。诗歌是以语言构建的审美对象，倘若失去了审美价值，对诗歌的欣赏其实是无从谈起或索然无味的。这当然是很需要读者有一些“知人论世”的条件的。比如说到辽诗，如果不了解辽代的社会生活和契丹王朝嫔妃的政治地位，是很难理解萧观音和萧瑟瑟的作品的。又比如对于宇文虚中、吴激等人的作品，如果不了解金初“借才异代”时期诗人们的处境与心境，也是难以感受他们诗作中的情感与意境的。吴激诗中对南方故园的美好回忆，出于诗人的故国之思，使我们深受感染。我们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或选本，有一种对“人民性”的狭隘理解，似乎只有直接描写人民疾苦的作品才是具有“人民性”的，我认为这种理解和选择失之于窄化，也使很多艺术精品难以进入视野。这就同时造成了接受上的误区，使读者丧失了很多趣味隽永的审美欣赏的机会。在我看来，那些真正表现真善美的情怀的作品就是具有人民性的。人民性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着人民作为审美主体的诉求。能够在千载之下还能打动人们心灵的作品，非“人民性”而何！

经典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间可以完成，而是在历久弥新的阅读与理解中，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形成的。选本可能成为经典形成的一个推力。当然不能说这个选本所选者就是经典，但是选本代表着此一时代对中国古代诗歌“经典化”的眼光与努力！这个选本是以往选本的承续，同时也是发展，也是扬弃。这其中有当代学人与以往学者的“视界融合”，体现着当代读者的某种“期待视野”。所以，这个选本究竟是走通俗化的路子，还是趋向于经典化，我的偏好可能是后者。但这只是一个趋向而已。本选中有些作品早就是经典，而很多篇什还难称为经典。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我们也许都是参与这个过程的人。

就其体例而言，这个选本无甚独特之处。除正文外，有注释和针对选篇的赏析。从我的角度出发，注释力求繁简得当，不必过于繁琐，否则可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直接领略。我时常告诫自己：要相信读者的水平。有些内容未必都在注释里解决，可能放在赏析中更能在作品整体中理解。赏析其实就是对文本的阐释。这其中自然有对客观性的要求，但是客观性也有相对的一面，也有选择的必要。赏析必然会带有编选者的认识与评价，其中也会暗含着编选者的文学史识、美学观念，等等。这个辽金元诗歌之选，不言而喻，在赏析文字中包含了主体的文学史识，也即辽金元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及其特殊的美学风貌。这种主体色彩，应该是选本这种形式所允许的。

辽金元时期离我们已经邈然远去，对我们来说，也许只是辽远的历史天空中不甚明亮的几颗星辰。除了专门研究辽金元历史、哲学或文学、教育史等的学者，一般人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当下，忙碌在21世纪。但是这套诗选，也包括这本辽金元诗歌的选本，它们的问世，昭示着我们的一种努力。我们这些文学史工作者（也都是一些醉心于文学的人），精选出从先秦两汉，直迄当代的诗歌精品，不能说不是一种重新的审视、选择和总结。作为辽金元诗词曲选本的编选者，我又经历了一次对那个辽远时空的体验，重新领悟了那些名篇佳什所传达的心曲，又有了和那些诗人们的晤谈。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三生难觅的幸运呢！

至于读到此书的您，也许会生出许多联想，品味到异时的隽永诗意，惊讶于那个时代与其他时代诗歌的不同观感。美在于一种惊奇，希望这份惊奇，是您会在对本书的阅读中不期而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