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打内战，却让瑞士变成钟表国

1517年，中国明朝正德十二年，游戏人间的明武宗朱厚照，给自己封了个“威武大将军”的称号，之后又带兵亲征鞑靼；这一年10月，在遥远的欧洲，德意志牧师马丁·路德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把天主教会的腐败问题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前者阵仗颇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的自娱；后者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最终颠覆了整个欧洲的格局，甚至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战争。

马丁·路德的信徒众多，而这些信徒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禁欲圣人加尔文，如何成为珠宝的克星？

约翰·加尔文有好几张不同的面孔。他是个法国人，却大半生都待在日内瓦；他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最终却做了天主教的“叛徒”；他是个神学理论家，却热衷于改造“腐朽”的生活方式；他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先知和领袖，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是个怪咖和暴君。因为他的到来，日内瓦曾经繁盛的珠宝业遭遇了灭顶之灾；但日内瓦和钟表产生关系，也恰恰因为他的信徒如潮水般涌来。

1509年，加尔文出生在法国的努瓦永，他的父亲在家乡的教会里担任书记员，母亲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加尔文从小的梦想就是当神父。马丁·路德张贴“大字报”的6年后，加尔文来到巴黎，学习了拉丁语、哲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成了一位优等生。

在加尔文读书的那个年代，马丁·路德的新神学思想已经通过书籍与口耳相传，在法国有了不小的影响力。加尔文身边的老师和朋友就有诸多宗教改革的支持者，而那时的他正处于世界观走向成熟的年纪，在经历了内心的天人交战与情感痛苦之后，加尔文还是决定成为一名新教徒。

在法国这个传统天主教国家里，早期新教徒搞宣传的方式很激进，到处张贴反对教廷权威的布告，甚至连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都没放过。这样的行为自然会被权贵们严厉整治，据说加尔文的一个室友就在市政厅广场上被活活烧死，加尔文也受到牵连，被迫连夜逃跑。

那时，对逃亡的法国新教徒来说，瑞士是个理想的落脚地。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的第二年，苏黎世的神父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便领导了瑞士宗教改革。茨温利能文能武，他的塑像就是一手持《圣经》、一手持剑的形象，他最终于1531年战死在天主教城邦突袭苏黎世的战斗中。

但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还是扭转了不少城邦的思想，使得那里的人对新教徒十分友好。1534年，也就是茨温利战死后3年，加尔文逃到了交通要冲巴塞尔。这座城市早在1529年就赶走了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未来近200年的时间里，都是“宗教难民”的一大收容所。

在这里，加尔文闭关两年，于1536年写出了巨著《基督教要义》。这本书不仅是加尔文神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还公开为受迫害的新教徒发声。一经出版，加尔文马上就成了宗教界的头号红人。在那个时代可能没有签售会，但各地的讲座邀约还是有不少的，其中就包括日内瓦。

在《基督教要义》出版的同年，追求自由的日内瓦市民经过多年的斗争，决定和天主教会一刀两断，不再做他们的礼拜仪式，捣毁了教堂里的圣像，皈依新教。正因为剧变刚刚发生，所以急需一位重量级人物镇场子。当地新教领袖法雷尔，就听说了大名鼎鼎的加尔文要来日内瓦讲学，于是迫不及待地去见了他。

其实加尔文本来计划只在日内瓦待一天，但禁不住法雷尔的连夜劝说。也许加尔文也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来实践他的理论，总之他接受了邀请。本来他就想搞个“签售”，没想到却把下半辈子交待在了日内瓦。

不过一些日内瓦市民也没想到，请来的这位不仅是理论大师，还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颇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的“纠察官”。

400年后的1936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了本《良心反对暴力》。在他的笔下，加尔文就是个十足的“怪人”。比如，穿衣从头到脚都是黑色，“从而让人对他心生畏惧”；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把低欲望发挥到了极致，“夜里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只吃一顿饭，不散步也不玩儿游戏，每天就是思考、写作、战斗，往复循环”。茨威格最后还给他下了个评语，加尔文“对这个世界严苛，对自己也同样严苛”。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与加尔文同时代的教皇庇护四世对他的形容最为精辟：“只爱工作，不爱金钱。”

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的政策，就是以禁欲主义为指导，要大家“见贤思齐”，人人做圣人。他制定了严格的法令和信条，规范人们的生活，但规定一出，不少有钱人首先受不了了，联合起来把加尔文赶下了台。可风水轮流转，随着支持加尔文的改革派的上台，1541年作为“奢侈生活终结者”的加尔文又一次强势回归，日内瓦富人们的快活时光也到头了。

在加尔文的法令之下，乘坐豪华马车，禁止；举办超过20人的家庭庆典，禁止；在宴会上胡吃海塞，禁止；喝酒也只能喝一点本地酿的红酒，其他一律禁止；天鹅绒的裙子、带花边的头饰……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统统不允许穿戴。而最严格的禁令还是针对珠宝的，茨威格就在书中写道：凡有金银刺绣、饰有金丝带金纽扣的衣裳，金发夹、金鞋扣，统统被禁，同样严禁使用任何黄金和首饰。

如果有人问加尔文凭什么这么做，他一定会打开《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那一节，指着上面的文字念道：“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这就是他的理论根据。

我们在前文提过，当时日内瓦的主要产业就是金饰珠宝的加工制作，甚至在欧洲都是首屈一指的。加尔文的政令一出，就等于断了金匠珠宝匠们的营生，但谁又敢反抗“日内瓦的教皇”呢？那个反对加尔文学说的塞尔维特，就被这位“暴君”活活烧死在了日内瓦郊外。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随着法国宗教政策越来越严厉，一大拨新教徒像加尔文一样逃到瑞士，新教原本就容易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传播，因此很多手工业者都成了信徒，其中就有不少钟表匠。

要知道在当时，法国是数一数二的制表业强国。早在1370年，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就命令洛林的钟表匠亨利·德·维克（Henri de Vic）为巴黎城岛宫建造第一批公共时钟，并下令王国内所有时钟的时间都应与之同步。天主教会也为他们的大教堂配备了时钟，以安排信徒的生活。那时的法国对钟表非常重视，毕竟谁掌握了时间，谁就掌握了权力。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法国人已经拥有把钟表小型化的能力。1518年，也就是马丁·路德掀起新教风暴的第二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花大价钱请人打造了一枚“匕首表”。钟表匠想尽办法，把发条机芯嵌在一把匕首的手柄上。手柄末端延伸出一个圆形的表盘，再配上金雕装饰的可开合表盖。弗朗索瓦一世在佩带匕首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掀盖，就能随时查看时间。走时有多准不敢保证，但装腔效果绝对满分。

当时法国的制表业中心是布卢瓦，这座城市位于法国的中心地带，直到今天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很快，制表业便扩展到了巴黎、第戎、里昂等城市，并迅速组织起了钟表匠行会，而这些城市也恰恰是宗教改革中传播新教的中心，因此很多钟表匠都成了新教的信徒。

当来到日内瓦，这些逃难的钟表匠发现这座城市是一片创业的蓝海。而一切的前提，就是加尔文并不反感钟表，因为珠宝是多余的装饰，钟表却是宗教生活的必需品。毕竟他本人就是个极其守时的人，晚上9点睡觉、凌晨4点起床，跟着他做礼拜，迟到早退都要挨罚。

于是，当地珠宝商很快就和新来的钟表匠联起手来，把日内瓦从曾经的珠宝城变成了今天的钟表之都。估计加尔文也没有想到，自己对炫耀性消费的压制开启了瑞士钟表的大繁荣，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很快，邻国法国就将爆发残酷的宗教战争，还会有更多的“技术移民”来到日内瓦。

宗教战争大爆发，钟表匠“净身出国”

对于加尔文来说，搞定日内瓦只是第一步，向法国输出自己的学说才是他的夙愿，因此他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前往法国。到加尔文去世前几年，法国的信徒数已经暴增到了30万人，遍布南部和西部。这群人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作“胡格诺派”，其中不乏手握重兵的贵族。

这些胡格诺贵族，有人有钱有地，能与前来镇压的天主教贵族打得有来有回，结果就是让法国陷入了持续30多年的宗教战争，大战断断续续打了8场，互有胜负。其中最为残酷的一幕，就是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屠杀从巴黎开始，蔓延到里昂等12座城市，不管是塞纳河还是罗讷河，都被尸体堵塞。据当代学者估计，大屠杀开始之前，法国胡格诺教徒多达200万人，占法国人口的10%，而在大屠杀之后到16世纪末，这一比例下降到了7%，也就是说，有将近100万人或死或逃。

直到亨利四世在“三亨利之战”中脱颖而出，法国才迎来短暂的和平。亨利四世本来是新教徒，为了当国王改信天主教，因此对胡格诺派非常宽容。他在1598年颁布了承认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并结束了宗教战争，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不过亨利四世没想到的是，这条意义重大的赦令会在他的孙子手里变成废纸。而这位“贤孙”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在生活方式上完全站在加尔文的反面，作为公认的“法国奢侈品教父”，带火了假发、高跟鞋、香水，买起钻石来也很疯狂。奢华的代名词凡尔赛宫就是他建的。

这位国王也是个爱表之人。当时的法国虽然经历了钟表匠的外流，但宫廷里还是人才济济，奢华钟表就是路易十四重要的炫富利器。比如，凡尔赛宫的“国王大公寓”里就摆着制表师安托万·莫朗（Antoine Morand）送给他的座钟，看上去就像是个金碧辉煌的柜橱，四面通透，钟表的机械构造一览无余。座钟上还设置了巧妙的机关，机关启动，太阳出现，希腊女神会出来为国王加冕。这座钟的名字就叫作“路易十四”。

此外，路易十四还赞助过荷兰科学家惠更斯，而后者研究出了钟摆摆动周期公式，把制表技术大大向前推进。后来出版《摆钟论》时，惠更斯还冒着被人嘲笑的风险，专门给路易十四写了一篇长长的献词以答谢国王的知遇之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钟表进步还颇有些贡献的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权力欲，亲手把众多钟表匠赶出了自己的祖国，让法国制表业疲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后来与英国的竞争中长期落后。

这件事简单说，就是路易十四并不认同爷爷信仰自由的观点，而认为要“一统天下”就必须统一信仰，一国容不下“二教”，天主教才是唯一。

为了逼胡格诺信徒改宗，路易十四想过不少损招，比如曾建立一个“皈依基金”，只要改信仰就有钱拿。他自认为拿捏住了人性的弱点，但没想到新教徒不为所动，最终只能软的不行来硬的。

时间来到1685年。这年在遥远的东方，清朝和俄国爆发了著名的雅克萨之战；而路易十四则准备在国内点燃“内战”的烽火。10月18日，《枫丹白露敕令》颁布，宣布废除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全面取缔新教。取缔手段也相当狠辣，其中最严厉的一条是：任何不愿意归顺天主教的人，限期两周内离开法国。这两周里如果从事新教活动，会马上被送到苦役牢。离开法国后如果4个月不回来，一切财产都会被没收。一招釜底抽薪，让新教徒统统“净身出国”。

于是，一个国王便以这样一道驱逐令，将几十万法国人赶出了自己的祖国。这是新教徒的又一次大流亡，这群流亡者里有珠宝大亨让·夏尔丹，有建筑师丹尼尔·马罗特，有数学家亚伯拉罕·棣莫弗……许多钟表匠、金匠、珐琅工匠轻车熟路地前往钟表业已经颇具规模的日内瓦。

这些法国人来到瑞士，首选的定居地点自然是语言文化相近的法语区各州，也导致了如今瑞士制表的地理格局初步形成。

瑞士制表地理：南有日内瓦，北有汝山谷

地理决定了人口流动的方向。当年法国胡格诺教徒逃亡，考虑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生存，一是生活，而瑞士的地形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汝拉山脉作为界山，在当时是个难以入侵的天险，躲在山那边则生命无忧；大部分的新教州也都沿山脉分布，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生活也有保障。于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就沿着山脉的走向一路向北，从日内瓦扩散到沙夫豪森，有些人在中途就留了下来，从而催生了瑞士西部的“制表带”。

当然，地理区位的不同，也让各大钟表城有着不同的气质。

日内瓦是瑞士制表业兴盛的起点，早在1601年就成立了制表商协会，并建立了一套制度。当时一个工匠如果想获得“大师”的头衔，必须先做至少5年的学徒。“毕业考”的要求是制作“一个带响闹可戴在脖子上的小钟，以及一个可直立于桌上的两层方形钟”，可见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到了160年后的1760年，人口约2万的日内瓦，已经拥有了600位制表大师。

后来成为法国启蒙运动先驱的卢梭就是日内瓦人，1712年出生在一个制表师家庭。他家从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做表，堪称三代制表世家。卢梭的父亲还有“大师”头衔，晚年定居奥斯曼帝国，负责为苏丹调谐托普卡帕宫的钟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从小就泡在制表工坊里的卢梭，虽然长大后没有承袭父业，但老家的朋友圈里还是有不少人干了这一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让-马克·瓦舍龙（Jean-Marc Vacheron），这个名字可能听着陌生，但他创立的品牌却十分响亮，叫作江诗丹顿。

瓦舍龙1731年出生在日内瓦。他家原本是个织造世家，但瓦舍龙却偏偏对制表非常感兴趣，年纪轻轻就拥有了“大师”的头衔。24岁那年，他就在日内瓦的制表中心圣热尔韦（Saint Gervais）创办了自己的制表工坊，还聘用了第一个学徒让·弗朗索瓦·厄迪耶（Jean François Hetier），他们签订的学徒协议也被认为是江诗丹顿品牌诞生的标志。

在那个年代，生产于日内瓦的表大多出自大师们的小工坊，而为了获得最好的自然采光，这些工坊大多位于住宅屋顶下的阁楼里，因此又被称为“阁楼工坊”。日复一日，技艺最为精湛的工匠们就栖身于阁楼之中，在一天中天光最好的那段时间，完成精密的时计部件的制作，这批人后来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阁楼工匠”（cabinotiers）。

瓦舍龙就是一位典型的“阁楼工匠”，当时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君主也是他的客户。直到260多年后的今天，江诗丹顿依然保留着一个叫作LesCabinotiers（阁楼工匠）的部门，为客人提供特别定制服务。

但日内瓦有个问题，就是制表师太多了，毕竟在加尔文改革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就有至少三波大的移民潮。僧多粥少，总得有人出去闯一闯。后来有人发现，出日内瓦城向北48公里，就有一片“风水宝地”。

那里是汝拉山脉中的一片谷地，有大山和古老的岩石，有一望无际的云杉和冷杉林，有草场、溪水、湖泊，高海拔，每年中还会有几个月与世隔绝的时间，外面的人称这里为“汝山谷”（Vallée de Joux）。

山谷的居民，最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发展畜牧业，还盖了磨坊和锯木厂。他们后来又发现了铁矿石，到了15世纪，锻铁炉和高炉也建起来了。在放牧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就去做一些金属加工，比如生产农具，打打刀剑盔甲。

据说在1705年的夏天，山谷里发生的一场火灾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山谷居民的生活顿时困难起来。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尝试用现有的知识制造木钟，后来又换成用铁和黄铜，有了一点做钟表的基础。

而说起山谷地区制表业的萌芽，就不能不提汝拉山脉的北麓一个叫作维莱尔（Villeret）的小镇。苏兹河穿过整个小镇，由于水力充沛，从18世纪开始，河两岸就建起了许多锻造厂、磨坊、锯木厂，也吸引了很多铁匠、锁匠来到这里，让当时还是村庄的维莱尔变得热闹起来。1725年前后，维莱尔就出现了制表业的萌芽，工匠们开始生产钟表零件，其中也包括一个叫贾汗-雅克·宝珀的人。

这位宝珀先生平时兼职做村里的教师，而他的农舍距离学校不过50米。这座农舍建于1636年，前身是个邮政驿站，经过改造之后楼上变成了宝珀的制表工作室，楼下则养着牛和马，集工农业于一体。起初宝珀只是生产怀表的零部件，随着技艺的逐渐精湛，他便开始制造完整的怀表。

1735年，宝珀先生在维莱尔村庄的官方产权名册上进行了登记，明确了自己的制表师身份，他的姓氏也成为品牌的名字。那时的宝珀坚持着维莱尔的制表习俗，认为给作品贴上品牌标签是一件显得很自负又沾染了铜臭味的事，这也使得很多早期的宝珀作品变得难以分辨。不过路易十四的五世孙路易十六，也就是那个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的国王，倒是收藏了一枚宝珀早期的作品，表背署名“Blancpain et fils”和“VILLERET”。

总之，在宝珀等先驱的带领下，维莱尔开始大搞基建，以吸引熟练的工匠来此定居。短短30年后，就有记载说当地人开始抱怨制表工匠的涌入导致住房短缺了。

比宝珀活跃的时间稍晚，汝山谷南边也出了一位制表业带头人，名叫萨缪尔-奥利弗·梅朗（Samuel-Olivier Meylan）。梅朗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但立志成为一名制表师。少年时心怀梦想的他走出汝山谷，拜在制表大师马蒂厄·布洛代（Mathieu Blaudet）门下当学徒。

汝山谷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沃州，不过却受德语区一霸伯尔尼州的管辖。当地的制表业在伯尔尼当局的扶持下成立了行会，抱团取暖之余还有实际利益，也就是保证本地制表商的销售垄断地位。同时行会还实行制表师特许证制度，学徒要得到认可必须做满5年。但梅朗是个实打实的叛逆青年，只学了不到3年就“出师”了。

“肄业”后的梅朗回到汝山谷收徒，打破行业规矩，培养了一批制表人才；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和伯尔尼当局谈判，在1776年成功摆脱了行会的限制，为汝山谷赢得了一飞冲天的机会。

不过有趣的是，在汝山谷做表的不止制表师，当地的农民也参与其中，而这种分工模式的诞生，和汝山谷的天气还很有关系。

汝山谷的冬天长达8个月，而且异常寒冷，号称“沃州的西伯利亚”，光听名字就让人打寒战。笔者在某年冬天拜访爱彼的制表工坊时来过这里，眼见到处都是白雪皑皑，松林银装素裹，仿佛历经千年的风霜，至今记忆犹新。风景美则美矣，但生活在这里也是真难熬。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因为交通不便，大雪封山之时，整个山谷甚至会与世隔绝。

在冬天，农民们根本无事可做。此时，一位名叫丹尼尔·尚维沙（Daniel Jeanrichard）的制表师想出了一个方法——不如去训练他们制作机械零件，反正有大把空闲时间。

就这样，汝山谷的农民们也开始把自己的农舍阁楼当作工作室，加装窗户，捕捉更多的自然光，并埋头于机械部件的制作。农民们以家庭为单位，每家的分工都不尽相同，有的做齿轮，有的做夹板，有的做发条……据说夫妻还有分工，男人负责锻造，女人负责抛光。总之，彼此间相互协作，一个密集的家庭手工作坊网络就这样形成了。做出来的零部件经过制表师的组装调校，最终被做成精美的时计，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众包。

日内瓦的阁楼工匠也好，汝山谷的山民也好，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勤劳、坚韧，又带着点“死脑筋”，执着于自己手头的工作，即便这份工作看上去十分枯燥。

在瑞士其他的钟表城，也有这样“较真”的地方。比如，同样位于汝拉山麓，号称“世界钟表之都”的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在1794年曾遭遇一场大火，变成废墟，重建时就变成了一个有“强迫症”的城市。整个城镇被改为棋盘式布局，每一间房屋的距离和朝向都仿佛经过精心计算，为的就是让自然光线直射入内，保证厂房或者工匠们的阁楼能得到最好的采光，简直是为制表师量身定做的。

说到底，瑞士成为“钟表之国”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说其偶然，是因为瑞士制表业的诞生，本质上是一场人才流入导致的产业转移，而其最大的推动力就是长达30多年的法国宗教战争。

但其实，自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到教堂门前的那一刻起，蝴蝶便扇动了翅膀。约翰·加尔文背起远游的行囊、新旧两教的贵族们擦亮宝剑、路易十四骄傲于统一信仰的伟绩，战争就是这一系列因果的产物。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法国钟表匠，只能拼死闯过战乱与屠杀，去一个叫日内瓦的城市寻找一条活路。

瑞士的山川之险、战斗民族之彪悍，使其成为难民们天然的庇护所。今天的瑞士制表地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国宗教难民流亡的痕迹。

当然，放眼大历史，瑞士的制表业在17—18世纪这个时间点上，只能说处于萌芽阶段，离未来的辉煌还差十万八千里。在那个年代，英国才是当之无愧的钟表界王者，而其兴起自然也是拜路易十四所赐，毕竟被《枫丹白露敕令》赶走的难民逃难的路不止一条，有人进山，就有人跨海。

技术工匠的到来，让英国制表业如虎添翼。比如，“英国钟表之父”托马斯·汤皮恩就雇用了很多来自法国和荷兰的胡格诺派工匠，既丰富了人力资源，也带进很多新的知识和工艺，而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也是当年英国制表群星中最为闪耀的几颗。与此同时，英国的科学革命也在蓬勃发展，牛顿、罗伯特·胡克等科学家都活跃于这一时期。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之下，英国制表业在17世纪迎来了一个能人辈出的时代。

相比之下，法国这边就显得有些“青黄不接”了。当然法国也有儒利安·勒鲁瓦、让-安托万·莱皮恩、费迪南·贝尔图等制表大师出现，但在代际上却晚了一辈，这也算是《枫丹白露敕令》的后遗症之一。不过，法国多多少少也算已经从冲击中缓了过来。

钟表史上的下一个大时代，就将由英国和法国的钟表匠担当主角，而他们要做的是用钟表征服浩瀚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