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属需要

当一个人有归属感时，他才会感到被接受、被看见；当一个人的归属感被剥夺时，他就会感到被拒绝，被忽视。这些情绪来自人类深度演化的“社交保护系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该系统对生存和繁衍起了巨大作用。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小型部落成员间的紧密联结为他们克服困难和威胁提供了更多资源、信息与合作。既然我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我们都会寻求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接纳，同时避免彻底的拒绝，这对于获取社会回报而言至关重要，几乎在所有的社交情境中均是如此——从社会影响到社会支持，从团体成员到泛泛之交，从朋友关系到恋人关系。

进化会赋予我们一种极度敏感的社交保护系统，持续地跟踪我们的归属感水平，检测在社会接纳方面遇到的威胁，（通过极为痛苦的情绪）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威胁是否强烈，是否可能导致排挤与拒斥。我们感知到的拒绝信号会引发不适情绪，比如受伤的感觉、嫉妒和悲伤，以及对解决问题更加留意和关注等，这是完全正常的。

由较低归属感引发的社会性痛苦很难同身体的疼痛区分开来，它会对整个人的正常机能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点已被相关研究证实。“对于一个社会性物种而言，处于社会边缘就意味着处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在《孤独是可耻的》一书中说， “在这种情况下，大脑会进入一种自我保护状态，造成大量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这包括由大脑对威胁的过度警惕造成的半夜“轻微惊醒”“社会逃避”和抑郁、各种形式的自恋（见下一章），甚至还包括一些灾难性后果，如自杀、大规模枪击这两种不断增加的现象。在美国，自杀率自1999年以来上升至25%，其中15~24岁这一年龄段的自杀率自2007年以来稳步上升。在2005年以后的11年里，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此前23年的总和。这很可能是由于归属与接纳变得越发艰难，才造成了以上两种趋势。

在相对安全的时代，人们对归属感的需要可能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或缺，而在环境中的不稳定性与危险性日益增大的时代里，社交保护系统最有可能被激活并发挥其作用。比如，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会日益认同特定的群体，且常常排斥其他群体。

罗伯斯山洞实验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在夏令营中制造了威胁，激励所有男孩分外团结地与自己的小团体联结在一起。类似的行为在恐怖组织中也时有发生，其成员在受到外部威胁（或是感知到威胁）的情况下，彼此间的联系会变得更为紧密。缺少资源也可能成为寻求归属的强烈动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如果仅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小组的奖励，那么获奖小组和未获奖小组的凝聚力都会加强。

群体凝聚力有可能很难改变，哪怕群体的组成方式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孩子们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条件的小组，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小组的相关特征信息。一种条件下强调小组的划分基于对孩子内心深处真实想法的考量，而另一种条件下则强调小组是随机分配的。

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小组分配是随机的且毫无意义，但这些组中5~8岁的孩子产生的组内偏见与那些更有意义的小组同样强烈。只有当情况比较极端时（比如通过抛掷硬币来帮助孩子们理解何为随机，以及调换学生所在小组来强调小组安排是任意的、不重要的、无意义的），他们才能让某些偏见显著减少。但是，即便是在经历过这样的极端情况以后，研究人员依然发现，无论是所谓的“随机组”还是“意义组”的孩子都仍然有可能给自己的内群体贴上更多标签。很显然，我们的部落冲动烙印根深蒂固、经久不息。

可是，人们的归属需要存在很大差异，它同本书呈现的其他需要一样，是众多基因同个人经验发生复杂反应的结果，无关社会状况。如上一章所见，除了基因的影响之外，儿童早期缺乏安全型依恋会影响同回避以及感知威胁相关的大脑区域的发育，从而导致形成一种极为强烈的归属需要。因此，有些人会困于这种需要之中。通过衡量你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以下说法，你可以评估自己的归属需要强度：

• 我尽力不做让其他人回避和拒绝我的事情。

• 我需要感受得到在我需要帮助时，有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 我希望其他人能接受我。

• 我不喜欢独自一人。

• 当别人的计划中没有我时，我会非常烦恼。

• 当我感到别人不接纳我时，我会很容易产生受伤的感觉。

• 我有强烈的归属需要。

同所有其他需要一样，关键的衡量标准在于你的归属需要同生活中这一需要的满足程度之间的差距。研究显示，孤独感最高的人，就是归属需要满足程度最低的人。个人的归属需要与个人的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矛盾越大，孤独的程度就越高，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满意度就越低。

这一发现既适用于独居之人，也适用于有生活伴侣之人，只是与他人共同生活并不能保证情感联结的需要得到满足。衡量孤独程度的关键是情感联结的质量，而非情感联结的数量，甚至也不是情感联结的邻近程度。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情感联结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