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智力理论
处于极端环境中的孩子具有值得开发的隐藏力量，他们可以借此发展出多种能力。心理学家布鲁斯·埃利斯及其同事认为，那些安全需要严重得不到满足的个体可能会优先考虑发展顺应语境的技能与本领，尽管这样的技能会让他们在学校的标准化考试中表现不佳。
智力研究者罗伯特·斯滕伯格提出了“成功智力理论”，他强调在语境中看待智力的重要性。能够帮助孩子在学校中取得好成绩的执行功能（如注意控制和冲动控制），可能并不是能够让他们在当地生态中生存下来的必要技能。罗伯特·斯滕伯格认为：
“成功智力”是个人在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下具有的选择能力，以及成功地向人生目标挺进的能力……差异在于不同生态背景中问题的本质……例如，一个孩子可能一整天都全神贯注于解决某个代数问题，一个孩子可能只想着上学路上如何应付毒贩子，另一个孩子琢磨怎样才能钓到鱼让家人当晚有东西吃。这些心理过程可能相似甚至相同，其差别在于这些过程使孩子获得的知识或技能。
但是，很多针对弱势青年的研究是在“缺陷模型”下进行的，个体被看作分裂而独立的个体，需要被治愈。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遗漏了很多智力因素。如埃利斯及其同事注意到的：“这种缺陷研究未能考虑到孩子们在高压环境中产生的独特力量与能力，以及他们对其加以利用的尝试。”事实上，他们的研究还更进一步地提出，弱势儿童和青年在应对恶劣难测的环境时可能具有“认知天赋”。
近来在鸟类、啮齿类、人类身上所做的研究表明，多接触恶劣难测的环境实际上可以提升我们同这种环境相关的注意力、感知力、学习能力、记忆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包括对愤怒或恐惧的情绪认知能力增强；加深对于负面、情绪过载或压力事件的记忆；增强在内隐、经验层面学习的能力；灵活地转移注意力的能力增强。注意力转移会帮助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个体快速追踪环境信息。
其他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个体在涉及语境信息的社会认知任务方面具有优势，比如有较强的理解其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在一项研究中，最高学历为高中的大学员工在有关共情度的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得比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学员工更优异，他们能给各种面部表情贴上正确的情绪标签。“共情准确度的提升可增强行为预测能力，提高对外界社会力量的管控能力，帮助个体加强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力。”埃利斯及其同事指出。
因为这样的技能会增加个体在危险、不利环境中生存的可能性，埃利斯及其同事认为教育工作者应当利用这些技能，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建议课程内容、授课方式以及教学实践的设计应充分利用“压力适应型”孩子的独特优势。这样的课程能够把孩子们在艰苦难料的环境中的常见问题及其相关概念和解决办法融合进来，还可以鼓励孩子们走出课堂，独立或合作完成项目。例如，很多被贴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标签的孩子，可能会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现出最佳状态。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呈现多动症特征的儿童会显现更多可利用的创造力优势。
与此同时，他们的学习与攀登教育阶梯的潜能一定要得到支持，因为这是一条通往掌控人生的力量与个人机遇的真正道路。让“压力适应型”儿童在其特有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还可以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必在“街霸”和“学霸”之间做出选择。当边缘化的城市青年被看作校园里的失败者，不断有人向他们强调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时，他们就必须拓展出替代性策略，以获得成功。正像教育心理学家贝丝·哈特所言：
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探索什么是“聪明”。在对“聪明”有着约定俗成的观念的世界里（那里学校以高压态势禁止学生既是“街霸”又是“学霸”），找到某种主导感。想两者兼得就要重新定义何为“好”学生、何为正当的知识，并在分数和考试成绩之外拓宽校园成功的定义。
很多在艰苦难料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很早就接收到了自己不是天才的讯息。因此他们开始脱离学校，这是对所处境遇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全需要严重匮乏的人需要一个拥有希望的真正理由。
一个被称为“可能性开发”（possibility development）的新兴教育领域正致力于帮助青少年设想诸种可能，借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对自己和他人都更友善的地方。由教育心理学家迈克尔·纳库拉领衔的可能性开发主要关注能动性的各个方面，包括学习态度、投入度、给学生以“真实的声音”，以让学生感觉他们仿佛是在对其渴望的未来做出有真正影响力的抉择。
同其他学生一样，在艰苦混乱的环境中生活过的学生也需要提醒自己，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有意义的活动时自身的努力和投入。他们需要更多可选课程及专业、领导岗位、公民参与机会。如果对自身发展最为有利，他们甚至还需要离开学校的选择权（至少可以暂时休学）。
对那些以恶劣的生存环境（极不安全的环境）为起点的学生而言，要取得优秀的成绩可能要走极度非线性、非传统的道路。正如迈克尔·纳库拉留意到的，以非线性路径取得学业成功的学生（即“曲线优等生”）看起来可能同典型的“直线优等生”非常不同。
“曲线优等生”也有一些可以获得支持的方式。研究强调，要让他们关注未来可能的自我。在一项研究中，有一部分参与者给想象中的未来自我写了封信，这些人对假设的不法行为表现出更低的赞同度。在同一批研究者做的另一项补充性研究中，参与者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同虚拟的未来自我进行了互动，在随后的细节测试中，尽管他们有机会作弊，但可能性相对较小。
在另一个方向的研究中，一些初中生被要求说明自己最重视的个人价值，并且解释这些价值为什么重要。结果，这些学生在本学期内取得了较高的分数，他们被安排的补习较少，并上了更多的高等数学课。这项实验在那些通常被视为最难管教的学生中效果尤其显著。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一些八年级的学生想象未来的自己，列出实现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障碍，并且描述为克服障碍他们可能会用到的策略。结果，这些学生的复读率降低了60%，并且在学习上表现出更高的主动性，且九年级时的标准化考试分数和学校成绩提升；旷课次数及课堂捣乱现象更少，抑郁测试分数更低。这些影响在随后两年的跟踪期内仍在持续，并且被证明是由这些学生对未来的自我认知变化直接促成的。
当然，人生不仅在于取得良好的分数，很多“曲线优等生”都有着潜在的创造力和丰富的创新想法——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正如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指出的：“得全A需要循规蹈矩，但成就有影响力的职业生涯需要的是创新。”“法思（Think Law）”是一个帮助教育者利用探究式教学策略来缩小批判性思维差距的组织，它旨在确保学生无论是何种族、出生在哪里、经济状况如何，都有机会得到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创始人科林·西尔本人就出生在一个单亲妈妈家庭，父亲被监禁，在布鲁克林长大。西尔充满热情地相信今日的破坏者可以成为明日的革新者。他要求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世界：总是闯祸的学生不再被认为是‘坏’学生，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些学生的领导潜能。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这种潜能，我们需要坦然接受那些颇具挑战却十分必要的责任”。
从周遭环境中重获一致感与希望，这对于那些安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人来说极有价值。但对成长而言，安全感仅是其牢固基础的一部分。为了将人生之船上的大帆完全打开并全速前进，我们还要拥有归属感和情感联结。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两项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