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创伤
确保幼儿拥有安全、可靠的环境，让孩子们可以在其中成长、学习，发展健康的头脑和身体不但对孩子有益，而且可以为繁荣、公正、可持续的社会打造坚实的基础。
——南森·福克斯，杰克·宋可夫《持久性恐惧及焦虑对幼儿学习、行为和健康的影响 》（2011）
尽管儿童早期体验到的回应性关注会帮助他们创建一个安全、可靠的基础，助其探索未来，丰富社会交往和亲密关系的体验，新兴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不安全环境都会产生同样的长期性影响。大部分父母的养育方式不会给孩子成人后的人格留下不灭的烙印。
但是，在人生早期遭遇的强应激源会产生持久、长期的影响。
同大众认知相反，鲍比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局限于无助的婴儿，它建立在有关人性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之上。鲍比关于依恋的理论来自他与青少年的亲身接触——这些青少年在人生早期都曾经历逆境。他们中有些是寄养儿童，其中一部分孩子曾被辗转寄养多次；有些孩子失去了双亲；有些孩子曾是少年犯。但是鲍比注意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这些青少年中的大部分人很难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在今天的美国，接近一半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目睹过暴力。据联合国统计，超过1.3亿儿童曾在家中目睹亲密伴侣间的暴力，超过2亿儿童遭遇过某种形式的性侵。此外，还有数百万儿童每日经受着冷暴力，比如父母中的一方故意引发孩子的内疚感、羞愧感、恐惧感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情绪需要，或是贬低、毁坏孩子珍视的事物。
对儿童的忽视也可以产生同虐待一样的破坏力。忽视意味着父母对于孩子的痛苦和社交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期望孩子自己去应对危险的状况，或是就孩子当前发展而言超出他们能力的情形；也意味着无法满足孩子对于食物、干净衣服、容身之处、牙齿和医疗保健之类的基本需要。
通过多种机制，来自照料者和不可靠环境的双重外部影响会共同作用于幼儿正在发育的大脑。根据预知适应性反应（predictive adaptive response, PAR）理论，儿童早期经历的挫折起到了“天气预报”的作用，预示了个体将来成熟的条件，早期经历挫折的个体之所以发展出与预期环境相切合的策略是为了适应。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大脑会根据它对未来所做的预测来进行自我重构，而那些预测又是以先前经验为基础的。对于在孩童时期经历过持久焦虑、恐惧和持续未知的人来说，要想理解这些事对其认知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功能的影响，就必须理解大脑是如何通过改造自身来应对预期创伤的。
虽然恢复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丧失——大脑确实会给未来可能的改变留下空间，这意味着某种神经可塑性的存在，但人生早期的应激源的确会激活能终结关键发展期的基因，给发展带来限制。正如马丁·泰歇及其同事的解释：“大脑发育由基因引导，却由经验塑造。”
对人生早期应激源十分敏感的大脑区域包括：海马体，涉及记忆和想象的形成和提取；杏仁核，涉及警觉能力与对情绪含义的识别；前扣带回，涉及错误检测、冲动控制、认知资源分配；胼胝体，联结大脑的左右半球；前额叶，尤其是内侧前额叶和眶额皮质，涉及长期决策、情境评估以及情绪的自我调节。大脑的每个区域都有各不相同的敏感期，在敏感期内压力产生的损害最大。
儿童早期遭遇的挫折会使大脑应对虐待和忽视的方式发生特定的变化。特别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充当大脑第一层外界信息过滤器的感知系统与各种神经通路会率先发生改变。比如，父母的言辞侮辱改变的是儿童的听觉皮质与语言通路，看到家庭暴力会使其大脑中同视觉相关的脑区以及与恐惧和紧张情绪相关区域的连接方式发生改变，性侵会对大脑中表征生殖器及人脸识别的区域产生影响，受到精神虐待会改变大脑中与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相关的区域。
此外，对受到任何形式虐待的儿童而言，其杏仁核反应会在他们遭遇威胁面孔时加强，而与感知威胁及事件相关记忆激活有关的神经通路的传导力量会减弱。这种总体模式表明，在经受虐待时，大脑会进行自我调整以切断对虐待经历的有意识感知，同时促进对未来可能构成类似威胁情境的回避。这同被精神病学家称为“分裂”的现象类似。
当然，“适应”并不必然意味着被社会认可、健康，或者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自私、竞争、好斗的特质之所以演化出来，可能是为了“解决人们一生中在面对难以预测且恶劣的世界时如何适应的问题”。但是，人们为了应对虐待所做的适应性调整不一定就意味着精神病态。当马丁·泰歇着手对虐待和忽视做神经病学研究时，他期望在有复原力的大脑和受虐的大脑之间找到一条清晰的界限。不料，他的发现令他震惊——尽管很多长期遭受虐待和忽视的个体的大脑与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确有相似之处，但其中很多人实际上不需要任何精神病理学诊断。
事实上，与虐待相关的大脑变化在临床、神经生物学及基因的特性上明显有别于精神疾病。一个有趣的解释可能是，在那些对虐待产生大脑适应性调整的个体中，许多人都有很强的复原力，他们能够利用其他心理和环境资源（比如毅力、社会援助或社区资源），在面对压力时表现得韧性十足。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在恶劣难测的环境中受到虐待的幼儿都有额外的资源来应对压力——这对早期挫折产生的长期影响来说颇具启示。总的来讲，当人们经受持久的恐惧和焦虑时，杏仁核和海马体共同运作，将那种恐惧同诱发恐惧反应的背景联系起来。孩子或是成人身上所产生的“恐惧条件反射”可能会对他们有长期影响。
身体虐待产生的后果是，孩子倾向于既害怕虐待者，又害怕虐待的情景。久而久之，情境的线索可能会逐渐泛化，同遭受虐待时的最初情境仅有少量相似处的人物和地点也会激活他们的恐惧反应。这种自动加工的过程并不会被有意识觉知，反思性思维不但不参与，甚至不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于是，一个人倘若在童年早期就感知到世界的险恶，那么在后来的人生中遇到即使远非那么凶险的情况时，其社会交往也会受到影响。
这样的恐惧反应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脑科学表明恐惧习得是一个同摆脱恐惧非常不同的过程。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南森·福克斯和杰克·宋可夫解释说：“恐惧并不会顺从地随着时间流逝被轻易地忘记，积极主动才能摆脱恐惧。”虽然恐惧可以在人生相对较早的时期习得，且受事件发生的频率与情绪强度的影响，但摆脱恐惧只能在前额叶的特定区域完全成熟以后才会发生，那时这些区域才有能力调节杏仁核及与回报预期相联系的其他皮质下脑区。
“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探讨了相关现象。20世纪60年代末，心理学家史蒂文·迈尔和马丁·塞利格曼在其经典研究中发现，倘若反复电击一只狗并达到一定次数，狗最终会不再尝试逃离自身的处境，即使给它逃离的机会也是如此。它们完全放弃了，显然认为它们能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研究人员称这种由某种情境诱发的挫败状态为“习得性无助”，并开始将其视为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迈尔和塞利格曼的开拓性研究（相关研究已推广至包括老鼠和人在内的其他动物）开展50年后，两人在一篇报告中回顾了积累的证据，他们得到的结论与此前的论断完全相反。最新研究表明，相关被动表现和缺少控制力的感觉其实是动物的默认反应，对长期的困境所做的一种自动的、不需要学习的反应。只有“希望”才是必须习得的——它能让人认识到人能控制和驾驭环境中的不可预测因素。保有希望的能力依赖于大脑内侧前额叶的发育，该发育直到成年早期才会完成。
许多同恶劣难测的境况有关，尤其是同极度贫困的境况有关的行为，其真正源头在于希望的缺失。那些表达绝望、感到仿佛没有未来的年轻人比那些没有这类情绪的人更可能诉诸暴力和攻击行为、药物滥用及性冒险——尽管这些行为本身会使脱离贫困变得更加困难。
因贫困而经常处于恶劣难测境况的人倾向于将其最为迫切的需要放在首位，并且不惜牺牲长远需要。他们选择的余地往往很小，这种生活环境常带来一系列健康和安全隐患，包括污染、噪声、铅暴露、二手烟、暴力犯罪、不安全住所等。缺少财力与影响力势必限制一个人未来的可能性，这导致他们优先考虑的东西被迫变成了基本需要：生存和繁衍。
对于恶劣难测的情况的感知会对与健康相关的决策（比如吸烟）产生重要影响。在一系列巧妙的研究中，吉莉恩·佩珀和丹尼尔·内特尔在实验中改变了受试者对死亡风险可控程度的感知。两位研究者发现，只是使人们认为他们当前的死亡风险已经超过了其可控制的范围，就能让他们选择不健康的食物（如巧克力），而非健康的食物（如水果）。
作为环境可靠性的一种反映，安全保障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在另一研究中，内特尔及其同事将英国的学生志愿者运送到一个犯罪率相对较高的贫困社区。学生志愿者四处给不同的人家发放调查问卷（无论何时何人想要撤离，都会有一辆面包车在附近等候），不到45分钟，志愿者的偏执水平便大幅升高，社交信任感垂直下降，趋近本地居民的水平（相对较高）。
如果只是短暂地待在那里就会有如此效果，我们可以想象日复一日地在恶劣难测的境况下生活的后果。诚如研究人员注意到的：“这或许意味着个体间及群体间的社会态度差异可能比之前所认为的更不稳定、更依赖于所处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将贫困者视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我们应该认清我们共同的人性，承认我们都可能会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下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行事。
对于生活在极度贫困和不安定街区中的人们而言，他们减轻敌意的可能性常常被低估。在一项自然实验当中，研究人员以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其中1/4为美国原住民）为代表性样本，评估其攻击性在8年中的变化。研究进行到一半时，一个赌场在印第安保留地开业，每个在保留地生活的成年男女和孩子都能拿到一定份额的土地使用费。
脱贫的效果非常可观。收到土地使用费的人精神病症状显著减少，“到第四年，脱贫的儿童的症状水平已变得同那些从未经历过贫困的儿童一样”。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贫困的儿童来说，精神病症状只出现了微乎其微的变化。尤其重要的是，脱贫对攻击性、敌意之类的行为症状影响最大。
虽然恶劣难测的早期生活体验确实会对我们的大脑和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但研究表明，我们仍然能够根据成人时期的周遭环境做出调整，最终，人们能够将早期的不幸转变为成长的机遇（见第四章）。马斯洛注意到，健康成长和发展不仅涉及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且还涉及忍受匮乏的能力和因之造就的成长能力。
尽管如此，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需要感受到个人对自身环境的掌控感，并在群体中看到自身和他人身上存在的真正的希望。对于向上社会流动性和人生可能性而言，最为重要的路径之一是教育。不管孩子的家庭或社区环境如何，逐渐给孩子灌输一种在其生活中少见的安全感、可预知感和希望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