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如何重启世纪
20世纪在振奋人心的乐观情绪中结束。人们希望，新技术和新业态在不久的将来会引领人类走向更繁荣的盛世。然而，现实却截然不同。在过去20年里，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一直令人失望。本书对症下药，提出了对弊病的新解释，同时指出解决问题和创造经济的方法，该方法将促进经济更快、更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
遏制明天：塞尔登的铜标牌与洛伦泽蒂的壁画
回顾过去，有时看似必将发生的祸患最终以险胜告终，而貌似十拿九稳的美事却根本没有发生。要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想想两件古董：汽车上的铜标牌和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壁画。
或许，没有哪项技术能比汽车更好地定义20世纪。无论好坏，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城市和气候都产生了影响。即使在20世纪初，人们也将其视为未来的标志。倘若看一下1900年前后的老式美国汽车，你会发现它们多数都有一个不寻常的特征：车上镶着一块铜标牌，标明设计者是乔治·塞尔登。如果你在汽车先驱卡尔·本茨或亨利·福特的名单中从未听过他的名字，那是有原因的。塞尔登不是工程师，而是一名专利律师，当时他没有生产过一辆汽车，但他确实在1879年申请了一项专利，声称该专利涉及所有的汽油驱动汽车（美国专利549160）。
他充分利用了这项专利，瞅准时机与数家公司形成了垄断联盟，向售出的每辆汽车收取专利费——这是当今专利投机者的前身，以其子虚乌有的专利勒索科技公司。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眼看就要沦为贪婪的企业集团的牺牲品。几年后，亨利·福特拒绝接受该专利，经过八年的诉讼，最终胜诉。后来的事尽人皆知。但形势也可能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将美国汽车业推向另一条路，对更加纷繁复杂的汽车史产生广泛影响。铜标牌提醒人们，汽车业的发展之路并非确定无疑。
专利之战并不限于汽车业。仅仅几年之后，美国航空业爆发了一场类似的战争，它定义了该行业，使其陷入被摧毁的边缘。好莱坞之所以成为电影的代名词，部分原因是早期的电影制作人为摆脱托马斯·爱迪生电影专利公司的法律约束，纷纷前往好莱坞。许多新技术的发展及其经济成果取决于规则、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好运，这些专利战就是历史经验的例证。
不合理的规则险些将一项重大技术扼杀在摇篮里，塞尔登的铜标牌是幸运的经济挣脱了糟糕束缚的提示物。但有时，社会发展就没那么幸运了，腐败的制度会导致物质文明停滞不前。锡耶纳市有一处热门景点，那儿有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活跃于1317—1348年）创作的一组精美壁画，描绘了该城市14世纪的风貌。在玫瑰红和淡紫色的背景下，塔楼和市场清晰地跃入眼帘。商贩在街上做买卖，快乐的市民翩翩起舞，一切景物栩栩如生。壁画位于锡耶纳市政厅执政委员会的会议室，名为《善治对锡耶纳及其辖区的影响》。它昭示着一个基本的政治观点：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繁荣。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展示它呢？14世纪初，锡耶纳市和意大利北部周边城市的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通过对贸易、金融和投资的支持，它们解决了困扰西欧多数国家几个世纪的温饱问题。但随着壁画颜料的日渐黯淡，经济潮流开始逆转。面对新经济，曾经促进锡耶纳市繁荣发展的制度难以奏效。与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市一样，锡耶纳市开始停滞不前，最终走向衰败。市政厅的壁画令人伤感地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逝去的辉煌。
锡耶纳市的历史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变化，经济需要怎样的制度、规范和策略？我们将在第3章进行探讨。
经济大失望及其症状
在思考如今的经济状况时，我们不禁会想，它本不该是这样的。世界从未像今天这般富足，先进的技术正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然而，似乎人人都清楚，我们的经济显然出了问题。
20世纪 70 年代末，英国的弊病如此严重，以至获得了“欧洲病夫”的专称。如今，没有哪个富裕国家会因其经济问题而得名，但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接二连三地看到五种症状：停滞、不平等、不良竞争、脆弱和不真实。这些症状不仅在客观上令人不悦，而且有些都难以解释（背离了传统经济学的解释范畴，或者表现出意料之外的矛盾现象），因此应引起重视。在此，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些症状，更详细的解释见第1章。
停滞。十多年来，生产率增长一直非常缓慢。相较于21世纪增长率持续状态下应有的人均收入，富裕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25%。低增长周期本身并不罕见，但目前的经济衰退既漫长又令人费解。事实证明，超低利率和一系列刺激经济的创新举措都无济于事。人们对新技术，以及利用新技术开展新业务充满了热情，停滞与这种热情共存。
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财富还是收入的角度来衡量，不平等程度都显著加剧，并且一直在持续。但如今的不平等不仅仅涉及贫富差异，它已发展成一个复杂问题，我们称为尊严的不平等：上层精英与那些在文化、社会变革中的落后者差异显著。虽然尊严和物质富足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绝对。那些感觉被现代社会抛在身后的人，有不少是富有的退休人士，而自由派精英则包括许多穷困潦倒、负债累累的大学毕业生。
不良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命脉，竞争似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的财富似乎更加固化。那些规模达到万亿美元的企业，如亚马逊和谷歌的业绩一直优于落后企业，获得了极高的利润。新成立的公司越来越少，人们跳槽或找工作的机会也变得日益渺茫。我们还发现一个矛盾现象：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极不理性、压力重重且造成了浪费。许多人（包括客观上衣食无忧的人，甚至是富人）在抱怨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的同时，不得不加倍努力，以免落于人后。
脆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也无法抵御自然的力量。事实上，疫情造成的破坏与经济的复杂性和成熟度有关。庞大而密集的城市、复杂的国际供应链，以及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互联性，为病毒在国家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增加了控制病毒所需的封锁成本。即使在15年前，在偏远地区暴发的疫情对富裕国家来说最多也只是一则小新闻。如今，由于全球化、供应链和互联网的存在，我们似乎越来越容易受到来自另一大陆蝴蝶效应的影响。
对许多人来说，新冠肺炎的毁灭性打击是一种预警，提醒我们未来将发生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疫情的实际影响与全球变暖的预期影响相结合，说明经济容易遭受生态系统的重大威胁。这两个问题还有一个共同点：解决方案和实际执行之间存在着奇怪的差距。中国台湾和泰国的做法已经证明，合理的政策有助于降低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同样，它们也制订了周密的经济脱碳计划。但知与行之间的差距很大，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似乎无法消除这一差距。
脆弱的另一个表现是，央行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下降。从美国的9次经济衰退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联储平均降息6.3个百分点。英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5次经济衰退中，利率下调了5.5个百分点。自2009年以来，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央行设定的平均利率分别为0.54%、0.48%和0.36%（数据截至2021年4月）。在利率方面，央行所谓的政策空间似乎非常有限。
不真实。21世纪经济令人失望的最后一个特征不在经济学家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在圈外人的讨论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称其为不真实或虚假：员工和企业缺乏应有的勇气和真诚，这是他们曾经拥有的品质。想想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批判：“在某些奇怪力量的驱动下，拿薪水的文员越来越多”，而“减员增效总是落在那些从事制造、运输和维修的员工的身上”。
格雷伯的批判追随了让·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脚步。鲍德里亚认为现代世界由“拟像”主导：模仿和符号，如同迪士尼乐园，呈现出其独有的、与现实世界脱节的新生活。同样，保守派评论家罗斯·多塞特认为，现代堕落的特征之一是，文化、媒体和娱乐充斥着模仿，而非原创。现代世界中的混搭、叙事和组织方式前所未有。
这种观点引发了公众的共鸣。类似发展制造业、政府应采取更多行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想法一直深受选民的欢迎。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是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最具说服力的选举承诺之一。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历届英国政府的承诺都是“新产业、新工作”以及“制造业大发展”。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却鲜明地反映了社会舆情——我们应该回归“制造”，许多现代经济活动并不真实。
经济和社会经常发生阶段性动荡，但上述五大问题特别令人费解，且自相矛盾。以前我们受过经济停滞的影响，但今天，它与低利率、高商业利润共存，同时存在的还有人们的普遍信念，即我们生活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物质不平等已经放缓它的脚步，但其后果和后遗症——地位不平等、政治两极分化、区域差异、社区衰败和过早死亡——却在持续恶化。而且，正如我们在第7章讨论的，竞争似乎已经减弱，新公司越来越少，领军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业绩差距更加稳定，但管理者和员工都觉得他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本书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症状？对此我们能做出哪些改进？
对经济大失望的解释：行为论、环境论与转型经济
事情一旦发展成烫手的山芋，就不缺少解释其原因的理论。正如我们在第1章讨论的，对经济大失望的解释往往分为两类：行为归因论和环境归因论。
行为解释认为，如果我们采取更好的行动，现在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左翼批评家认为，应该用更高的税收或更严格的竞争法来推翻新自由主义；右翼批评家指责企业家精神的衰退，哀叹“创建”文化的失落。环境解释更具宿命论色彩。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只是经济长期失败的表现，资本主义自食恶果。另一些人则认为，停滞是进步的必然结果，也许过去的增长率取决于技术上的好运，例如内燃机、电气化、电视以及室内水暖系统等突破性发明的问世，而今天的技术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些环境解释悲观地认为，过去20年代表着一种新常态；另一些人则更为乐观，他们预测，一旦找到开发新技术的高效方法，未来的情况就会好转。
有些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人类受到上天的捉弄，已走向衰败，或者科技大发展只会对人类不利。我们对这些理论持怀疑态度。本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我们认为，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从以物质为主转变为以思想、知识和关系为基础。遗憾的是，经济所依赖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跟上转变的步伐。经济困在不可挽回的过去和无法实现的未来之间，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其病症的表现。
在2017年出版的《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中，我们记录了从以物质为主的经济向以思想、知识和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以及投资向无形资产（如软件、数据、研发、设计、品牌、培训和业务流程）的转变。这种转变已经持续了40多年。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要阐明的，这一变化本身就可以解释经济大失望的某些特征——从日益加剧的尊严不平等，到领军企业和落后企业持续存在的差距。
在写作《无形经济的崛起》期间，我们觉察到无形资产发展中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现象：无形资产投资在金融危机前后似乎开始放缓。这一现象令人措手不及，毕竟，无形资产投资经历了几十年的稳步增长。软件和研发等无形资产投资，以及平台、网络和强势品牌带来的无形利益，对企业来说只会越来越重要。无形资产丰富型企业在全球股票市场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在微观层面上，无形资产的投资需求并没有减少的迹象。最初我们认为，无形资产投资放缓一定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暂时后果。但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经济衰退并非暂时的，它已伴随我们10年了。我们认为，它解释了这一时期生产率增长下降的大部分原因。
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我们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不合理的制度（详见第3章）。经济活动取决于制度，这是经济学家和非专业人士普遍认同的观点。制度即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的“人为设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约束”，或阿诺德·克林和尼克·舒尔茨所说的经济的“操作系统”。健全的制度有助于交易：促进贸易、投资和专业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健全的制度必须解决交易中的四个问题：确保充分的承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信息和限制浪费性的影响力活动。
关键问题是，无形资产具有特殊的经济属性，因此必须调整制度以适应这些特性。例如，考虑集体行动需求的增长：企业不愿资助基础科研或职业培训，为这种无形事务提供资助的公共机构在经济政策中就变得更加重要。此外，还要考虑信息需求的增长：有些公司的资产难以用作贷款担保，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必须能够向其提供贷款。与此同时，浪费性的影响力活动也在增加：知识产权赋予无形资产所有权，围绕知识产权的诉讼越来越多。在无形资产投资蓬勃发展的人口密集区，还出现了关于规划和分区的异常纷争。缺乏合理的制度会产生两个问题：（1）无法进行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投资，导致经济增长放缓；（2）无法遏制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中潜在的不利因素。
某些制度足以将无形资产增至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5%，却无力走得更远。我们可以用化学催化剂的隐喻来思考其原因。（我们向反对隐喻推理的经济纯粹主义者致歉，同时指出，经济学已充满隐喻概念。）酿酒师都知道，酵母会产生酵素——一种在糖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的过程中起催化反应的酶。然而，发酵液体中的酒精度一旦超过15%，酵母就会死亡，无法产生反应所需的酶。酵母可以酿造葡萄酒和啤酒，但不能酿造白兰地和威士忌。化学工程师谈论得更普遍的现象是催化剂污染，即因杂质或其引发的反应导致催化剂失效。
无形经济所依赖的制度似乎也以同样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无形经济友好型制度只占经济的一小部分，不可能扩大规模。风险投资业就是一个例子，它为许多无形资产密集型大企业提供了早期融资。在另一些情况下，无形资产在资本存量中的占比很小，当它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原来的小缺陷和小瑕疵就会逐渐发展成大问题。比如，由漏洞百出的知识产权制度引发的专利战，学者为完成发表任务进行的学术造假，以及阻碍集体发展的规划纠纷。此类问题要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严重。
除此之外，无形经济发展的结果，如不平等的加剧，或者自由派精英与落后大众差距加大带来的政治影响，都会削弱无形经济所依赖的制度。拥有无形财富的精英正在崛起，选民对此愤愤不平，他们选择了民粹主义政府，这些政府削减了对可进行无形资产投资的机构（如科研机构）的资助。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会通过有效的软件或网络支持游说，让竞争对手的生存雪上加霜，从而达到阻止其投资的目的。结果，制度不健全的成本进一步加大。
无形资产变得日益重要，而经济所依赖的制度却像大银行或政府部门的老式软件系统：体系结构已经落伍，成本也越来越高。软件开发人员将其称为技术债务。起初，这些缺陷、结构上的不足和替代方案还可以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成本会增加。如果无法偿还债务，系统终将崩溃。公众很少意识到技术债务的存在，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千年虫（Y2K），修复它需耗费数千亿美元，但它潜伏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无数软件中。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产生出一种更大、更普遍的技术债务，我们称为制度债务。
偿还制度债务
本书的下半部分分析了制度债务的四大领域，它们阻碍了未来的无形资产投资，加剧了已发生的无形资产投资的问题效应。
公共资助和知识产权。这是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制度的目的是鼓励无形资产投资。知识产权（IP）法和资助研究、培训或文化内容的公共制度都致力于解决无形资产的一个主要难题：它会产生溢出效应，最大限度地削弱私营企业的投资动机。因此，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讨论的，政府制定知识产权法来限制溢出效应，或者由政府提供补贴或直接资助。
遗憾的是，适当的平衡并不容易，现有制度的设计对象是有形资产密集型经济，其风险较低。如今，这些制度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制度通常不鼓励高回报的无形资产投资，而是鼓励垃圾投资。研究人员在制度的驱动下撰写无人阅读的论文，年轻人努力获取不受雇主重视的学位，这些现象尽人皆知。此类问题源于无形资产的一个基本特性：与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的价值更不稳定，更多样化。去芜存菁会给政府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重要的原因是，资助研究或管理专利的政府系统通常依赖于规则，而这些规则并不擅长区分良莠。此外，现有制度可能会提供公共资助，却很难推广成功项目所需的各种理念。
金融和货币政策。严峻的挑战不仅存在于为私营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也存在于支撑它们的货币政策制度中。大多数企业的外部融资都以债务形式进行，但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并不适合债务融资。无形资产很难被用作抵押品，其赢家通吃的性质使信誉评估更加困难。这些现实削弱了央行通过改变利率管理经济周期的能力。解决方案是对金融制度的监管方式进行体制性改革，改革有利于债务而非股权的税收和监管规则，提高投资无形资产丰富型公司的能力。
在经济需要提振时，央行的传统角色是降低信贷成本，现在是时候审视其作用了。经济衰退期的利率接近零——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风险溢价随无形经济的壮大而上升。在此情况下，央行很难发挥其传统作用。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这些问题。
城市。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通常聚集在人口众多的繁华城市和地区，如硅谷、深圳、苏豪区。无形资产形成溢出效应，并表现出协同效应。尽管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但利用这些效应的最佳方式似乎仍是面对面互动。然而，大多数富裕国家的规划和分区规则阻碍了城市发展，业主拥有阻止城市发展的否决权。无形资产变得日益重要，否决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在第6章，我们检验了该问题的证据，讨论了解决它的政治难度，提出了解决方案。该方案不仅能让业主和社区共享城市发展的益处，还有助于在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远程办公的优势。
竞争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谷歌等科技平台到沃尔玛等零售连锁店，大型主导性企业的崛起是竞争政策不力的结果，正确的应对措施是回归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更激进的竞争规则。正如第7章讨论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领军企业和落后企业差距的加大，主要原因在于无形资产变得日益重要，因此解决方案并非让企业解体，而是确保足够低的市场准入门槛。此外，还有一类竞争存在更大的隐患，解决起来也更棘手，那就是个体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样由无形资产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所驱动——人们更多地投资无意义的资格证，比如不必要的研究生学位和专业证书等。阻止个体之间的零和竞争并非大多数政府关注的议题，但它应该成为政治优先事项。
我们围绕这些体制性问题的两个共同主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一，提高支持制度的政府和组织的能力，特别是强化与无形资产投资相关的职能。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需要将更多资金投到研发等传统非优先事项上，但在更多情况下，政府需提高判断力和成事的能力。创建功能性知识产权制度、对科研或教育进行有效资助，以及针对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深度且灵活的资本市场开发，都需要特定的能力。这些能力在政府内部尤为稀缺，它们经常以效率或预算短缺的名义被架空。专利审查员、法院行政人员和研究资助官员从事的是最冷门的公务员工作，当政治家削减行政和管理支出时，这些岗位是最先被裁掉的。但是，提高这些特殊形式的国家和机构能力，对创建繁荣的无形经济尤为重要。
其二，修复制度需要确定并达成政治协议。我们的制度不完善，不是因为缺乏聪明的构想，而是有太多既得利益者。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改变的代价都很高。业主不希望建造更多的住房，他们支持赋予其否决权的规则；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产权持有人，他们进行游说以扩大和强化自身权利。完善这些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效的技术精英，新制度的实施还需要达成协议。例如，街道级别的分区（见第6章）为业主提供了支持新住房的激励措施，而增加的政治资本有助于政治家证明，在精英项目（如科研）上的公共支出是合理的。
从政治角度看，这些要求似乎很难实现。重建国家能力是一项重大的竞选任务，而达成必要的协议，让新制度持续存在，需要创造力、变通和挑战既得利益的决心，需要一种务实的乐观主义心态，一种相信事情会日臻完善的信念。与对经济大失望的其他解释不同，我们讲述的故事、给出的解决方案为乐观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如果像一些评论者所说，我们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沦丧，或者是新技术生产率不可阻挡的外生变化，那么解决它的难度将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问题是未能更新和改进我们的制度，以跟上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那就有一个解决方案，尽管它很难实施。制度更新是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如果成功更新了制度，我们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应对从流行病到全球变暖的生态威胁，同时找到出路，走出近20年的经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