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现在，我们走到了小径分岔的路口。是时候停下来，歇歇脚，张望张望前路了。

我们是谁？我们大多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约在十年前，因缘际会，不约而同地踏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从那时候起，人们称呼我们为“青年批评家”。“青年”，说的是我们刚刚而立，离学问的成熟尚有距离。“批评家”，大约是对我们的美好期冀吧。人们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自然有一时代的批评家。我们这些寄身于学院、作协的年轻人，仿佛听到了召唤，将文学，准确地说是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志业。这里的“志业”，是韦伯意义上的，不仅仅是职业，还有使命的意思，是一个伦理概念。这意味着，我们宣誓效忠于文学这位神祇，甚至不惜得罪别的神祇。在诸神之间，在不可调和的立场之间，我们站在文学这一边。

为什么会以文学为业？时至今日，我已经很难清楚地回想起当初的缘由。所有的叙述都不过是追溯，而追溯，则很难说是完全可靠的。有的时候，我将之归为文学所带来的愉悦。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文学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感受到，在黯淡无光的日常生活之上，还有一个流光溢彩的文字世界。我无比迷恋在文字所搭建的迷宫中体验愉悦，正是这份愉悦感吸引我时时躲到文字的世界中来，体会多姿多彩的、不一样的人生。我愿意将我所体会到的那一点点心得写下来，也不过是为了小小回报文学所带给我的愉悦，并将这份愉悦与同道分享。所谓不忘初心，既然如此，我首先得在写作过程中让自己感到愉悦，同时，尽可能地让看我文章的人感到愉悦。说起来容易，做到却没那么简单。这些年，我不过是在实验令人愉悦的不同写作道路，并期望自己能通过练习写得稍好一些。”那个时候，当我在谈论“愉悦”的时候，我意识到其中被消费主义所争夺并强力支配的成分了吗？恐怕那一缕自省尚未获得应有的形式就烟消云散了吧。有的时候，我将文学视为理解自我的形式，我曾经以绝对化的口吻断言：“说到底，文学是在帮助我们真切地理解遥远陌生的他人，理解我们复杂缠绕的生活，理解我们所处的瞬息万变的时代，当然，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现在，我开始深深怀疑，“自我”有那么重要吗？或者说，真的存在如此抽象的自我吗？这些理由看起来是如此虚浮、脆弱，不堪一击，摘录于此，不过是为了说明，从什么地方开始或者因为什么开始，或许并不重要，而变化，某种意义上正是批评的题中之义。

当我还在困惑于文学批评是什么的时候，同行者已经举起反抗的旗帜，以批评的名义潜移默化地改写着文学的版图。他们重新赋予历史以沉重而具体的肉身。我们当中最聪明的头脑之一一早就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表达了不满，认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历史的健忘症以及对当代严重的不自信”。把“历史”请出来，不是借历史的光环为文学加冕，而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理解今天的现实。历史洞察力，或者说历史感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的内在要求。这或许让人意外。在人们的想象中，生活在“小时代”的我们应该是去历史的。我们的文学也一度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是，只关注现象而不去追问现象之下的深层原因，毫无疑问是批评的失职。弱化了历史，也就是拒绝了现实。于是，我们重新勘探文学的历史——我们讨论不同时期的文学，“十七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教科书上清晰的文学判断在我们这里重新被问题化了。枝杈生长出来，有的还深入大地，重新长成一棵树。作家的形象在不同的叙述中摇晃，暧昧、模糊、复杂……这些似乎才是文学的真谛。不妨武断一点说，对于历史的尊崇，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学理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分享着同一种历史观念。恰恰是在历史观上，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寸步不让。不同的人生经验、理论视野与兴趣爱好，都决定了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世界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让我们在同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也让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作品，展开不同的言说。基于此，我甚至将这些年里青年作家的历史化写作倾向看作是批评辐射的结果。毕竟，历史不是在某一个人身上起作用，而是在一代人身上发挥着无远弗届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改变是，我们视批评为写作。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抵抗。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学院，或就职于学院，但我们不满足于论文式的写作方式。有人说：“囿于理论与材料的批评文字只有理论的气息、材料的气息，而没有文学的气息、人的气息，它们是僵死的。但是，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机器。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性是重要的，在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视批评为写作，这不仅意味着重视感性与直觉，还意味着批评的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来自生活，来自内心的痛楚与热望。我们都在学习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一代青年批评家，即使盖上名字，我也能分辨出文章为谁所著。读他们的评论，就像在听他们说话。

回望这十年，我们的生命被文学批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在不同的文学会议上相遇，或唇枪舌剑，或秉烛夜谈；我们奋笔疾书，是深海采珠，也是为未来的文学史留下一份备忘。通过文学批评，我们想要召唤出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时代的根本性难题，并试图与之对话。有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的时候，我们陷入间歇性虚无，不信任手中的文字能创造更好的世界。

而今，站在一个时代的交叉路口，才恍觉同行者零落，人烟渐稀。他们有的经由文学批评这条小径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大花园——他们写诗、写小说、写散文，由评论者转而成为被评论者。有的则成为经典的阐释者、传统的守卫者——他们读《诗经》、读《史记》、读孔孟、读《左传》，较之于当下，他们离古人更近，或者说，“纵身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永恒裂缝之中，令自身成就为一种填补裂隙的创造物”。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孔眼巨大的筛子，留下的是像我这样无力逃逸的人。

何以如此？

大约因为文学批评消耗巨大。批评不是别的，就是读。读所有的文学作品，也读非文学作品；读中国的，读外国的；读当代的，读古代的。有前辈坦言，之所以淡出评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年纪大了，体力不济，阅读量跟不上了。可见，批评真是一个体力活。读几十万字，所出可能不过几百字，性价比实在是不高。除了读书以外，消耗云云，还指的是写作方式的巨大消耗。正如一个同行者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作品都有具体的语境，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的具体，故此每当面对一部新作品的时候，必须试着去摸清这部作品自身的肌理，并用适合这部作品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每次写作累积的经验，在面对下一部作品时都完全失效，从开头到结尾，都要重新摸索”。读一本评论集，最怕看到的是篇篇是同一种写作范式，同一套话语，甚至得出同一种结论。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尽管有心避免，但是下笔的时候，仍然不免一再落入早就织就的文字之网。

变法势在必行。

所谓变法，一是知识结构的调整。这些年，大家都在抱怨文学不再成为思想的前沿，文学无法提供人生的滋养，这与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念是有关的。长久以来，我们将文学全然封闭在个体的心象中，隔绝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之外。狭小的空间与自循环使文学丧失了活力与生机。如果说，之前的文学批评还能在新自由主义话语所构造的太平盛世的幻觉中自娱自乐，显然，现在我们不得不面临危机时代的来临。疫情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秩序演变，都将一个急剧变化着的世界的图景放大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经此一役，文学的位置、结构与功能，都将无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学家罗新说，“毕生所学，只为此刻”。对于文学和以文学为志业的人来说，大约也是如此。在大变面前，我们之前关于文学的种种阐释、想象与期待都可能失效。如何超越之前的知识惯性，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应对文明的差异乃至冲突，进而构想新的世界秩序，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我知道，这听上去过分宏阔了，但是，倘若不打开文学的边界，将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以及类文学纳入视野，那么，无可避免的，曾经蓬勃的文学能量将走向衰微。

当然，说到底，文学还是落实在形式和语言中。一个新的认知框架需要新的语言。长期以来，我困扰于自己语言的疏松、乏味，不够密实，不够强健有力。这固然主要与个人的修为有关，可是，又何尝不是一个贫瘠的时代的显影。我们正在日益脱离丰富的感觉与丰富的语言。那些我们读过的作品，非但没有参与我们的精神构建，反而钝化了我们的感知。语言的疆域正在飞速缩减，让位于图像、视频。人们不再凭借语言去思考，语言愈发无力和粗糙。这正是我们所置身的当下的现实。这一事实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文学仍然负有特殊的责任。或者，用文学的话说，语言是我们站立的大地，是我们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依凭。

经过漫长的跋涉之后，我们大约也会散落天涯吧。有的人，也许已经发现了一条狭窄、垂直的小径，假如他们不停歇地走下去，早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有的人，已经偃旗息鼓，不知所终。至于我，或许还会写吧。以无为之事，遣有生之涯。感谢我的读者，与我共同去爱，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