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搬家史

要说杨家“败了”，就我祖父这一支而言，一败是父亲去世，再败就是贩私盐的钱打了水漂。七叔向娘保证过的：大嫂家里生活的一切，还是照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住的地方很明显地每况愈下，花园街的大宅子住不下去，卖了四万大洋，大宅子有好几个院落，一时也找不到那么大的买主，据说是拆开卖给了三家。

花园街的宅子几乎占了整整一条街，大宅院里套着小院子。父亲是长房，祖父去世后，老姨太（祖父的妾）是要长子养的，也住在花园街，有一个单另的小院子，堂屋之外，还有五间吧，也有前院后院，院子有自己的门通到外面。

关于花园街，我印象很深的是大院主楼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堂屋，那是父亲的会客厅，摆着一大圈椅子，都是红木的，上面还有装饰。祭祖也在那里，要不是够高够大，那些大幅的字画，还有祭祖时请出来的祖父、祖母的遗像，也挂不下。父亲去世后，没那么多来客了，除非祭祖，都各自待在自己屋里，会客厅就一直空着。后来放了张乒乓球桌，我们要演戏玩啊什么的，也在那儿，总之成了我们的游戏室了。还办杂志，我哥弄的，叫《消寒会》——也就我们兄妹三个人，我是充数的，等于就是他和我姐。

我还记得小时家里有辆敞篷马车，现在的小汽车有车库，马车也要有地方停的，就是马号。我那时觉得马车比小汽车更威风，马号给我的印象深，是因为马号屋顶有一只进口的洋瓷狗，真狼狗大小，砌进去的，真是“看门狗”了。后来我在父亲一个当军长的同学家里也看见过一只差不多大小的瓷狗，只是他家是放在客厅门口地上的，是不是租界里不兴养看家狗了呢？我也说不清楚。

从花园街，我们搬到了法租界的兆丰路兆丰里，像上海那样的里弄洋房。里弄不是胡同，也不称“巷子”，两边是中式房子的才叫胡同，兆丰路的房子都是洋派的，兆丰里一号是栋法国式的别墅，外面贴着玫瑰红的瓷砖，挺漂亮的房子。我们搬到的是兆丰里二号，也不错，外墙贴着绿瓷砖，进门上高台阶，二楼有大露台。不过不是独栋的，楼上楼下好多间，但大人都觉得太小了——和花园街比，当然是小多了。

从花园街出来，家里人也少了许多，这时候二姨太已经和家里闹翻，和四姐走了，老姨太一家也另过了。用人当中，二厨子、来凤都因出事被撵走了。只剩下潘爷、拉洋车的车夫、服侍娘的小玉、大厨，好像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女用人。男用人住地下室。北方好多房子都有“地窨子”的，西式房子的地下室不同，有一截在地面上，有窗户，所以我常常还没进家门就从窗户里看见潘爷在地下室里坐着。

说是三层，实际上应是两层楼，但也有亭子间。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后面还有一间蛮大的屋，专门放箱子的，后来搬到伦敦道昭明里，再后来到耀华里，都有这么间放箱子的房间。

房子是小了，但我和我哥都很高兴：这里有抽水马桶，干净漂亮的卫生间，还有热水。我们最喜欢的是二楼大大的露台，水磨石的地，站在上面可以看出去好远。刚搬进去不久，我哥就让我抱着他的小狗“小花”到露台上照了张相。

兆丰里的位置也很好，不远处就是法国教堂，绿牌电车道出门就是。天津有好几路电车，当时也不叫几路几路，因为有绿牌子，天津人就叫它“绿牌电车”。上了绿牌电车就能到天津最热闹的地方，中原公司、天祥市场，租界就那么大，闹市区其实离家都不算很远。

但这地点等到“津变”发生，就变成它的短处了。“津变”就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在天津闹的暴动，当时我们在家里就听到枪声。兆丰里正当法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处，我家正门朝法租界，后门出去就是日租界。在二楼露台上可以看到日租界的情形，平时可以看到穿木屐的日本人，穿校服的学生，鞠躬行礼的，喝醉的酒鬼跌跌撞撞哼小调。当然事变时根本不敢上露台，想上去张望大人也不让。暴动是从日租界闹起，往“中国地”闹，不是针对租界，但挨着日租界总是危险。最怕的是流弹，我还记得娘慌慌张张指挥着用人用棉被把窗子蒙起来。

“津变”很快就平息了，但谁知日本人还会闹出什么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人决不会就此罢休，离日租界越远越好。这样我们就搬到了英租界的伦敦道昭明里。昭明里的房子比兆丰里那边小，但房租更贵，一个月要二百多大洋。

天津和上海一样，西方列强都有租界，除了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过去还有俄租界、德租界、意租界、奥租界。奥租界的“奥”是奥匈帝国，不是奥地利。我小时候，德租界、奥租界已经没有了（因为一战战败），民国政府收回以后叫作“特别一区”“特别二区”。虽然已经收回，天津人意识里还是没当作“中国地”的一部分，和纯粹的“中国地”比起来，的确有点特别，因为建筑，还有居住的人不一样。只是收回来以后，管理跟不上，眼见得就衰落了，街道没有原来的整洁，有点向“中国地”的脏乱差靠拢了。

英租界、法租界明显好于其他租界。英租界最安静、整洁，最有安全感。英租界在墙子河外，靠着河边的是老区，再往外是新开发的，一栋一栋的公寓楼，要不就是别墅，就像民国定都之后南京颐和路那一带，好多有钱人也在那儿买地盖房子。昭明里就在新区里，因为环境好，房价就高，房租当然也贵（同是英租界，我们后来住的耀华里就便宜多了），面积比兆丰里小，租金却要高出一截。

昭明里的房子好像是上海银行盖的，资中筠他们家就住在昭明里，离得不远，她父亲是上海银行的行长。我们住了不到一年就搬到耀华里去了，因为嫌房租贵。耀华里我们住的是二楼三底，娘住楼下，我们住楼上。那时的人还是过去住中式房子的习惯，喜欢住一楼，地位高的往往住在下面，娘因为小脚，上下楼不便，更要住一楼了，大公主后来也是住楼下。算起来耀华里住的时间是最长的，最多三六年搬过来，直到五三年罗沛霖在北京工作，我姐我母亲她们把家搬到北京，有十好几个年头，比住花园街的时间还长。但我住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三八年离开天津到昆明读书后，过了十一年我才回到天津，住了几个月，生完孩子后又回到南京。七二年再回天津时，耀华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

事实上一九四九年我回天津时，耀华里已经面目全非了。平津战役时，国民党的军队开始是准备死守打巷战的，当兵的都住到我们家了，门前挖了战壕，我去时还在，出了门就是壕沟。（联大同学罗宏孝、张国新来看我，要蹦着跨过来，罗大笑，觉得太好玩了。但其实当然出入是很不方便的，娘去世时，吊丧的亲朋来来往往的，还有年纪大的，难道也蹦过来？就搭了块板子在上面。）家里也和走时不一样了，乱糟糟的，而且显得很破败，倒像是杨家败落的一个缩影。我当时并没有多少伤感，因为我对过去没有多少留恋，而且刚解放，虽是百废待兴，但腐败的国民党垮台了，天亮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