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模式对中国的启发

韩国模式在产业发展上具有非常强劲的生命力，适合产业后发国家进行产业赶超，适合那些重资产投资、有周期性且高度可预测的产业，比如半导体、液晶面板、汽车等。但韩国模式不适合那些变化快、高度不可预测的产业。

作为后发国家，要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国产替代工业，需要很多钱。资金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最重要要素。一条最新的液晶面板生产线，投资动辄上百亿美元；一座高水准的半导体工厂，投资动辄上百亿美元；一个民用大飞机项目，投资动辄上百亿美元。

作为后发国家，必须长期忍受本国的产品落后于先发国家主要竞争对手的局面，用长期的资本投入支撑到自身领先的那一刻。这个过程需要钱。

韩国式“国家公司”的发展思路，从本质上解决了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钱的问题。

早期，韩国通过给予三星、现代、LG这些“国家公司”大量经营特权，使得它们可以有巨额资本投入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从而有资格进入一些寡头垄断的行业。而当企业成为全球某个顶尖产业的寡头垄断时，就有可能带来超额的利润，同时也有了向上下游开展垂直整合的资本。

韩国的成功证明了它至少在半导体和液晶显示这两个壁垒极高的产业上成了全球少数玩家，取得了寡头垄断的资格。同时在智能手机、造船、汽车等技术含量同样很高的产业上具有重要的全球竞争力。

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朝鲜式的政府强干预类型，政府几乎主导一切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以国有企业为绝对主导；一种是类似许多拉美、欧洲国家那种弱干预类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较小，民营企业可以主导金融、移动通信、媒体、采矿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

而韩国模式，本质上可以称作政府“中度干预”模式。也就是说韩国有很强势的政府，以金融国有化为标志，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制定，并且通过金融信贷、特许经营牌照、出口补贴等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的发展。

目前在世界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就政府参与经济深度来说，韩国与中国最接近。就政府参与经济深度的程度来说，中国参与得比韩国更深，以电力、石油、钢铁、造船、移动通信、石油化工、金融、媒体、采矿业等主要领域的大规模国有化为标志。因此研究高科技产业发展当中“看得见的手”，韩国在所有国家当中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同时，中国与韩国同属东亚国家，文化接近，且同属后发追赶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模式也是最值得中国参考的后发追赶模式之一。

政府运用银行信贷、出口补贴、政策支持等手段引导企业投资。比如当韩国政府希望重点鼓励汽车产业的时候，那么一个企业能否制造出真正属于韩国且能出口的汽车，就将是它能否获得贷款的重要条件。韩国通过关税壁垒使得韩国本土汽车售价长期很高，这样能让韩国本土汽车企业获得巨额利润，用于进一步扩大投资。

中国是很有希望学习到韩国模式在产业发展方面的长处。举例而言，中国的京东方从韩国收购现代集团的液晶生产线之后，先后投入近1000亿元进行自主研发、自建产线，这背后有北京、合肥、重庆等城市地方政府的参与。到2021年，京东方的液晶面板产业已经可以与韩国的三星、LG相抗衡。京东方的成功，证明韩国模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尤其适合半导体、液晶面板、大飞机、太阳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重资产投资且高度可预测的高科技产业。

相比起韩国，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有1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以高铁发展为例，当时中国铁道部先抛出一个全世界规模最宏大的高铁网络建设计划，邀请日、德、法、加的高铁龙头公司参与竞标，最终利用这几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相对较好的条件成功实现高铁技术的引进。有专家指出，类似的案例可以在许多行业应用。例如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采购数千架民用客机，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民航增长市场之一，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这一市场优势来加速大飞机的技术引进。

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于其所处的国际地缘环境较差。韩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依附美国的策略，因此韩国企业得以较顺利地借助美国搭建的全球化网络，获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韩美科技交流非常频繁。而中国因为体量太大，容易陷入和美国的老大老二之争，也就是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长期来看，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科技体系，并且获得美国最新技术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韩国坚持了制造业立国的产业发展方向，同时在技术来源上，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了以自主研发为主、外部引进为辅的原则。合资并没有给韩国企业带来真正的技术积累，虽然同属西方阵营，但是美日在经济、贸易上对韩国的打压从来都不手软，在交出了无数学费之后，韩国坚定了以自主研发为主的道路。2018年，中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是2.18%，美国是2.8%，韩国是4.5%。可以看出，韩国人对在研发上进行投入是非常坚定的。

中国还应该学习韩国在扶持企业的时候坚持的出口导向原则。因为三星、现代这样的企业占据了巨额的社会资源，然而它们是否真正高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源？出口是检验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国际市场相对公平。如果现代汽车仅仅是依靠韩国本国的关税保护，以高价低质赚本国人的钱，这样的企业，就是国家的寄生虫。但如果现代汽车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参与极其激烈的公平竞争，还能赚到钱，那么这样的企业就是真正值得扶持的民族之光。同理，中国有许多拿到大量社会资源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在相对公平的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呢？这个问题能检验出很多企业的优劣，比如华为、小米、格力、京东方、字节跳动，就依靠自身过硬的产品和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企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和社会资源。而许多中国本土汽车厂商，它们依靠特殊的政策保护，长期在中国国内销售价高质低的没有竞争力的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不值得扶持。

然而产业上的巨大成功不能掩盖韩国模式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少数财阀占据了过多社会资源，阻碍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对中小企业形成资源挤压效应。同时，财阀过度的产业扩张往往导致社会资源低效配置。而财阀的手伸向政治领域，又进一步导致财阀的利益难以被撼动。

政府与财阀企业之间的关系理不顺，账算不清楚，会带来很大的隐患。这一点上，中国自身的教训也不少。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人曾经主张“官督民办”，大概意思就是让民营资本出资兴办企业，而清政府派人管理或者监督，政府给予这种企业各种特权。李鸿章曾经用16个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盛宣怀这样评价民营资本和外资“民资可用，也可欺凌。洋资可用，绝不可信”。他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但最终，在这些官督民办的企业当中，民营资本的话语权始终不大，官督导致了企业管理腐败、亏损严重，商人不再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而近年来，中国各地“官督民办”的影子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行业，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就找个民营企业出面办，政府给予各种支持，最典型的如足球队，比如广州恒大、武汉卓尔、河南建业、上海申花、大连万达，一支中超球队，一年动辄亏损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从纯市场盈利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投资的领域，但是近年来大批房地产公司投入了巨额资本进入这一领域。这就是有很典型的“官督民办”的影子，其中账算不清楚，权责利不分，极容易产生官商纠纷。

近年来，韩国国内对于韩国式资本主义负面的一面有过深度的反思。比较典型的是韩国学者张夏成所著的《韩国式资本主义》一书中有深刻的洞悉。到2014年，三星、现代、LG、SK4个财阀旗下的上市公司就占据了韩国资本市场总市值的近50%，其中三星一家就占了25%左右。和美国的苹果公司这样专注于消费电子主营业务的公司不同的是，韩国财阀几乎无所不做。以三星公司为例，这家公司从事70多项业务，涵盖手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吸尘器、半导体、液晶面板、电脑、造船、化工、建筑设计、摄像机、医疗器械、坦克等军事装备、机器人、制药、钟表、胶卷、建筑工程、液化气、服装、信息技术咨询、互联网、餐饮、酒店、糖果、广告、贸易、游乐场、高尔夫球场、物流运输、保安警卫装备与服务、保险、信用卡、游戏、风险投资等多个领域。

财阀什么都搞，什么都做，这意味着对于韩国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同时，对于社会资源来说，也是巨大的浪费。在三星所从事的70多项业务当中，只有手机、半导体、液晶面板等少数几项业绩较好，绝大部分三星的子公司都经营得很一般，更多的是依靠集团内部交易苟延残喘。例如三星的汽车业务就做得很糟糕。

此外，韩国的财阀具有一定的家族封闭性，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韩国社会的上升通道，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大部分韩国财阀的实际掌门人都在本家族内部挑选，有的甚至依据传统传男不传女，还通常奉行长子继承制度。1994年，LG集团掌门人具本茂的独子车祸身亡，LG陷入接班人危机，具本茂还有两个女儿，但是他奉行韩国的传统，坚持传男不传女。2004年，60岁的具本茂终于决定将弟弟具本绫26岁的儿子具光谟收为养子，培养他当LG的接班人。

韩国的财阀企业经营难度相当之高，这些从小养尊处优的二代、三代接班人能否有效地承接前辈打下的江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韩国学者对于韩国财阀的未来一直表示担忧。

此外，和朴正熙时代政府强势而企业弱势不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韩国的财阀已经牢牢掌控了韩国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就连韩国总统也惹不起他们。平民出身的总统卢武铉在任上大刀阔斧地打压财阀利益，但他离任后随即遭到财阀报复，最后在丑闻中黯然跳崖自杀。

财阀对于韩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也引起了韩国民众的不满。

韩国是亚洲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一系列知名明星的自杀事件，揭开了韩国财阀的另外一面。2009年3月，韩国影星张紫妍在家中自杀身亡的消息震惊世界，遗书中写到其生前曾遭到经纪公司的胁迫和殴打，用性服侍导演、高级新闻记者和政客名流共31人。而这背后大部分都有韩国财阀的影子。韩国知名财阀韩进集团（旗下有大韩航空）一家人近年来屡次被爆出殴打、辱骂员工的丑闻。这些韩国大财阀利用手中的权势骑在韩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引起了韩国民众的极大愤慨。

此外，韩国的财阀通常都能轻易地获得巨额贷款，所以韩国财阀大多有强烈的扩张冲动，但是其投资却往往被诟病比较低效。一个标志性的时间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排名前30的财阀有三分之一破产了。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对财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财阀成为负债率很低而外商持股比例较高的全球性企业。

这种复杂的局面使得过去几十年来韩国的政界与商界内斗非常频繁。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韩国迎来全斗焕、卢泰愚执政阶段。此时恰逢西方世界遭遇石油危机，韩国也受到波及。此前，韩国财阀在长期高速扩张当中，严重依赖债权融资，举债扩张，企业的杠杆率到1980年曾高达400%，这些企业有79%的融资都是债权融资，而非美国式的股权融资，它们的大量贷款来自利息更低的海外市场。石油危机爆发后，韩国企业开始遭遇流动性危机。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期间均试图减少财阀对韩国经济的绑架，但收效并不大。为了扶持韩国财阀，韩国不得不压制和牺牲劳工利益，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劳资冲突。

与此同时，韩国在军政府结束执政后，在美国的干预下开始逐步在政治上过渡到西方式民主体制，由此为此后韩国民粹政治与财阀政治几十年的严重内斗埋下伏笔。

1993年到1998年是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他上台后大力推动韩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放松外汇管制。在此期间，韩国大幅降低利率，成为亚洲利率最低且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三星的半导体和液晶面板业务，以及LG的液晶面板业务，其投资都是在此期间开始大幅增长的。通过长期的巨额投资，其最终击败了曾经强大的日本厂商。但是韩国财阀仍然没有改变高负债率的毛病，韩国的短期外债达到其外汇储备的300%。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资迅速对高负债率的韩国企业抽贷，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高负债率情况下，一旦出现现金流危机，企业就会马上倒闭，到1997年底有3万家企业倒闭，韩国前30大财阀中有三分之一倒闭，包括大宇和起亚，韩国政府此时再也无力去救那么多同时出现危机的财阀。

次年，金大中就任总统，临危受命的他应该是朴正熙之后对韩国做出贡献最大的一任总统。此时正是韩国财阀最虚弱的时候，因此金大中终于等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对财阀动手的机会。

金大中改革的措施包括：禁止财阀附属公司之间互相提供贷款担保，提高管理层透明度，降低公司债务权益比至250%以下等。同时金大中大幅改革了韩国金融体系，1997年修订了《韩国银行法》，经由立法设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其下设执行机构“金融监管局”。该局合并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非银行金融业的所有监管职能，并直接向韩国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

金大中政府对于排名第6至64的中型财阀制定自愿解决方案，以重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避免企业大量破产导致的社会动荡。通过了《公司重组条例》，由6家大银行负责，以延期偿付、债转股、降低利率、放弃债务、出售非核心业务等方式推进财阀重组。

金大中政府同时推动FDI（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由此引入了大量外资入股韩国财阀，如三星的外商持股比例一度超过50%。此举挽救了许多处于困境中的韩国财阀，但这也在日后留下了巨大争议。

对于前五大财阀，金大中政府要求它们互换子公司。其目的在于减少重复投资、削减过剩产能，使每家财阀在其核心竞争力领域更为强大，着眼于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例如要求大宇将电子企业交予三星，而三星将汽车企业交予大宇；要求现代与LG的存储芯片业务进行合并等。

金大中的这一系列狠招受到韩国财阀的抵制，但是此时处于严重倒闭危机中的财阀，已经无路可走。这些改革对韩国经济影响极其深远。事后证明，金大中的许多措施都是很有远见的。重组后，韩国前五大财阀的杠杆率下降至200%以下。

金大中的改革是以大量韩国劳工下岗作为代价的，同时韩国企业的劳工福利也大幅下降。这和中国加入WTO前的大刀阔斧地推动国企改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此期间，韩国财阀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三星的存储芯片业务一举击败日本厂商，称霸全球，LG和三星的液晶面板业务也通过高额投资打败日本对手，最终称霸世界。

此后当选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劳工律师出身，他们站在普通民众一边，与财阀展开斗争，由此获得了很高的人气。卢武铉上台后着手打压财阀，包括推动改善劳工待遇，推动财阀进一步透明化等。他推崇清廉政府，反对官商勾结。此时随着韩国深入推动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美国资本持股占到韩国股市总市值的50%以上，韩国财阀开始和华尔街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往来。而卢武铉在外交上则主张韩国独立，对美国不低头。为改变韩国经济首尔一家独大的局面，他推动迁都计划但最终受到当时首尔市市长李明博等人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此后现代建设集团社长出身的李明博当选总统，他与韩国财阀的关系密切，随即对卢武铉展开清算，最终导致卢武铉跳崖自杀。李明博试图推动对大企业的减税政策，此举被认为是给财阀派红包。此时恰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韩国也受到很大冲击，韩元贬值40%，韩国股市暴跌60%。但是经过之前的金大中改革，韩国企业的负债率大幅下降，杠杆率从最高的400%降到了50%左右，且韩国外债很少，因此韩国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在此期间韩国企业逆势投资，在半导体、液晶面板等重资产行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而它们的竞争对手日本企业则由于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政府没有余力大力扶持而节节败退，如东芝、夏普等，韩国企业相对日本企业取得了更大的优势。李明博的结局也不好，最终因为贪腐和舞弊入狱。

2013年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就任总统，她的政策被认为是亲财阀的，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她对于信息产业很在行，因此下大力气继续加强韩国的三星、LG、SK（SK HOLDINGS）这些公司在电子信息产业上的优势，同时继续对韩国财阀的业务进行重整。三星集团将化工、军工防务和航天板块（包括旗下三星综合化学、三星道达尔、三星泰科和三星泰勒斯四家子公司）整体出售于韩华集团，以便将优势进一步集中于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而韩华集团在军工防务和化工领域的优势也得以扩大。

2017年，朴槿惠因为贪腐和舞弊被弹劾最终锒铛入狱，卢武铉的密友和学生文在寅接任总统，劳工律师出身的他同样是韩国民粹政治的代表，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他接过卢武铉的旗帜，继续对韩国财阀开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财阀模式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它带有一部分东亚传统文化的影子，又融合了一部分西方市场经济的优点，是一个奇怪的杂交产物。韩国自身也还在不断地与这种奇怪的体制进行斗争，希望将它改良得更加科学。

中国在发展自主创新、国产替代的时候，要学习韩国模式的精髓，比如坚持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比如坚定长期投资半导体、液晶面板这种可预测、长周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坚持出口导向以保证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但是要避免中国出现韩国式财阀，避免社会的财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