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应该在新兴高科技产业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表现良好，应该说和中国地方政府这些年来的表现有很大关系。
中国建设工厂的效率世界第一，而在讲究时效性的消费电子和电动汽车产业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特斯拉宣布在上海设厂到第一部中国产特斯拉电动汽车下线，前后仅仅用时1年，这一效率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比。特斯拉的上海工厂所生产的汽车不仅在中国本土出售，还大量出口到海外，使得中国本土汽车工厂的竞争力一下子被拉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当一个地方政府负责引入一个工业大项目的时候，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开始扮演这个工厂的联合投资人角色——地方政府需要为工厂提供土地平整、基础设施配套、税收优惠、银行贷款流程和进出口流程优化等配套服务。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效率在世界上很少有竞争者。
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国产替代的时候，很多种新的模式涌现出来，其中有成功、有失败。那么，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当中，具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液晶面板、半导体、电动汽车、电子制造业、光伏等，这些产业动辄投资几十亿元、上百亿，门槛高，带动就业、产值、税收的效果都非常可观，是各地争相上马的项目。
经济学者郑永年指出，1994年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意外结果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中国地方政府在承担风险能力、有效资产和债务、经济经营规模等方面，都表现得像大企业”。[3]虽然大部分的税收在分税制改革后都上缴中央，但是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发地方债等方式获得融资。尤其是在土地开始货币化之后，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用在了半导体、面板、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制造业的投资当中。
中国广义的地方政府被分为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级4个级别，在新兴的高科技制造业投资浪潮当中，主要的参与者是省级和市级政府，因为这两级政府聚集了最好的地方财政资源。
其中的典型代表要数被誉为“全国最成功投资银行”的合肥市政府。当年合肥曾经投资京东方液晶面板项目取得成功，后来合肥又投入巨资押注处于困境中的蔚来汽车，使其成功翻身，市值几百亿美元，这一举措使合肥一跃成为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领军城市。更早之前，以江苏无锡、江西新余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投资太阳能光伏产业，喜忧参半。十几年前，随着西方国家加大对于太阳能发电的补贴，且光伏发电技术日趋成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以无锡尚德、江西赛维等为代表的光伏企业巨头。
2001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的施正荣博士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无锡尚德，他的老师正是大名鼎鼎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马丁-格林教授，被誉为光伏之父。当时无锡市政府旗下的3家政府投资平台如无锡国联发展集团，以及5家地方国企如江苏小天鹅集团，一共出资600万美元占股75%，施正荣占股25%，一起成立无锡尚德。本质上无锡市政府是施正荣的天使投资人。2005年无锡尚德在纽交所上市，无锡的国资在上市前退出，这在当时被企业界认为是无锡政府大度，不与民争利的典范。施正荣一度成为中国首富，是海归创业成功的典范。
与之类似的是，2005年，江西新余市政府支持江西人彭小峰成立另一家光伏巨头赛维集团。当时地处偏远的江西新余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8亿元，政府拿出了2亿元借款投到了赛维集团里面。其中以新余财政做担保，发放信托产品融资1亿元，市财政又七拼八凑了几千万元，江西省财政又借给了新余3000万元，总算凑够了2亿元。江西新余以此换取赛维光伏项目落户当地，当地政府希望这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的产值、税收和就业，这应该说算一场投资，赌赛维能否成功上市。
恰巧遇上光伏产业的爆发。2007年江西赛维就在美国上市，募集资金4.69亿美元，上市成功后一个月，赛维将2亿元借款连本带息还给了新余市。彭小峰也成为江西首富。江西新余依靠赛维这个光伏龙头，又在产业链上下游招商引资，引入了中材高科陶瓷、上海博能、宁波华升等太阳能上下游企业。除此之外，新余市政府给赛维提供的保姆式服务，也是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快速崛起推动因素之一。当时江西新余的算盘是，赛维能到2009年实现年产值600亿元，如果按照6%的税收来计算，一年可以给新余贡献36亿元税收。当时新余一跃成为江西发展的明星城市。
应该说，包括无锡尚德、常州天合、江西赛维在内的这一批光伏企业的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赶上了一波国际光伏市场产业的景气周期，再加上国际资本市场的放大，所以拉出了一条很猛的大阳线。2004年，德国以高电价政策鼓励建设光伏电站，2005、2007年，意大利、西班牙相继出台光伏鼓励政策。欧盟对光伏发电设备的大量需求给中国产业界带来了商机。那时候，光伏业内有“两头在外”的说法，即中国光伏组件90%出口海外市场，中国光伏组件上游多晶硅料90%进口自海外，中国企业集中在进入门槛较低的硅片、组件环节。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的补贴大幅缩减，资本市场也急转直下，内忧外患压垮了一大批当年显赫的光伏巨头，投资支持它们的地方政府们也落得一地鸡毛的结局。2013年，无锡尚德宣布破产。2012年，彭小峰离开赛维集团，2016年赛维集团破产。这些光伏巨头的倒掉，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无穷的债务后遗症。根据赛维债委会的数据，经过审计，截至2016年7月，赛维的总资产136.6亿元，总负债达516亿元，负债率高达377%。颇有争议的是，在赛维明显已经快不行的时候，地方政府仍然强行主导对企业进行输血，导致赛维的窟窿越来越大。辉煌时期，赛维集团一度吸纳了当地2万多人就业，年贡献税收9亿多元；门前一条横贯东西的八车道马路，被命名为赛维大道。
彭小峰当年在马洪镇投资120亿元在马洪一次性上马3条年产5000吨的硅料生产线，是拖死赛维的主要原因。项目上马的时候刚好是产业高点，而项目上马后行业便遭遇断崖式下跌，企业马上陷入困境。对于财力并不雄厚的江西新余来说，投资光伏产业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地方财政受很大影响；其次，为赛维集团提供贷款的银行也血本无归。据《财新》杂志报道，赛维集团的破产重组事件影响恶劣，对江西尤其是新余的金融环境破坏非常大。有赛维的债权银行表示，以后在新余的信贷投放会很小心。
综合以上案例，从积极角度来看，中国其实非常适合发展重资产类的高科技项目，比如芯片、液晶面板、消费电子产品制造、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如前述章节所描述，世界先进制造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一般国家根本玩不起。
以液晶面板产业为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液晶显示原始技术，都来自美国公司的开发，但是因为这个产业投资过于巨大且周期性强，美国没有公司能坚持下来。后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大陆的京东方、华星光电等企业属于后发追赶的典型案例。京东方从2003年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显示业务开始，才算是正在进入这个领域，而到2020年，京东方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和电视五大细分领域的出货量均达到全球第一，公司的专利申请量也位居世界前列。应该说，起步较晚的中国液晶显示产业成功实现了后发追赶和国产替代。正是因为成功实现了国产替代，液晶显示器在中国的售价被打到了几百元，液晶电视的价格也降低到1000多元的白菜价，而国产手机、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电脑）、电视厂商不再受制于人，在和日韩厂商合作的时候有了更多的议价筹码。与此同时，京东方还成功打入门槛极高的苹果供应链，给苹果的iPhone手机生产液晶显示屏，成功进入国际高端市场。
可以这样说，中国在液晶面板市场上的后发追赶，是地方政府参与重资产投资的体制性优势的体现。以北京、合肥、重庆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先后多轮参与京东方的增发，使得京东方累计筹资近千亿元持续投入这一门槛极高的产业。更不用说，地方政府在土地、海关、招工、科研支持等政策上的倾斜。
那么，液晶显示上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中国在其他周期性强、重资产投入的高科技产业上，也很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
需要警醒的是，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产业投资的专业人士，赌上地方财政的未来押注这些风险较高的新兴产业，需要警惕以下几方面。
警惕一拥而上，重复建设。中国的汽车产业曾经经历过各地一拥而上、重复建设的阶段，有很多教训。美国经过多年的洗牌，只剩下通用、福特、克莱斯勒3家大型汽车厂商，而中国有大大小小上百家车厂，在各地的保护下，许多经营状况较差的车企，依然在低水平重复建设，迟迟不能退出市场。光伏产业也经历过类似的教训，重复建设使得中国各地左右手互搏。
某位参与过许多大项目招商引资的中部某城市的官员曾和笔者分享，就算是最终成功引进这类大项目，地方也未必能真的落到好处，你无法想象这些项目开出的条件有多么苛刻，因为有动力争抢这类项目的地方政府太多了。这样的现实往往导致出现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现象。
以当下大热的芯片产业为例，2017—2020年投产的晶圆厂有62座，其中26座位于中国，占全球42%，而在中国上马的晶圆厂，很多与国际主流制程差了两个时代，集中在中低端市场打价格战。中国未来将要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警惕押错产业周期。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许多地方曾经斥巨资押注录像机产业，从日本等国家引进录像机生产线，但是后来VCD和DVD产业迅速普及，使得这些录像机生产线迅速过时。与此教训类似的有中国许多地方当年押注CRT（阴极射线显像管）电视机工业，最后斥巨资辛辛苦苦建立起的显像管产业，在液晶电视普及后迅速沦为过时的产业，一些地方受此拖累一蹶不振。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专业的产业经营机构，要指望它们对瞬息万变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周期做出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避免这一尴尬的最好办法是把选择交给市场，地方政府应尽量通过相对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成立地方性的母基金，把资金交给有专业判断能力的市场投资人士去管理和决策，尽量减少行政干预的色彩。
警惕超越自身财政实力的投资。江西新余投资太阳能产业的教训非常深刻，当年财政收入不过18亿元的江西新余，举全市之力扶持的江西赛维，最多的时候负债竟然高达500多亿元，应该说，其投入已经过于超前，超出了当地的发展阶段。
我们以江苏淮安发展芯片产业的例子来看，这座苏北城市的GDP常年位居江苏倒数第三，并不具备芯片产业的产业基础，2015年，当地引入了投资额高达450亿元的德淮半导体项目。当地政府承诺出资60亿元，德淮创始人夏绍曾（出生于中国台湾，原中芯国际二厂厂长）承诺引入一期投资的另外60亿元，共同在淮安投资图像传感器项目。据《财新》杂志报道，此后淮安政府兑现出资30多亿元，夏绍曾引进的社会资本仅有数亿元，无论是政府和企业，都无法兑现原有的60亿元出资。很明显，当地政府低估了一个芯片项目的难度。以淮安的财力和产业链成熟度，养不起这样一个昂贵的项目。2018年，淮安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47.3亿元，而支出高达486.8亿元。要知道，之前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新区花了10年时间才转亏为盈。淮安发展芯片的窘境不是个案，号称投资175亿元的南京德科码也曾经因为资金不到位而停摆。号称投资超过1000亿元的武汉弘芯项目也因为资金问题烂尾。
警惕本地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是否能跟上。笔者曾经和一位参与过许多大项目招商的中部某城市官员交流，他说像深圳这样的沿海大城市，对于一个产值百亿的招商项目，并不怎么感兴趣，而西部和北部的许多城市，财力又支撑不起这种项目的招商，真正在投资这种高科技大项目的，大部分都是中部城市，它们往往积累了一定的财力，有一定基础，然后又希望通过大项目迅速解决本地区产业更新换代的问题。但是，许多这类城市并不具备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产业链环境。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则非常想复制硅谷模式，打造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鼓励创业，希望本地区能长出大量类似硅谷的谷歌、Facebook这种创业公司来。比较典型的有长三角的苏州、无锡、杭州等地，中西部的武汉、成都，南方的深圳、广州等城市。
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吴军博士在他的《硅谷之谜》中给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泼了一盆冷水。他的研究表明，硅谷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当地各城市的政府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他指出，很多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到了硅谷，都希望约几个当地政府官员见面，其实非常好约，因为他们的权力没有那么大，平时工作也没有那么忙，而当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希望通过这些美国地方官员去约苹果、谷歌等公司的高管的时候，发现并不好使，因为这些美国地方官员对于这些本地大企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笔者曾经在长三角当记者时做过5年关于科技产业的报道，去过长三角很多的地方科技园区，和地方官员有较深度的交流。他们打造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硅谷。比如在江苏无锡，很多海归回来的博士创业者可以拎包入住当地政府新建的人才公寓，房子非常漂亮；你愿意在当地创业的话，3年办公室免租金；地方的投资公司还愿意投资这些企业；此外，一次性现金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也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这些年下来，中国有地方复制了硅谷的辉煌吗？答案是没有，因为硅谷的成功，并不是政府行政规划、行政干预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偶然的自发市场行为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比如总部在纽约的IBM公司当时决定在硅谷新建一座高水准的计算机研究中心，比如斯坦福大学因为财务危机拿出一大片土地对外出租做了科技园，比如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从硅谷的鼻祖仙童半导体公司离职创业。甚至在美国内部，也都没有办法再复制一个硅谷这样的地方出来。
一个地方的产业要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要赶上一波产业大势，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PC和软件产业，2000年后的互联网产业，2007年后的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产业，2015年之后的电动汽车产业等。时势造英雄，没有站在正确的潮头上，其他一切动作都只是白费力气。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地方政府打造优良的创业环境，为本地区的创业提供更好的土壤，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避免急功近利，比如动用地方财政对创业进行过高的补贴、奖励，以此来期待本地产生一大批明星新经济创业项目，这种行为往往会违背行业发展规律。例如前几年西部某城市斥巨资扶持本地一家互联网公司，希望以此为龙头，将该城市打造成中国互联网新的一极。但是几年下来，应该说该城市在互联网产业当中的地位仍然非常一般。
从鼓励地方创业的角度，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成都、武汉两地政府。成都常年打造优良的创业环境，并以此吸引了一大批游戏公司落户并投资，如腾讯、盛大、完美世界等。笔者曾经去过几次成都的天府软件园，对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成都天府软件园的硬件基础设施不输给北上广深任何一个产业园，而这边的房租、人工等成本远低于北京、上海、深圳。
大批游戏公司到成都设置办事处推动了当地游戏人才的快速增长，这些人的离职创业带动了成都在游戏产业创业上的腾飞，成都由此成为中国游戏产业不可忽视的一极。而风靡全国的《王者荣耀》游戏正是在成都被开发出来的，这是成都游戏产业多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成都有类似发展道路的还有武汉的互联网产业。武汉大学生众多，湖北籍互联网创业者也很多，典型的有雷军、周鸿祎等，但是武汉的互联网产业却在全国长期处于落后。此后，以光谷为代表的武汉地方政府开始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引入了小米、火花思维、斗鱼等一大批优质互联网企业。
笔者曾经和光谷负责招商的官员深度交流，他们制定的招商政策非常清晰，就是以互联网公司在武汉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为核心。由此，武汉迅速形成了以在线教育为代表的互联网发展新高地，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岗位。而大批在武汉就业的互联网从业者，必然会带来本地区互联网创业的繁荣。
总之，成都和武汉的成功案例路径大致类似，就是第一步先依托某个具体的产业招商引资，把成熟大企业招商过来，带动本地区相关就业人口井喷，产业人口井喷之后又必然带来创业人口的井喷，从而带动本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之类似的有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富士康的发展所带来的人才外溢效应，带动了深圳在电子制造产业的极大繁荣；阿里巴巴在杭州的发展所带来的人才外溢效应，带动了电子商务创业在杭州的极大繁荣。
在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例如土地、金融、学校、牌照、税收等，是许多高科技大项目的实质参与者，这与韩国的情况很像。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要想在许多投资巨大的新兴产业中崭露头角，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房地产的相关收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步见顶，地方财政压力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盲目发展高科技大项目，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兴产业的时候，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无为而治”，但是一定要遵循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乱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