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理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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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发表《莫格街凶杀案》以来,推理文学发展至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日本推理文学受欧美文学的影响,以1877年由神田孝平翻译《杨牙儿之奇狱》为始,经历了明治、大正、战后等几个时代,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大众文学中特别受人瞩目的文学种类,并在世界范围不断扩大其文学影响。本书从探索世界推理文学源流开始,按历史发展顺序,追古抚今,回顾并详述日本推理文学发展之起源、形成、影响、流变、探索与繁荣的历程。从明治时代以译介为主的翻译文学,到大正时代原创作品的繁荣;从战前时代“本格”与“变格”的不同创作风格的诞生,到战后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崛起,日本推理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展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与文学特征。本书力争还原日本推理文学由古至今的发展全貌。

在这里有必要作个说明。《日本推理文学史》的“推理”二字是在战后才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一直沿用“侦探小说”的名称。本书亦以此为依据,直到第十二章方始将“侦探小说”改为“推理小说”。不过,战前的“侦探小说”发展为战后的“推理小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名称上的变换。其内涵既涉及由“‘本格’还是‘变格’”引发的有关推理文学艺术性的文学争论,亦极大地拓展了这种文学流派概念的外延。现下,“推理小说”亦被通称为“悬疑(Mystery)小说”,这种由名称的变化带来的文学概念上的拓展,与从“侦探小说”变为“推理小说”,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历程相同,日本文学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之中,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思潮的演变。随着文学形式、种类的多样化,其内涵亦展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频繁出现纯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私小说、中间小说,以及各种文学流派等似是而非,抽象而又复杂的概念。本书以日本推理文学的发展历史为主要内容,也提及了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本格派、变格派、社会派、新本格等文学术语。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有必要在导言中对这些文学概念进行大致梳理,并对推理文学的大致发展作简略的说明。

“纯文学”是由明治时代作家北村透谷提出的。北村在其发表于1893年的著名评论文章《何谓与人生相涉》中,对当时另一位文学评论家山路爱山提出的“功利性文学”进行了抨击,认为文学的重点应置于艺术与审美的形成,这样的理想文学即为“纯文学”。明治时代后期,自然主义文学席卷日本文坛。以1907年发表的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为代表,以作者自身的实际生活经历为素材的文学作品,即“私小说”,渐成“纯文学”的主流。

与“纯文学”以艺术与审美为重点的文学性相较,通俗来说更注重娱乐性的文学一般被称为“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战前的侦探小说、战后的推理小说,均可纳入此类。正如日本的侦探小说从翻译起步之际,史称“红露逍鸥”的明治文学代表作家们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其创作,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并非泾渭分明、势不两立。

明治中期,以黑岩泪香之译作为主的翻译侦探小说极受坊间欢迎,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同时,小说质量良莠不齐,坊间劣质侦探小说泛滥成灾。甚至连砚友社群雄亦难以幸免,也创作发表了质量不佳的侦探小说。以至于包括北村透谷在内的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纷纷向侦探小说发难,大红大紫的侦探小说逐渐成为众矢之的而走向衰落。

曾经遭受文学界无情抨击的侦探小说经历了后泪香时代,在年号由明治转为大正后又渐次回到了读者的视线之中。大正时代活跃于纯文学文坛的“纯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与佐藤春夫亦关注并创作侦探小说。尤其是谷崎润一郎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探索、实验性质的小说。这些作品对江户川乱步以及其他侦探小说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谷崎润一郎亦被称为日本推理文学的“中兴之祖”。

在“大正中兴”的推动与促进之下,侦探小说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并逐渐显露出其旺盛的生命力,进入了战前的“黄金时代”。1920年文艺杂志《新青年》的创刊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新青年》在自第一代主编森下雨村始至停刊的三十年间,成长为以侦探小说为主的“大众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包括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甲贺三郎等在内,《新青年》为大批侦探小说作家提供了展翅腾飞的舞台。

随着侦探小说的繁荣,这个时期,因创作的侧重点不同,渐次出现了被称为“本格”与“变格”的文学概念。所谓“本格”侦探小说,即以犯罪手法、侦破手段的设计为主,记述通过缜密的逻辑推断对犯罪实施侦破的过程,注重专业、科学思维的小说。而以怪奇、神秘、幻想以及由病态、超常等心理因素而产生的猎奇、恐怖等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作品,被冠以“变格”侦探小说之名。主要创作“本格”侦探小说的作家,如甲贺三郎等被称为“本格派”。而梦野久作等则被称为“变格派”。江户川乱步既有“本格”作品,又擅长创作“变格”作品。应该说,“变格”作品的繁荣是战前侦探小说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种创作思想背后独特的艺术与审美,则与“纯文学”有相当强的关联。

在“本格”与“变格”的名称确立之前,侦探小说文坛曾出现过“纯粹侦探小说”“不那么纯粹的侦探小说”(佐藤春夫),“健全派”“不健全派”(平林初之辅)等分类标准。围绕“本格”与“变格”,侦探小说文坛曾出现过多次规模不一的文学争论,其实质即为对侦探小说文学性与艺术性内涵的争论。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争论始终伴随着日本推理文学的繁荣与壮大,可谓日本推理文学发展至今长盛不衰的动力源之一。

20世纪30年代的侦探文坛既有充满希望的光明一刻,亦有渐入惨淡的灰暗时刻。小栗虫太郎、木木高太郎等新兴作家的成长为侦探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到了30年代末,日本军国主义严厉管制国内出版物、禁锢国民思想,侦探小说被迫不断缩小创作规模,直至被全面禁止。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侦探小说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逐渐旧貌换新颜,才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从此,日本的推理文学步入了崭新的战后时代。

如果说黑岩泪香点亮了明治时期日本推理文学的明灯,此后江户川乱步构筑起大正以及战前昭和时代推理文学的辉煌的话,那么松本清张无疑是引领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推理文学走向新高潮的旗手。松本清张继荣获纯文学最高奖项“芥川奖”之后,又摘得推理文学的桂冠“侦探作家俱乐部奖”。其代表作《点与线》《零的焦点》《砂器》等取材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并揭露了战后经济复苏期的日本社会中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小说紧扣时代特征与社会现实,注重逻辑推理、揭露犯罪事实,逐渐形成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作特征,“社会派”渐次成为这个时代推理文学的主流。

社会派推理小说发展至70年代中后期,其逐渐偏离推理文学本质的现象引起了包括松本清张本人在内的推理文坛的关注。这个时期,使推理文学回归推理本身的要求愈发强烈。岛田庄司于1980年发表的《占星术杀人事件》成为“本格推理复兴”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受岛田庄司的影响,80年代后以绫辻行人等为代表的“新本格”推理逐步崛起,成为日本推理文学的新主流。“新本格”顾名思义,即重新回归“本格”创作。而与“新本格”作家几乎同时成长起来的东野圭吾受到松本清张等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的影响,更关注社会问题。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将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直木奖齐收囊中,成为当代日本推理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综上所述,日本推理文学的发展历程实可谓曲折蜿蜒,坎坷不平。既有过繁荣,亦有过衰败;既有过辉煌,亦有过黯淡;受过追捧,亦屡遭抨击;有过共识,亦不乏争鸣。其文学个性中既有欧美文学的影响,亦与纯文学不无关联。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既有严丝合缝而缜密的逻辑推理,亦不乏离奇古怪而诡谲的奇思妙想。既有剖析与反思人类社会阴暗的作品,深刻而凝重,亦有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创作,奇幻而绚烂。

日本推理文学犹如一个熠熠生辉的多面体,每一个面均能向我们展示其绚烂而曼妙的风姿。这种纷繁复杂的多面性正是日本推理文学一路发展而来所形成的丰富且独特的个性,亦是日本推理文学能够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钱晓波

2022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