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铢分”“抱小”

恪守小学者，其知识结构绝难与《戴震评传》的作者身份相称。李先生说：“拙著是把戴震学术及其哲学思想当作一个方法学的逻辑系统来处理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诸如《七经小记》之经学、古代天文数学研究、经济伦理、方志学、校《水经注》等，都不过是这一全书骨架的附翼。”也就是说，借由评论戴震，《戴震评传》描画出了一代乾嘉巨擘完整的学术道路：

从乾隆十年（1745）起，二十三岁的戴震著《六书论》三卷，公开亮出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旗帜，继后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语言文字学著作遍布中国传统的语言解释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各个领域，而最终目的又是“以词通道”，从而形成我国十八世纪获得空前发展的语言解释哲学。这种学说以对语言文字的解释为契机，逐步达到洞察人类的心智，最终达到新理学的道德哲学。……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有无穷尽的奥妙，需要加以解释，从语言文字的解释到哲学的解释，尤其是到达哲学的新的创发，需要走过漫长的过程。……乾嘉学派诸学人大都没有走完这一历程，只有一代学人兼哲人戴震走完了这一全过程。大多数学者还只停留在对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开发上。

戴震以其终身的学术成就完成了“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八字诀的全过程，由小学走向哲学，即“新理学的道德哲学”，而其他的乾嘉学人尤其是惠栋一派，“大都没有走完这一历程”，而是停驻在“小学”的圈地之内。何以如此？实因戴震学宗朱熹，“不反宋儒，因而本质上仍是广大朱熹学术精神的”。

反观朱熹论为学之方有曰：

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个大规模，先去修治得一间半房，所以不济事。

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

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

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要自见得。

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

因论为学，曰：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

朱熹教人为学，一在学问的气象要广大，一在治学的体段要细密，二者结合无间方得大成。若学问的铺面“只停留在对汉语言文字本身”，也就坐了朱熹所谓“修治得一间半房”的病灶，未立“大腔当”，不得“大规模”，其失在进不入上乘，达不到预流。但学问的“里面”若是大段的空落，自家的工夫下得不足，那便失了根基，徒存花架，那个“大腔当”更是要倒塌下来。两相比较，朱熹更着力的是教人“必须做迟钝工夫”，学问要“铢分毫析”。所谓“铢分”，即“锱铢分寸”，也就是“物”之细密精微处，宋人治学所讲究的正是从体段之幽微处剖解开来，细嚼其中酸甜苦辣，而非囫囵大段地吞咽。堪当程朱间桥梁的杨时（1053—1135）便说过：“孔子惧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网条大小，罔不毕举；善善恶恶，因实称情。而轻重长短，各中权度，无锱铢分毫之差，振幽显微，而乱臣贼子知惧焉。”又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所谓“毕举”“权度”“显微”，就是“铢分”之义。朱熹显然上接龟山先生而一贯至二程，将“无铢分之差”作为理学之标杆，要的是“绵密”，是“严密”，是“细密”，而非止步于大豁落处的“凿空”。

朱与戴，“铢分毫析”是其共同的目标，差异在杨、朱的方法是“理一而分殊”，清以来顾、戴则逐渐走向“以字通词”，走向“小学”，因此小学只是理学“铢分”的化身，只是一种“迟钝工夫”的再登场。即使如王阳明，不是也说过：“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儒崇王者不一而足，大都已失了这“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从而流于架空立言，流于束书不观，流于“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清儒之崛起，其发力处正在于此。由此也便不难理解，戴震之晚年一定会要走向《孟子字义疏证》，因为他心中有宋人理学高标的这个“大腔当”在。李先生在进了二十一世纪，卸下一摊行政职务，终究要去完成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因为装入他心中的是“学人兼哲人戴震”的学术全过程。

先生的博士论文，首当其冲便是要剖解龚自珍（1792—1841）。身处嘉、道年间的龚氏之学，极为驳杂无头绪，学出段玉裁，师从公羊刘逢禄，又以史学显贵，晚年却著成《抱小》篇，故而历来毁誉参半，难觅其条理。梁启超混糅之曰：“定庵，段茂堂外孙也，其小学多得自段氏，而经义则挹自庄、刘；又好治史，憙章实斋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盖甚复杂。”先生以其兼通小学、哲学的人生经历，对龚自珍之学作出如下的脉络寻踪：

龚以小学训诂为工具（这本身就有古代名言逻辑在内），进而阐说微言大义，这是他们的经言逻辑和治经方法，龚文集中涉及经学的文章无不具备此特点。古文家“抱小”而至于文字训诂，忽略世务之大，龚所不取；理学家抹煞文字之“小”而务玄幽之言，以至汉学家门户之见蔽塞，世务之“大”，亦为龚鄙弃。……如何进于大道，龚的办法是“抱小”，“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龚言上古小学、大学兼有之优，与中古仅大学之弊；言至苦至劳，以六书九数之术，条礼（理）家曲节碎文通大道；治小学“四必”；小学家“七至”；“抱小”以通大道。以上五条，中心是说小学可通大道，小学为通道的一个逻辑思维节目。“抱小”固可言文字音韵之理，也可言天道具体之理，前者为传注，后者为诸子。故龚自珍的深层次的逻辑哲理和学问之道方面，经“抱小”架起经学与诸子的桥梁。

“抱小”正是龚自珍贯通一切学术的方法论工具，这里的“小学”固然是从段玉裁《说文》之学而来，然更重要的是为龚氏建立了“一个逻辑思维节目”，也就是《抱小》篇所说的要旨在训练学者“淳古之至”“朴拙之至”“退让之至”“思虑之至”“完密之至”“无所苟之至”“精微之至”的学术气质和行动方式。而龚氏之志趣则绝非要止步于此，当他面对所处的那个激变的时代，是要从学理上提出资治的方略。先生指出最能代表龚氏思想的是《古史钩沈论四》，也就是别名《宾宾》的那一篇，文中提出了龚的核心理念：“礼乐三而迁，文质再而复，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储而抱之者乎，则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先生引龚之言，而释之曰：“三代、六代、四代，尤其是百代之‘书体载籍’，相对于乐、礼之典，皆为宾宾，后代之说多诸子，于经之元典为宾宾”，因此，若“只是抱住元典老脚本，则面对‘弊、废、穷’一筹莫展”。龚自珍在“戴—段”与“庄—刘”间找到了一个出口，那就是走向“尊史”，龚当然是受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启迪，然其宗旨可谓与章迥异。龚之所不废者乃在其学之本根“抱小”，其欲彰显者则是由“‘抱小’以通大道”，从而使行将遁入经义黑洞的“戴—段”考证，焕发出通往史学、通往经济的光亮来。

“抱小”不等于“抱住元典老脚本”，先生的启示让我在《仪礼》经义考证的漫长隧道中看到了光，果断地走向《汉唐礼制因革谱》的新课题。写作《因革谱》的十年，是我通往史学的十年。先生说：“戴震重史实考订，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又说：“礼制是古代文化的积淀，历史是礼制的演绎和逸出。”我在南大受炙于先生的七年，是由小学通往经学的七年；我在清华修谱而同样沐浴在先生关怀下的十年，是由经学通往史学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学出清华的前辈们，以他们精湛的学识，与我从先生那里所获的启示两相印证，更坚定了我的学术道路。其中杨联陞（1914—1990）便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清华人之一。

杨联陞1962年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就曾指出，训诂为史学的研究导夫先路：

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他训诂学的技巧就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

此文1969年在哈佛燕京学社以英文发表，1983年收入《国史探微》在台湾出版中文版，而我之见到杨文，已迟到2015年中信出版社再版了此书的简体字版。此年，石立善主编《古典学集刊》创刊，我便借由考证《尚书·洪范》“作福作威”以推论周初彝伦之文应之，也便代表了我以训诂之法研史取得的第一篇代表作。

2016年，中华书局再版了杨联陞1985年在香港的三次讲座《原报》《原保》《原包》，书前引言明确提出“训诂治史”的研究路径：

我一向以为中文一字多义（西文亦多如此）有其妙用。语文与思想，关系甚密，有人说：不会德文则不能了解康德哲学。同样也可说，不会古汉语，很难了彻中国古代思想。……因此，我想重复已经说过的意思，用“训诂治史”一词，西文philology指语文即训诂。

杨先生指出这一路径的典范其一是沈兼士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1935），其二是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1940）。照这个标准，典范之三便应是杨先生自己的《原报》三篇和《中国语文札记》等。

杨先生所举的沈兼士（1887—1947），乃是章太炎的弟子，生前任教于北大，其学问扎根于清代小学而推扩之。沈氏有云：“文字意义之溯源，恰如考古学家之探检遗迹遗物然，重要之目的物，往往深藏于地层之下，非实行科学的发掘，不易觅得。故探检字义之原，亦须于古文献及古文字中披沙检金，细心搜讨。”职是之故，沈先生讲究积学的硬功夫：“余于大学教授文字学，每诏诸生以入门之法，在于熟读段茂堂《说文注》”，因为“其书粗视之，似汗漫无归宿，读者倘能以其散见于全书中发凡启例之论，最而录之，参互以求，纲领亦自易得”。初学文史若于《说文》段注沉潜既久且深，其后背负青天而大翼之力则厚。沈先生之沉迷段注，却又极力反对胶着于段，终身陷于“补苴掇拾之学”而难以自拔，其恰恰主张厚积于小学者应当出入经学，通往史学，他说：

其实拿经来统制一切学问，是利，也就是弊，我认为这就是一切学问不能独立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学术是以朴学始，以朴学终，终清之世，其学不出乎两部《经解》。而法人之《百科全书》已于乾隆十一年（1751）就出版了。

沈先生下大力气写出了《“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与丁声树论〈释名〉潏字之义类书》《、杀、祭古语同原考》《“不”“坯”“芣苢”“桮棬”诸词义类说》《“卢”之字族与义类》等范文，为走出朴学、进入史学指了一条路。陈寅恪见之，“欢喜敬佩之至”，称“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一认识与路径经由1933年入清华求学的杨联陞，而传播到了大洋彼岸，由此与西学之“philology”交相呼应。

英文的“philology”一词，杨联陞对应为中文的“训诂”，当代史学家刘家和则径目之为“小学”，刘先生说：

离开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就难以真正读懂经书，也就难以真正研究经学。离开史学，就无法知晓经书形成之历史背景与所指涉之内容，小自名物度数，大至义理精微，一路都是拦路虎，自然也就难以真正研究经学。所以研治经学的真功夫，恐怕还要一边下在小学（philology）一边下在史学上。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功夫，我们的经学可能就是建立在沙滩上。

研治经学的真功夫，“一边下在小学一边下在史学上”，与业师李先生“经史小学为同一”的观点庶几密合。据刘家和回忆，他的小学工夫是在1947至1949年就读江南大学时期打下的：

我小学的功夫，就是这时打的基础。中国传统学问，你光学语文不行，没有小学功夫，文字、音韵、训诂功夫不行。我过去讲“两把刀”，“两把刀”都从那是开始。什么“刀”呢？逻辑一把刀，很抽象，很概况，应该有这把刀。另外，小学基本功，这是硬功夫，是一把刀，小学实际上跟外语有相通之处。

刘先生的“两把刀”，也就是业师所说的“实证加逻辑条理”，他们对“硬功夫”的倡导，更是如出一辙。刘先生说“我对清代学术、小学几乎到着迷的程度”，又说“文字、音韵、训诂这些，对我学外文也有很大帮助。把中国的东西学会，再搞外国的，不要以为这是‘两张皮’，它的深处是相通的，高处是相通的”。相通在何处，刘先生举例说：

我读外国书的时候，看这些大家的作品，都是从这个文字、训诂入手。你看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不是从字源学讲起吗？维柯的《新科学》也是这样。还有德国的尼布尔（Barthold G．Niebuhr），西方近代罗马史奠基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作为一个东方学者、中国学者，我研究世界史那么多年，现在回到中国学术传统，其实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与中国学术传统有共通之处。

刘先生从世界史的研究折回中国史，走出的“这条路，就是实践张之洞所说的‘由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同样，业师李先生在出版《戴震评传》的前一年，即出版了研究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nfield）的专著。在我沉迷于段注和《仪礼》的博士生涯那几年，先生开设研究生课程“西方理论语言学”，逐一讲解了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葆朴（Franz Bopp）、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梅耶（Antoine Meillet）、叶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萨丕尔（Edward Sapir）、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课堂上的先生沉迷于理论，在范畴与思辨间尽情地穿梭，“有新见就兴奋，似乎每个脑细胞都被调动起来了”，我则借了这个天赐良机，逐字、逐句、逐章将先生的课程整理成书稿，一面也便回溯先生每一句话的出典，在这些西方语言学的“巨星阵”间徜徉。对我而言，这一年可谓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如今看来正是在马不停蹄中也便摆脱了一味沉迷小学“就会萎靡下来”的危险，当我见到刘家和的往事回忆，更于他说的中西方在“深处相通”“高处相通”默契于心。

西方的“philology”，随着沈卫荣的入职清华，钩沉与宣扬的力度渐大，中国学术界关注者也渐多，沈先生在比较了各种译名之后，坚持用“语文学”来对译之。最近又将西方学界已有的一些思考和沈先生自己的辨析编出了一个单行本，名为《何谓语文学》，总体呈现为“对语言和文本的研究”两个面向，一面包含语言及其流变的研究，一面包含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综合起来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在沈先生著作的行文中，可以不时地看出他之所谓“语文学”，与杨联陞的“训诂”、刘家和的“小学”在内核上的高度重合。那是因为在沈先生的身上，同样濡染着金陵的学脉，他说：

打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写作题为《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研究》的硕士论文开始，我认真阅读的都是中外蒙元史学者们所撰写的考据式文章，所以酷爱傅海博（Herbert Franke）式的东方文本语文学之学术风格，醉心于西方语文学研究著作的扎实和精致。

沈先生早我十七年进入南大的大熔炉，受了七年的锤炼，虽然所治学科与我相异，其后又留学德国波恩大学，然“本性”难移，“我只是一位热爱学问、文献和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家（a philologist who loves learning，literature and study of literature），平生最大的野心不过是要厘定、读懂和解释传到我手中的文本（establishing，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texts that have come down to me）。为了读懂各种各样的古藏文文本，我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和准备，然而驽钝如我，眼下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和挑战，依然是如何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我正在研究的每一个藏文文本”。这与杨联陞虽早已被哈佛的学风所包围，但早年在清华受陈寅恪之教的底层却仍不时地迸发出来，又是何等相似。

沈卫荣对陈寅恪，同样曾有如下一段评论：

陈寅恪先生大概可以算是精通两种学问的大师，既有深刻、独到的思想，又精通小学。所以，作为一位能读懂无数种外来文字且深得考据学精义的小学家（语文学家），陈先生得到了当下广大学人们的推崇。

沈先生说他同意龚鹏程的看法，在“理学”与“朴学”两种不同的学术方法之间，陈寅恪应当算作“朴学家”，对此我当然认同。因为，陈寅恪不仅部分地展露出了他精通多种外来语言文字的一面，而且还有“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由此足证龚之归类无误。但问题尚有更为复杂的一面，作为宋代“理学”宗师的朱熹，不是同样高唱“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同样“提倡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著《仪礼经传通解》”吗？那么，将“理学”和“朴学”，即“经史义理”和“小学”，也就是沈卫荣所说的“理论”和“语文学”对峙起来，恐非宋儒朱熹为学的初衷，也非清儒戴震治学的诉求，更多的恐怕是后来的学人难企其道而刻意设置的人为的边界与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