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经史与义理

《诸子通谊·原始》篇义疏

陈锺凡（1888—1982），后改名为中凡，字斠玄，江苏盐城人。学问之路径由经学、诸子起家，渐绵延而至心性、音乐、书画、诗文、戏曲、小说等，畛域之广，研求之精，迥出侪辈，久为学界推重。求学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受到蔡元培、刘师培很大的影响。1917年毕业后，先后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主任、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国文部首届主任兼教授。1949年后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任一级教授终身。

陈锺凡所著《诸子通谊》，1919年在北京大学《国故》月刊单篇陆续发表，最终结集成书，于1925年作为“东南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据1925年版重印，笔者所据即重印本。全书分三卷，上卷为《原始》《流别》两篇，中卷为《原道》《原名》《订法》《述墨》《明儒》五篇，下卷为《正名》《论性》《阐初》三篇，全书核心是在论证“六经皆礼”说。“谊”，即“义”的古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谊、义古今字，周氏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陈著取名即采段说，书中之“谊”亦均可通“义”。

《诸子通谊》出版后，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不料数年后，有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的高维昌（1893—1985），竟大段抄袭陈著扩展成《周秦诸子概论》，同样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此著出版后不久，高氏即任河南大学教育系教授。陈先生在得见高著后，曾轻描淡写地指出：“通论诸子之书，始于江瑔《诸子卮言》，陈锺凡继著《诸子通谊》，高维昌本之，扩充为《周秦诸子通论》。”高氏当在东南大学读书期间即从《国故》上读得陈先生之文，径自抄入己著，完全淹没了陈先生之名。

1996起，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时读陈先生著作，2007年留校任教后即开设“中国经学史”课，备课期间曾将陈著陆续录入电脑，规模和思路上均受到陈先生不小的影响。拙文《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曾对陈著略作评论，彼时已拟分卷为陈著作义疏，兹将第一篇之初稿公诸世。本义疏首先录入陈著原文及自注，并为之分段。在“”字之前者，大字为陈著正文，小字为其自注；在“”字之后的小字为义疏之文。

《原始》篇义疏《诸子通谊》的设卷之法，
即仿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体例。

六经皆古之典礼，百家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开篇即亮出整本书的核心观点，此可谓单刀直入也。此说近承自刘师培，而远绍于章学诚，下面随文指出其间脉络与流变。

尚世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凡百制作，莫备于典礼。是故诸夏学术，三古礼隆其极。三古，按《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孟康之说“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此后泛指遥远的古代。刘师培《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有云：“三代以前，政学合一，学即所用，用即所学，而典礼又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故一代之制作，悉该入典礼之中，非徒善为容仪而已。”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中》有云：“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佔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可见“章—刘—陈”一脉相承之迹。穷礼于何起，其起于生人饮食之初乎。孙卿曰：“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制礼谊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是礼之起也。”《礼论》。吾观燧皇兴火化而礼事著。《礼记疏》引皇氏说：“礼事起于燧皇。”《世本》云：“燧人出火。”《易纬·通卦验》云：“燧皇，即燧人。”《礼记正义》在书名《礼记》下即考证礼之起源。其引皇侃之说曰：“礼有三起，礼理起于太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不过《正义》并不同意皇侃礼事起于燧人氏的说法，而是主张礼事初起于燧人，而成型于伏羲。其引《易纬·通卦验》“遂皇始出，握机矩”注：“遂皇，谓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指天以施政教。”又引谯周《古史考》：“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悦，号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作琴瑟以为乐。”从而得出“政教所生，初起于遂皇”，“伏犧之时，《易》道既彰，则礼事弥著”的结论。又《世本》云“燧人出火”此句，乃出自《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火化”句之《正义》。火化，指以火而吃熟食。孔子曰“礼之初自饮食始”。《礼运》。《礼记·礼运》原文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至伊耆氏始为蜡祭，以报田功。《郊特牲》。《郊特牲》原文曰：“伊耆氏始为蜡。”郑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正义》：“伊耆氏，神农也，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也。”岁终献功，祀于明堂。《淮南·主术》。《主术训》原文曰：“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穀，祀于明堂。”明堂者，大教之宫，蔡邕《明堂月令》。《蔡中郎集·明堂月令论》原文曰：“明堂者，……谨承天顺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宫。”此处所概括乃取用惠栋《明堂大道录》之语。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艺文》三十八引《尸子》。《尸子》此语可见《旧唐书·礼仪志二》颜师古上议所引，《艺文类聚》卷三十八《礼部上·明堂》转印之。天子禘祭、宗祀、朝觐、耕藉、养老、尊贤、飨射、献俘、治历、望气、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大学、辟雍，皆统于明堂之法。惠栋《明堂大道录》。《通谊》述明堂，概本之于惠栋此著。惠著见于《清经解续编》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08册。盖礼之文从示、从豊，豊之文从豆，豊者行礼之器，豆者食肉之器。故礼事起于火化，礼文昭于祭祀，礼行于明堂，礼乐政教由是演，制度典章由是出。此乃《通谊》据经史文献推论礼之起源的基本脉络，尚未及参考“礼”之古文字形体。礼云礼云，诸夏道术之滥觞矣。

周公集六代之大成，存先圣之旧典，经纶制作，备于礼经。礼经者，六籍之大名，百家所由出也。由此起分论“六经皆古之典礼”。刘师培《典礼考》有云：“试观成周之时，六艺为周公旧典，政治学术悉为六艺所该，而周礼实为六艺之通名。”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

征诸《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大卜之职，“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则陈龟。凡丧事，则命龟。”是《易》用诸丧祭、迁国、师旅、诸卜筮者也，则《易》为礼经，此其证矣。《通谊》的论证逻辑是由《周礼》诸官之职掌来推论六经与礼的渊源关系，与章学诚“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俱落脚在西周王官之学。此借由《春官·大卜》职掌以见《易》之源出于典礼之用。刘师培《典礼考》则从内容上概括：“《周易》一书详志丧祭、朝觐、聘享、会盟之仪，旁及田狩、出征之礼，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大师之职，“大祭祀，则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大丧，帅瞽而廞，作匶，谥。”是《诗》亦用诸飨射、师旅、丧祭者也，则《诗》为礼经，此其证矣。此借由《春官·大师》职掌以见《诗》之源出于典礼之用。刘师培《典礼考》则从内容上概括诗教通于礼教：“《诗经》一书，与《仪礼》十七篇相表里。芄兰之枝，刺冠礼之不存也；素冠栾栾，刺丧服之违礼也；《关雎》《桃夭》诸篇，乃昏礼之大纲；《鹿鸣》《四牡》《湛露》《南有嘉鱼》诸篇，乃燕礼、聘礼、觐礼及公食大夫礼之大纲也。推之公堂而称兕觥（《七日》篇），酌大大斗以祈黄耇（《行苇》篇），即乡饮之礼；角弓其觩（《閟宫》篇），四既钧（《行苇》篇），即大射之仪；而《凫鹥》《閟宫》《长发》诸篇，举虞礼、馈食、有司彻诸礼悉寓于其中。”陈锺凡显然期以周官之职掌为思路，对刘师培之说作补充论证。

《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大司乐之职，“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是乐所以祀天神、四望，祭地示、山川，享先祖、先妣者也，则乐为礼经之明证。此借由《春官·大司乐》职掌以见乐之源出于典礼之用。礼、乐本一体之两面，合而成典礼之隆盛。刘师培《典礼考》则证之曰：“《汉志》谓孝文得魏文侯乐人窦公之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周官》亦名《周礼》，是相传之古乐，亦具于周礼之中。又《乐记》一篇，附入《戴记》，虽因《乐经》失传之故，然古乐之用析为乐歌、乐舞，咸辅五礼而行，故戴氏合《乐记》于《礼记》之中，则乐教通于礼教矣。”

《汉志》本《七略》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郑玄《六艺论》、宋衷《世本注》、荀悦《申鉴·时同》篇并同此说。惟《礼记·玉藻》则以《春秋》为左史所书，《尚书》为右史所书，与各书不合。今不从其说，仍从《汉志》。《玉藻》原文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此与《汉志》的差异仅在左、右上。《大戴礼》曰：“内史，大史左右手也。”《盛德》篇。是左史、右史，即《周官》之内史、大史。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则认为“《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因此，章氏更是反对“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的做法。《尚书》《春秋》者，内史、大史所掌之籍也。考《大史》之职，“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内史》之职，“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是《春秋》为丧祭、师旅、迁国及会同、朝觐之典，《尚书》者，叙事、策命、制禄、赏赐之籍。则《春秋》《尚书》皆礼经之明证也。此借由“左史”“右史”与《春官·大史》《内史》对应，转而由后二者之职掌以见《尚书》《春秋》之源出于典礼之用。刘师培《典礼考》则从内容上概括：“盖《春秋》一书，立周礼以为标，故《春秋》之加笔削也，咸视其合礼与否而定以褒贬之词。凡《春秋》之所褒者，皆事之合礼者也，凡《春秋》之所贬者，皆事之失礼者也，此则《春秋》三传之所同。且《春秋》记即位、记告朔，此吉礼也；记公葬、记天王崩、记大夫卒、记会葬，此凶礼也；记灭国、记侵伐、记出师，此军礼也；记朝王、记王使、记聘鲁，此宾礼也；记纳币、记逆女致女、记归宁，此嘉礼也。故五礼之条目，悉散见于《春秋》。”又曰：“《尚书》一书，首列二典，典与则同，即一代之礼制也。试即《尚书》观之，则《尧典》一篇，详于观象授时，旁及测日观星之法，乃辨方正位之礼也。《禹贡》一篇，详于随山濬川，旁及任土作贡之制，乃体国经野之礼也。《尧典》篇之记命官，《周官》篇之详改制，乃设官分职之礼也。故古代典礼，多赖《尚书》而仅传。”“推之《康王之诰》，吉礼也；《顾命》，凶礼也；《甘誓》《汤誓》《太誓》，军礼也；《旅獒》，宾礼也；《尧典》记嫔于虞，嘉礼也。”

故观于大卜、大师、大司乐、大史、内史，皆宗伯之属，则其所掌《易》、《诗》、《书》、乐、《春秋》，皆先王之典礼，昭然若揭。奚待韩宣子适鲁而后知《易》象、《春秋》之为周礼哉？《左传·昭公二年》记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章氏《文史通义·易教上》释之曰：“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且冢宰“掌建邦之六典”，郑玄注：“典，常也，经也，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周礼·天官·冢宰》及郑注。由是言之，礼经、礼法，王官典籍之通称矣。鲁《论》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则夏殷文献，并得礼名，非独周室之典籍已也。而六经昉自周公，则统名周礼，《左传》引太史克曰：“昔者周公制周礼。”文《十八年传》。即指其成六经而言，或曰：《隋志》言周公作爻辞。《书叙》以《大诰》《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及《将蒲姑》《多方》皆周公作。郑玄《诗谱叙》谓周公制太平，制礼作乐而诵声兴。则《易》、《书》、《诗》、礼、乐作于周公，有明征矣。《春秋》者，鲁史记之名，《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愿闻周公作《春秋》之说焉，曰吾闻诸杜预矣：韩宣子所见《易》象与《春秋》，“盖周公之旧典礼经也”，“仲尼因策书成文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云云。是则《春秋》本周公旧典，仲尼从而修之者也。谓周公制六经，非臆说矣。陈先生分别检得《隋书·经籍志》、《尚书》各篇序、《诗谱叙》、《孟子·离娄下》、杜预《春秋序》之文，以呈现六经与周公之关联。唯“盖周公之旧典礼经也”一句，《春秋序》作“盖周之旧典礼经也”，无“公”字。非仅就其作《周官》言之也。故曰六经者，古之典礼也。自今文家不信古学，遂谓《周官》为伪书，汪中考之于古，凡得六征，陈澧又得四证，象山陈君考之《春秋》，更得六十证，至仪征刘君《周礼古注集疏》则逐条皆有明据，足以钳好为异说者之口矣。其详当于《经学通论》述之。汪中《述学》内篇二《周官徵文》、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七、陈汉章《周礼行于春秋时徵》（1916）、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仅残存十四卷，收入《刘申叔遗书》）均举例以证《周礼》在西周的传承痕迹。对此问题，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1997）以官联为据发掘《周礼》内证的研究，可谓青出于蓝。陈澧《读书记》的结论曰：“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条，……澧又考得四条，……此皆足征《周礼》是周室典制，但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作耳。”沈文倬的结论是：“残存三百四十五官，基本上取诸于西周实制（周初创建和晚周更制）。……‘周礼’，无论‘官礼’还是‘仪则’（今称仪礼），都在周公摄政时的施政原则精神贯彻下试行。以后，几经长时间的旋置旋废、反复实践，待主管机构研讨更动以至相对稳定后才有所记录；初期固然不可能遽作定稿，到晚周亦无人敢于写定，记录稿都藏于祕府。”

《汉志》又曰：“异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今按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其学本六经，无待论矣。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则其学本于《周易》。阴阳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则其学本于《尚书》。法家信赏必罚，名家正名辨物，则其学本于礼、《春秋》。墨家贵节俭，右鬼神，《礼经》恭俭庄敬之学也。小说家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大师陈诗，观民风之恉也。知诸子学本六经者，即本于典礼，故曰诸子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由此起分论“百家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以上证“六经皆古之典礼”，此又借《汉书·艺文志》诸子乃“六经之支与流裔”为支点，推出“诸子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此述儒、道、阴阳、法、墨、小说诸家之言，均撮要自《汉志》。

吾更考诸《汉志》《史记》司马谭述晚周学派，略别阴阳、道德、儒、墨、名、法六家。对于诸子源流的重要论述，除班固《汉书·艺文志》外，当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收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通谊》综合两家之说推证之。因后世避讳，谈亦有作谭者。儒家出于司徒，《周官》载“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二曰以阳礼教让，三曰以阴礼教亲，四曰以乐礼教和”，又“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是司徒以礼教民者也。儒家本于礼，有明验矣。《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引文乃撮取自《周礼·地官·大司徒》。刘师培《典礼考》曰：“观之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周礼》大司徒之职掌施十有二教，有治礼、阴礼、阳礼、乐礼，又谓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是五礼统为司徒所掌，司徒于道为最高，皆儒家精于言礼之证也。”

道家出于史官，而大史大祭祀“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小史“大祭祀读礼法”。《汉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引文乃出自《周礼·春官·大史》《小史》。《史记》又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庄列传》。《小戴记》孔子对曾子问礼，一则曰“吾闻诸老聃”，再则曰“吾闻诸老聃”，《曾子问》。则道家出于礼，有明验矣。刘师培《典礼考》曰：“道家出于史官，然太史亦为宗伯之属官，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六典者即六官所司之礼也，故吉、凶、宾、军、嘉五礼咸为太史所司。厥后老庄之流，虽放弃礼法，然老子实以知礼著闻，故孔子从之问礼，其言具载于《曾子问》篇。则道家无不崇礼矣。”

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周官》冯相氏、保章氏之职，礼官之属也。《汉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周礼·春官·冯相氏》记其“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保章氏》记其“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大戴礼》谓明堂为天法，《盛德篇》。《礼明堂阴阳录》曰：“阴阳者王者所以应天。”引见《牛弘传》及《御览》。此段及下引蔡邕之语，均出自惠栋《明堂大道录三》“明堂天法”条，惠氏所标出处同此。检《隋书·牛弘传》所引《明堂阴阳录》实无此句，乃出自《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三《仪礼部十二》所引《礼记·明堂阴阳录》。蔡邕亦谓：“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上通天象，故十二宫象日辰。”《明堂月令论》。《蔡中郎集·明堂月令论》原文曰：“《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是以观象授时本明堂之大典，阴阳家学本礼，有明验矣。刘师培《典礼考》曰：“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考之《周礼》，冯相氏掌辨四时之序，保章氏掌观天星，以十有二岁之象观天地之妖祥，以辨吉凶，而大宗伯所掌凶礼有丧礼、荒礼、弔礼、禬礼、卹礼诸仪，盖保章氏所辨之凶，即宗伯所掌之凶礼也。则阴阳家所言之礼，乃五礼中之凶礼矣。”

名家出于礼官，《周官》大小宗伯之职也。《汉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之所以将名家对应于《周礼》大宗伯、小宗伯，刘师培《典礼考》曰：“名家出于礼官，而宗伯以九仪之名正邦国之位，辨其名物。《左氏·成二年传》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荀子·正名》篇亦曰：‘文名从礼。’而孔子推不正名之弊至于礼乐不兴。盖名家之综核名实，即礼家之彰疑别微。”法家出于理官，大小司寇之职也。《汉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司马迁曰：“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自叙》。陈宠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后汉书·本传》。陈宠之语又可见于《晋书·刑法志》。故刘氏谓其辅礼制。刘师培《典礼考》曰：“法家出于理官，然戴东原、阮芸台、凌次仲皆以古人所谓理即指礼，言又《周礼》宗伯属官，厥有内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又掌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诏政治，则古代之法令悉该于典礼之中，故德刑与礼义并言。”《通谊》将法家对应于《周礼》大司寇、小司寇，与刘师培对应于内史不同，但又引东汉陈宠之语证刘氏之说。则名家、法家学出于礼，有明验矣。

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周官》巫祝之职也。《汉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蔡邕曰“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堂则曰明堂，异名同实，其实一也。”《明堂月令论》。《吕览》言：“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当染》。则墨家出于礼之明验也。刘师培《典礼考》曰：“墨家出于清庙之官，考之周邦，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而祭天、祭地、享先王，皆该于吉礼之中，而墨子亦敬天明鬼，其学术出古祝宗，则墨家所言之礼，乃五礼中之吉礼矣。”

盖诸子出于王官者，其学即莫不原于典礼，故曰：诸子，礼教之支与流裔也。以上分别论证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法家、墨家与周代王官之学的关系，诸子均由实践、研习西周礼制分化而出。然《汉志》、刘师培《典礼考》和陈先生《通谊》在将诸子坐实于《周礼》某职官，及其内在脉络的推论上颇有一些差异。

且皇古之世，学术半创于巫史。《世本·作篇》曰：“巫咸作筮，巫彭作医，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沮诵、苍颉作书，史皇作图，隶首作数。”考宋衷注，容成、大挠、沮诵、苍颉、史皇、隶首并黄帝史臣。《世本》今已佚，《通谊》所列当据各种文献引用辑佚而成。考《周礼·春官·龟人》郑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世本》曰：“巫彭作医。”《书·舜典》孔颖达正义引《世本》云：“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广韵·九鱼》“书”字下引《世本》曰：“沮诵、苍颉作书。”《文选》卷五十七谢希逸《宋孝武宣贵妃诔》李善注引《世本》：“史皇作图。”《文选》卷二张平子《西京赋》李善注引《世本》：“隶首作数。”另据茆泮林辑本《世本》，有各类文献引宋衷注：“容成，黄帝史官。”“大挠，黄帝史官。”“苍颉、沮诵，黄帝史官。”“史皇，黄帝臣也。”“隶首，黄帝史也。”《史记索隐》又引《系本》曰：“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伶伦造律吕。”其为史臣与否，无所考征。《史记·历书》索隐引《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以容成综此六术而造调律推之，当并属史官，足征尚古以巫史备一代述作之选。李泽厚《说巫史传统》指出：“一方面，‘史’即是‘巫’，是‘巫’的承续”，“另方面，‘史’又毕竟是‘巫’的理性化的新形态和新阶段”。而巫史并典礼之官也，何以明之？《国语》观射父对楚昭王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叙，不相乱也。……及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通天。”《楚语下》。《国语·楚语》观射父对昭王这一段话，是绝地天通的经典史料，最后四字《国语》作“绝地天通”。《通谊》省引其文，对其略去文字处均已标省略号。此古者巫史职掌邦礼之明证也。至有虞氏建秩宗，殷人承之，遂有大宗之设，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等职属焉。《曲礼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注：“此盖殷时制，周则大宰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为春官，大史以下属焉，大士以神仕者。”周建春官宗伯，而大卜、大祝、司巫、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并属焉。《周礼·春官宗伯》叙曰：“惟王建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诸祝卜、巫礼、祭祀之官皆属春官。盖唐虞以前，礼学掌于巫史，殷周而后，巫史皆属礼官，故凡百学术，无一不出于礼教也。《记》言“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集先圣之大成，创千古之典制。《明堂位》。《礼记·明堂位》原文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自周公制礼作乐，确定西周制度之基本架构，由巫到礼的转变由此制度化。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延续了这一观点：“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人事的巫术礼仪，全面理想化和体制化，以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故礼学为道术之根荄，群言之郛廓，六经、诸子莫不由此滋生萌蘖。

章学诚不明乎此，妄有“六经皆史”之论，《文史通义·易教上》。陈先生所倡“六经皆礼”，实际上根源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两者的内核基本一致。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曰：“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通谊》上述论证与此同辙。龚巩祚更谓“六经为周史之大宗，诸子为周史之支蘗小宗”。《古史钩沈论》。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原文曰：“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不寤史本记事之称，《说文》。于文从又，持中，象手执简形。吴氏《说文古籀补》曰：“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古文中作无作中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即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即执册之象也。周官六官之属，并著史十有二人。《冬官》今佚，亦应有史。郑氏《天官》注云：“史，掌书者。”又小宰职八职，“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是史为记录之职，非竹帛之称可断言矣。若谓六经掌于史官，应得史称，不知《春秋》《尚书》掌于大史、内史，而《诗》《易》则分掌于大师、大卜，《乐》掌于司乐，《礼》掌于宗伯，各有当官，非必史官之专守，史氏所掌，当属其贰。则不得并名为史。即以《春秋》《尚书》论之，《管子》言《春秋》之记，《法法》篇。《墨子》引燕之《春秋》、宋之《春秋》，《明鬼下》。又言“吾见百国春秋”，《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国语》申叔时言“教太子箴以《春秋》”，《楚语》。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晋语》。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及百二十国宝书，通名《春秋》，无有名之为史者也。庄周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左传》载狼瞫言称《周志》，《文二年传》。《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郑司农云：“志，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是。”又“外史掌四方之志”，后郑曰：“志，记也。”是《春秋》可以言志，未尝名史，鲁《论》记孔子两言史，并属官言。“吾犹及史之阙文”，《集解》引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正谊》曰：“史，掌书之官，又文胜质则史。”包曰：“史者文多质少。”《正谊》曰：“言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是并指史官言。《孟子》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谊则丘窃取。”以史与齐桓、晋文、孔丘对言，亦言其人、非言其书也明矣。司马迁因《春秋》或称为《志》，志者，记也，遂有《秦记》《牒记》《史记》之称。《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秦记》《史记》云者，秦人所记，史氏所记，犹先王之志，四方之志已耳。汉人或直称《春秋》为史，《公羊》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传云：《春秋》之信史也。尚未有通名六经为《史记》者。古人就书志体制言，谓之曰典、曰册，《说文》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典从册在丌上，象尊阁之也。册，段作策，《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析之为简，《汉志》：《尚书·酒诰》《召诰》皆有脱简。服虔注：《左传》一简八字。凡是皆以竹制者也。以木为之者，谓之为版，为方。《论衡·量知》篇云：断木为椠，之为板。《周官·硩蔟氏》注：“方，板也。”字当作匚。版之大者谓之业。《释器》：“大板谓之业。”是皆别其体制也。就其用言之，则名之曰经，曰文，曰礼。《庄子·天运》：“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干七十二君。”鲁《论》“则以学文”疏谓古之遗文则六经是也。六经名礼，说见前。汉人谓之六艺。《史记·封禅书》、《孔子世家》、《儒林》《滑稽》两传并称六经为六艺。《汉书》多沿其号，此汉儒之说。《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则指礼、乐、射、御、书、数言。从未有以史名六经者。《汉志》小学家有《史籀》十五篇，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小说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并以其书为史氏所著，非直称其书为史。至《史记》百三十篇，著录春秋家，原名《太史公书》，亦非以史为号。更未有别史于六经之外者。《七略》以《春秋》《尚书》属六艺，仍以为经，未尝别史于经以外。自荀勖因《中经》更著《四部》，六艺与《史记》分门，王俭作《七志》，遂有经典与《史记》之目，阮孝绪《七录》更判经典、纪传为二科，唐人承之，遂定经、史、子、集之名。至是子、史始以附庸，蔚成大国，而古之学术原于礼之迹，遂不可复见。然刘氏《史通》别诸史为六家，曰《尚书》家、曰《春秋》家，亦仅以六经中之《尚书》《春秋》为史而已。

“六经皆史”之说，发自王守仁，《传习录》曰：五经皆史。王阳明《传习录·上》原文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栖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章学诚申其说，龚巩祚更畅言之，谓“任照之史为道家祖，任天之史为农家祖，任约剂之史为法家祖，任名之史为名家祖，任文之史为杂家祖，任讳恶之史为阴阳家祖，任喻之史为从横家祖，任本之史为墨家祖，任教之史为小说家祖”。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原文曰：“老于祸福，熟于成败，絜万事之盈虚，窥至人之无竞，名曰任照之史，宜为道家祖。综于天时，明于大政，考夏时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为农家祖。左执绳墨，右执规矩，笃信谦守，以待弹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诸侯骄上，名曰任约剂之史，宜为法家祖。博观群言，既迹其所终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讥，不受诸侯蹈觝，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为名家祖。胪引群术，爱古聚道，谦让不敢删定，整齐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为杂家祖。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不辞矫诬之刑，史之任讳恶者，于材最为下也，宜为阴阳家祖。近文章，妙语言，割荣以任简，养怒以积辨，名曰任喻之史，宜为纵横家祖。抱大禹之训，矫周文之偏，守而不战，俭而不夺人，名曰任本之史，宜为墨家祖。五庙以观怪，地天以观通，六合之际，无所不储，谓之任教之史，宜为小说家祖。”龚氏的这一段推论，确实偏于主观认识，而缺乏实证。语半无征，将焉取信。且隶六经、百家语于史纪之下，本末倒置，凿枘强容，此目录学者之謏闻浅见，不足以窥古人载籍之大体者也。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非“经、史、子、集”意义上的“史”，而是指西周的政教典章，《校雠通义》卷三所言最为清晰：“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习业，故尊奉而称经。”从这个意义上说，陈锺凡拨正之曰“六经皆礼”，在概念的清晰度上无疑是大幅提升了。今推寻本氐，反大辂于椎轮，穷层冰于积水，以六经皆礼，诸子皆礼教之支与流裔之言，以正两家之谬。述原始竟。

2007年底录文，2013年8月校证

2021年8月义疏于清华人文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