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选题的缘起和问题的提出

我在2004年年底着手博士论文选题时，最终确定以“清末的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涉及清末的各种语言变革实践，如“切音字运动”“白话小说”“白话教科书”“白话报刊”“演说文”。清末的白话报刊首次进入我的研究视野。由于这样一个机缘，使我有机会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查阅了一些清末的白话报刊，初次对清末白话报刊集中阅读，加上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确实改变了我对现代文学起源的既有粗浅认识。王德威说：

有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近年已屡屡被提出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尤其引起众多思辨。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是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传统解释新文学的“起源”，多以五四为依归；胡适、鲁迅、钱玄同等诸君子的努力，也被赋予开山宗师的地位。相对的，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文艺动荡，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过渡意义，大于一切。但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1)

在这一启发之下，我给自己拟订计划，待查阅相关清末的白话报刊后，再开始论文的写作。但这个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才知道它的重重困难：一是清末的白话报，数量之多，在短时间内无法读完；二是这些仅存的白话报，在当时的查阅难度之大，超乎我的想象。于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对清末白话报的研究，只能浅尝辄止。但我对“清末白话报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一直牵挂于心。尤其是当我得知作为文学革命的发起人陈独秀和胡适，都有在清末参与创办白话报的经历时，引起我对其他清末白话报人与文学革命关系的诸多猜想。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多都注重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渊源，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新新学社，1935年）、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上海亚细亚书局，1936年）、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河南前锋报社，1944年）。尤其是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新文学的“背景”一章第七节“白话文运动”里专门讲到“白话书报运动”这个问题，说明作为文学革命的亲历者，对清末的白话报与新文学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体认。并不擅长文学史的姚雪垠，在1980年代，也对解放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忽略清末白话报与新文学的关系，深表遗憾，他说：

我国的读书界并非求知欲浅薄，而是七七事变后出版书籍较困难，解放后出版书籍过于讲求政治功利主义，范围太窄，前后加起来就是四十年了。以片面强调政治功利主义说，短期看不出这一出版方针的缺点，长远看即显出它的缺点不少。它使解放后成长的一代人知识领域狭窄，看问题容易犯片面性，不利于研究现代文学史。当然，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有同样现象。这和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过分强调实用主义是同样一个指导思想，今已证明是后果不佳。

解放后写的现代文学史很少对“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给予充分论述，私心常以为憾。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第一册前边，也未重视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立专章论述清末的风气变化和一些起过重要间接作用的前驱者。梁任公、黄遵宪等人的新运动（新小说运动和所谓“诗界革命”）已经在动摇着旧文学的阵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替“五四”新文学运动准备条件。至于清末的翻译西方文学和各地出现的白话小报，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这是大家都比较重视的，现代文学史的前边也应有一定的篇幅论述。(2)

为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代文学史，对包括清末白话文运动在内的清末文学改良运动，语焉不详，浅尝辄止？清末的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究竟如何？

带着这些疑问，从2006年完成博士论文，到2008年去华东师范大学进博士后流动站，我一直都在思考清末的白话报和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并且对文学革命的另一健将钱玄同，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中的活动，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发表了《钱玄同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的活动》和《钱玄同的文学革命之路》两篇论文。

我到华东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本想利用上海所具有的文献资源条件，全面翻检一下清末的白话报刊。但因为受各种条件所限，尤其是查找文献的困难，我最终仅仅选择以陈独秀和胡适分别所办《安徽俗话报》和《竞业旬报》为研究对象，并旁及少量的其他白话报刊。经过两年匆匆的研究，我最终提交了以《清末的白话报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以〈安徽俗话报〉和〈竞业旬报〉为例》的研究报告。

但我的这份研究报告，仍是浅尝辄止。首先是因研究范围的狭小，不足以说明、证实更多的问题；其次是我理论素养的欠缺和视野的狭隘，使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分析和论述，并不能有所深入和突破。于是，在2013年，我以《清末的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为题，申报了当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以继续我对此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