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一道山谷

我的人生故事是由三道“山谷”构成的。圣费尔南多谷是我的起点，硅谷是终点，中间的几十年，是我为自己掘下的深谷。

我在恩西诺长大，这是圣费尔南多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而圣费尔南多谷则是大洛杉矶地区最没个性的地方。我曾经很喜欢恩西诺，明白过来之后就非常讨厌那儿了。我们在山的这一边，但所有的繁华都在山那边。

我的父亲戴维·奥维茨成长于大萧条时期，他的父母都是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父亲没上过大学。我的母亲西尔维娅也是第二代美国移民。婚后，父亲在施格兰酒业公司当上了推销员，向芝加哥地区的酒行做批发生意。1946年，我在芝加哥出生。随着本地烈酒市场趋于饱和，公司鼓励销售人员迁往正在蓬勃发展的洛杉矶。我5岁那年，我的弟弟马克还在襁褓中，我的父母用我家位于三层的无电梯公寓换了恩西诺一套价值3 000美元的联排房。

我的父亲是个可爱、勤奋又认真的人，特别擅长和人打交道。他把施格兰公司那些外箱破损的波旁威士忌、杜松子酒和伏特加放进车库，用一条毯子盖住，然后把这些酒一瓶瓶分给本地的警察、水管工、洗衣工——人人有份，并因此换来了超优质的服务和无尽的友谊。但即使他周末都不休息，到圣莫尼卡去推销庭院家具，一周最多也只能赚到400美元。他从这笔钱里拿出50美元给我母亲，作为一家四口的生活开销，而她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家唯一的奢侈就是周日晚上一起到外面吃饭，通常都是去一家名叫“萨摩亚之家”的粤菜馆。去“烟熏房”餐厅的时候，我们会穿起正装，每次父亲都会让我们赶在早鸟优惠时段进去。我上大学之前从没在晚上6点之后进过餐厅。

我父亲的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酒行。“你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反复对我强调，“给别人打工没好处。”我记得他指着一家酒行里摆放的施格兰七号威士忌——那瓶酒被摆在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是最佳的位置。“货架上的位置才是显示实力的地方，”他会说，“要想在货架上占到好位置，你就得足够强大。”但是，他最卑微的梦想都是遥不可及的：一张酒类经营执照的价格是2.5万美元。他对这张执照的渴望不亚于对文图拉大道上凯迪拉克橱窗里那些体格庞大的弗利特伍德汽车的渴望。我父亲不是个肤浅的人，但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我母亲的叔叔萨姆总是买得起华丽的最新款弗利特伍德汽车。萨姆经营着两家韦斯特伍德饭店，那是他和九个兄弟姐妹共同的产业，但他的日子过得似乎比其他人都好。他让我父亲感到相形见绌。

我们家最隆重的周末活动就是开车5个小时到拉斯韦加斯，入住金沙酒店35美元一晚的房间，然后去看秀。广告牌上写着鼠帮乐队的名字，而且你可能会在赌桌旁看到穿着礼服的辛纳特拉。“看看这个地方，”我爸爸会说，“我们交入场费了吗？”我会摇摇头。“看到那些端着免费酒水走来走去的女孩了吗？那些酒是赌场花钱从施格兰买的。你觉得赌场靠什么赚钱？”然后他会冲着轮盘和双骰子赌桌旁边围着的人群扬扬下巴：“都是从那些蠢货身上赚来的，迈克尔。一百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个能赢钱。”偶尔一两次，为了证明他是对的，他会让我看他玩几把21点。他会输点儿钱，然后就不玩了。“你只要记住一点，”他说，“赢的永远是庄家。”

我牢记这个教诲，至少在赌博这件事上是这样。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都是家里不服管的那个。因为虽然我爱我的父亲，但我不喜欢他故步自封的人生。像许多在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样，他害怕冒险。我的外祖母萨拉是个讲话很直接的寡妇，曾经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她总是在我母亲有怨气的时候火上浇油地告诉她：“你本来可以过得更好的。”母亲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但是她发起脾气来就像是萨拉的模糊影印版，爱吵架和爱挑剔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没有外祖母那么强势。外祖母会让我坐在她的腿上，跟她一起看《我们的日子》，她还会护着我，不让我挨打。她很关注我，似乎觉得我很特别——她就像是我的第二个母亲。当她跟我说“你会比你父亲更有出息”的时候，我的心里矛盾极了。

在某些周日的下午，父亲、外祖母和我会到萨姆叔叔经营的一家韦斯特伍德饭店的礼堂，和其他亲戚一起听他汇报家族资产的最新情况。其实他不过是想借这些场合来展示他的聪慧并接受大家的夸赞罢了。他是个冷漠的、拒人千里的人，对别人颐指气使，喜欢别人求他，然后才施与恩惠。我们站在最后面——我想这是因为我父亲压根儿不想出现在那儿。外祖母会指着萨姆对我父亲小声耳语：“你为什么不能像人家那样？你为什么不能开一家饭店？”她一直在残忍地刺激他。而且，就像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中，马尔科姆·麦克道尔饰演的角色被迫观看暴力场面一样，我只能目睹这一切。

外祖母一直在将这种恶毒灌输给我，直到我14岁那年，父亲终于把她赶出家门。但那时她的咒语已经开始在我身上起效——“在美国，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这是新移民们的信条，而她的版本更加黑暗。我没有尝试去效仿我善良而充满爱心的父亲，相反，我会变成外祖母期望的那种人。为了成功，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当然，她情绪抑郁，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无法自拔，于是我会采取非常手段，以报答她对我寄予的信心，从而拯救她。在之后的人生里，我会加倍照顾那些看起来生病或者迷失的人。但是，外祖母在离开我们家的时候，也把我性格中富有感情和能给人带来希望的部分都带走了。

9岁那年，我开始送报纸，骑着我的施文牌自行车按照固定线路在附近的街区穿梭。后来，我要求再多送一条线路，那几乎占去了我所有的闲暇。但我的内心深处感到自由自在。小时候的我会用“汽油是液体，怎么会爆炸呢？”这类问题把我父亲和老师们逼疯。四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巴尔博亚大道一家芭斯罗缤冰激凌店附近的人行道路面上发现一个正在融化的柠檬奶冻冰激凌球。那坨冰激凌很快就化成了一摊底料，我就给我的小跟屁虫马克解释说：“这是冰激凌——但又不是冰激凌。”我回到家，在百科全书里查阅了冰激凌的词条，然后到科内特一角钱商店买了一台4美元的机器做了一些冰激凌。难吃极了。但我的脑瓜儿就是这样转的：先观察，再分析，然后用反向工程把它做出来。

我在上小学时比班上的同学们都矮一头，而且好奇心强到讨人厌，所以总是挨欺负。我们还住在芝加哥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在我们家住宅楼的楼道里救下了正在被大孩子们欺负的我，但是课间休息和放学后那最可怕的几个小时里他不在，那会儿外边的孩子可以随便来欺负人。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那种畏缩、怯懦、希望趁人不注意溜掉的感觉让我极为痛恨，难以忍受。

虽然我的老师们从未特别关注或者鼓励过我，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突出。我把能读的书都读了，但我最喜欢读的还是安德鲁·卡内基、温斯顿·丘吉尔、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等成功人士的传记。我还画了好多图纸，做了好多模型。我不是个有天赋的绘图员或建筑师，但我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制作船和飞机的模型，满足自己指挥小型舰队和飞行中队的梦想。做完一个战斗机模型之后，我会很快把它的未来版本画出来，并且设想下一款会是什么样子。独自在房间的时候，我会窝在角落里憧憬着60年代将要带来的一切。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总是让我着迷。

————

9岁那年，我发现了电影。距离我家四个街区的地方，在一道有保安岗哨的上锁的铁丝网后面，有一个神秘的地方——霍华德·休斯拥有的制片厂雷电华影业的外景片场。第一次逃过看守，从铁丝网的一个破洞钻进去时，我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成堆的照明设备、摄影机、麦克风和电缆，一排排各式建筑物的假立面，从古老的西部小镇到闪闪发亮的城市街道。好几百个演员装扮成不同的角色：牛仔、印第安人、警察、太空人。还有好几百个穿着便服的人在盯着摄影机的镜头或者布置灯光，还有人在敲敲打打，拖拖拽拽，四处乱跑，直到一位导演大喊一声“开始”，奇幻的场景便逐渐成形。我最开始看的影片是质量低劣的“丛林女王”（Queen of the Jungle）系列，但我还是被迷住了。

我的父母拼命想让我当医生，但电影却成了我的痴迷之物。我尽量不错过任何一部新上映的电影，而且开始从创意和要义等多方面学习电影行业的知识。读高中时，我就订阅了《视相》周刊。我很喜欢雷电华影业出品的西部片《要塞风云》，它讲述了在一支骑兵队里，约翰·韦恩饰演的优秀领导者推翻了亨利·方达饰演的昏庸首领的故事。我沉迷于建造堡垒，并推崇斯巴达方阵的理念——在方阵中，你的最大力量取决于你左边的战友。在一部西部电影的一场兵变戏中，埃罗尔·弗林在土地上画下一条线，然后说出的那句台词“你不支持我就等于反对我”也让我印象深刻。这种措辞方式——你不加入就等于退出——成了我的口头禅。这个句式让我此后获益匪浅，但它也对我造成了同等程度的伤害，因为这么说就等于不允许有任何灰色地带。而实际上，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处于灰色地带的。

13岁那年，我被《商海情深》深深折服。这部在其他方面都很平庸的电影讲述了住着酒店顶层豪华公寓的商人卡什坐着私人飞机到处收购濒临倒闭的公司并转手加价卖出的故事，詹姆斯·加纳饰演的卡什这样解释自己：“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俗人，我就喜欢赚钱。”作为一名谈判高手，他的立场就是：“你要是不愿接受我非常慷慨的出价，那就回家自己抹脖子吧。”私募股权的概念当时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但卡什计划把自己的公司整合为一个大型集团，并且与一群专业合伙人合作将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让我感到震惊。此外，他认为“生活远远不只是做生意”的观点也让我深受触动。我可以像卡什一样在经营全世界的同时仍然像我父亲一样晚上6点下班回家，享受家庭生活。他就像萨姆叔叔的理想版本：拥有所有优点，没留下一个缺点。

————

作为波尔托拉初级中学九年级的学生，我在竞选班级历史课代表时落败了。输掉这场极其微不足道的竞争让我好几个月都沮丧不已。我本来可以像一名政客那样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偃旗息鼓，但正相反，我发誓再也不让这种羞耻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分析了自己失利的原因，并且意识到我缺乏群众基础。除了那些徘徊在图书馆里的书呆子和溜进雷电华的混混，我需要广交人脉。

第二年，我在凡奈斯的伯明翰高中就读，这所学校有3 500名学生，我把自己的分析结果付诸实践。我和国际象棋队队员、橄榄球运动员、辩论社成员交上了朋友，还加入了五六个学生社团，在诸多小圈子中建立了稳固的支持者群体。这事现在看起来很滑稽，但在当时我可没有半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在别人眼里，我肯定是个急于求成、四处拍马屁的小孩，但我这个急于求成、四处拍马屁的小孩效率很高！我竞选了十年级学生会主席，并且获胜了。第二年，我参加了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由于我们的学校太大了，我不得不在三场不同的集会上发表我的竞选演说。起身发言时，我发现自己站在那里非常自信舒适。我看着人们的眼睛，伸手指向他们，动员他们，并说：“你能做到！你也能！我们可以同心协力，让学校变得更好！”我把选举变成与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并且轻松胜出。每次胜利都让我更加沉迷于胜利。

我赢得那次选举之后，父亲告诉我：“如果你想让别人把你当成国王对待，你就必须表现得像个国王。”我开始穿着杰西潘尼的西装参加学生会的会议。我开展了一个邀请嘉宾来演讲的项目，并发起了一场清洁校园的运动，如果当天的校园环境足够干净，我们就都能提前15分钟放学。在一腔热忱中，我完全没注意到学生会主席迈克·麦克科纳希已经开始介意我抢他风头的种种迹象。然而同一年，我参加了学生会主席的竞选，目标就是接替迈克，这下他肯定更加不满了。我竞选演说的结束语是：“我宁愿当一个做实事并接受批评的主席，也不愿做一个无所作为且不接受批评的主席。”我再次获胜了。

当时我在家附近的“小猪商店”（Piggly Wiggly）连锁超市当搬运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从下午4点到午夜12点，我想存钱买汽车，交大学的学费，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学生会主席的职位让我自动加入了恩西诺地区的扶轮社，所以我每月都和扶轮社其他成员开一次会，这些成员都是事业成功的汽车经销商和保险经纪人。他们并不比我父亲更聪明或更勤奋，但是他们有一样我父亲缺少的东西：大学学位。学位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可以选择，也让他们成为当地权力架构的中坚力量。然而，我不想只成为地方权力的一分子而已。

离我家8英里的地方，穿过塞普尔韦达山道，就是比弗利山的豪宅区。全家开车前往韦斯特伍德聚餐的路上，我会一直盯着那些豪宅看。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路上要花90分钟。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讨厌圣费尔南多谷的，那里缺少博物馆、学院和文化中心等一切能够真正刺激我头脑的场所。圣费尔南多谷的当地人是胳膊夹着橄榄球长大的。我真希望自己在纽约长大，那儿的人胳膊夹的是报纸。洛杉矶的西部似乎是和纽约最相似的区域。虽然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萨姆叔叔开的饭店就在那边。我想住在那边。

这种对周围环境的怨恨，这种仿佛落错了巢的布谷鸟蛋的感觉，在我开始工作之后越发强烈。我总感觉自己比周围的人低一等，但同时也比他们高一筹。我不像他们那样有文化、有创造力，但是我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聪明，也更努力。我的不安全感和野心共同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

1965年，在我高中毕业前1个月，我真正向往的工作有了消息。美国音乐公司（the Music Corporation of America），也就是MCA，要恢复停滞了30年的环球影城片场游览项目。他们要招聘十位年轻导游，五男五女。

在恩西诺的文图拉大道北段，所有人的房子都跟我家的差不多。在那条路的南段则都是价值5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当地人的聚集点是镇上由我父亲管理的一个棒球小联盟。通过棒球，他认识了一个住在南段的家长，他叫赫布·斯坦伯格，是美国音乐公司的宣传主管，他答应帮我推荐。我的简历很厉害，但赫布的推荐也帮了大忙。那是我在这个行业里学到的第一课：人脉很重要。我是美国音乐公司聘用的唯一一个高中生。

我们的入职培训从5月开始，为期4周，每晚上课。6月，制片厂把我们派到片场的30多个不同部门去轮岗，包括化妆、造型、布景设计、道具、服装、电工等。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收到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说会有一些穿着黄白相间泡泡纱夹克的年轻人出现。其余的就全看我们自己了。

其他导游的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6点，但我每天早上7点就到，一直待到晚上9点才离开。环球影业拥有全美设施最完备成熟的拍摄片场，我把400英亩的场地从头到尾走了个遍。我反复阅读我的片场导览指南并画了重点，就像在准备期末考试一样，我把想要向制片人和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列成清单，并且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们的回答。每次问答结束后，我都会找时间再回去考察一番。我可以在全世界最繁忙的影视片场自由来去——还有人给我开工资！

我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围着那些搭景、拆景或者为下一个镜头布光的工作人员转来转去。我会把脑子里冒出来的所有傻问题都向制作经理提出来。“你们为什么现在就安排午餐休息，这才上午10点啊？”事实证明，午餐时间也是精心计算过的。如果能够赶在收工时间之前多拍一条，那么取消午餐休息并按照工会的规定支付误餐费也是值得的，因为过了收工时间还在继续工作就算加班（工会会员的加班费是1.5倍时薪）。而如果连加班时间都超过了，也就是说实际工作的时间比规定的16个小时还长，剧组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一个他们翘首以盼的光荣境界——“黄金时间”，因为此时你每小时拿到的加班费是全天的工资。

我在环球影业了解到绚丽精彩的电影是如何从错综复杂的日常琐事中诞生的，那个过程至今仍然让我着迷。我甚至星期日都会去，因为可以在空无一人的片场尽情徜徉。我走过了《德古拉》的城堡、《风的传人》的法庭、《西线无战事》的战场和《惊魂记》的贝茨旅馆。有一次，我在一个标着“热景”（hot set）的电视剧片场弄乱了一些道具，“热景”的意思是正处在拍摄期的置景。第二天，导演把我大骂一顿。我说：“你批评得百分之百正确——我是新人。我很抱歉，这种事以后绝对不会再有！”我对自己的所有行为都会反思，也从未两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对游客来说，片场游览的重点是坐在糖果条纹的华丽电动车里四处转的那两个小时。我坐在车头，戴着麦克风，口若悬河地讲解。当我们经过热门情景喜剧《反斗小宝贝》中的白色房子时，人们发出“哇”和“啊”的惊呼。随后我会告诉他们角色的背景故事和节目的制作过程。我可能会停下车，打开剧中主角“小宝贝”克利弗家的大门，展示空无一物的内部（大多数游客会感到失落）。我会讲一些关于环球影业的老电影，比如《歌剧魅影》的奇闻趣事。

外景片场区域由美国音乐公司副总裁阿尔·多斯金德负责，他会在供演员休息的小屋门口刻上演员的名字，想以此重现电影业的黄金时代。如果说在某扇门上看到“拉娜·特纳”会让游客们惊喜，那么亲眼看到一位电影明星则会让他们发疯。我追逐过加里·格兰特、詹姆斯·史都华和李·J .科布，但他们都溜得很快。但我幸运地遇到过年轻的迈克尔·凯恩，当时他正在拍摄《伊普克雷斯档案》。迈克尔不愿意坐公司提供的高尔夫球车，而是喜欢走路来片场或者去小卖部。我会让司机稍等一下，然后大喊：“迈克尔，来和你的影迷们打个招呼吧！”接着我就会讲一讲迈克尔出色的职业生涯，最后还会很不好意思地请他给大家签几个名。

我是个优秀的导游，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产品。18岁时，我已经记取了一条成功的基本规则：热爱你的工作。（有太多的人在和他们的工作进行斗争，并且永远不可能获胜。）主管们选我去为每周一次的重要访客参观团担任导游，我们乘坐的是只有1节车厢的豪华游览车。这项服务是美国音乐公司传奇般的首席执行官卢·沃瑟曼为朋友和亲信们设立的——让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是，未来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还要多次与卢打交道。他会成就我的事业，而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毁掉他的事业。

我们这些在圣费尔南多谷长大的小孩就像纽约的男孩追随扬基棒球队那样追踪着各大电影公司的消息。我感兴趣的不是明星，而是电影的制作过程，以及幕后那些真正肩负责任的人。我很喜欢《弗兰克·卡普拉：片名前的名字》那本书，里面讲到了这位著名导演如何把他的编剧们带到棕榈泉一起工作了10个星期，直到他们写出一部能拍的剧本。和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在棕榈泉喝着薄荷茱莉普鸡尾酒搞艺术的想法很吸引我。我还喜欢读欧文·萨尔伯格的故事，人称“神童”的他26岁就当上了米高梅影业制作部负责人。这让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在电影界施展拳脚。

创立当代电影行业的那些满口脏话的大亨个个都很迷人：哈里·科恩、路易·B. 迈耶、杰克·华纳、威廉·福克斯。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卢·沃瑟曼，不光是因为我在他的公司工作，也是因为他的想法最有远见。我滚动着缩微胶片的卷轴，从旧报纸里查找关于他的报道，然后了解到，卢是民主党的王牌筹款人，在演艺界拥有无与伦比的势力。（为了对冲风险，他让美国音乐公司的一位高级主管去帮共和党筹款。）有人说他和黑手党过从甚密，卢也从未否认过这种关联——说到底，他喜欢别人惧怕他。这对生意有好处。

他是做艺人经纪入行的。20世纪30年代末从芝加哥移居洛杉矶之后，卢创立了全城最重要的艺人经纪公司。他的规矩很简单：照顾好客户，着装要得体，不透露任何有关美国音乐公司的信息，做足准备工作，不回完所有电话绝不离开办公室。他坚持穿深色西装、白色衬衫，系深蓝色或深灰色领带；每天下班前，他都会把员工们摊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全部扫进废纸篓。他的信条是：“桌面凌乱则头脑混乱。”我作为导游见过一次卢的办公室，他的桌面上只有一部电话、一台时钟和一套漂亮的办公用品，连一小片有可能泄密的纸屑都没有。

他给艺人经纪行业带来了权力与尊重——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如此。1950年，美国音乐公司在西部电影《百战宝枪》的项目中坚持为詹姆斯·史都华争取到了净利润的一半作为酬金，并由此改写了行业规则。在此之前也有类似的后端分成交易，但在这么卖座的大片上还是头一次。《百战宝枪》成为一个历史时刻。通过利用电影明星垄断市场，卢把起决定作用的杠杆偏向了艺人及其经纪人一方，并促成片场旧规则的终结。之后，他买下了派拉蒙影业的老电影片库，虽然当时人们都觉得这个片库一分钱都不值。美国音乐公司长袖善舞，打包策划了大量电视节目，并承担了高达75%的节目制作成本。公司的业务范围广泛到获得了“八爪鱼”这个外号。

1962年，美国音乐公司收购环球影业之后，美国司法部（由卢的朋友罗伯特·肯尼迪担任部长）以违犯反垄断法为由，对该公司提起诉讼。卢完全可以把他的经纪公司完整地卖给下一代管理者经营，就像我们之后处理CAA那样。但相反，他以肯尼迪的威胁为借口将公司拆分，并把他最得力的经纪人分散到12家小而精的公司中。卖家们被分割成若干互相对立的小机构，它们的势力也随之消解——太棒了！

卢来到外景片场就如同皇室到访一样。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五月百货公司的老板莫特·梅一起参加了我服务的重要访客游览行程。穿着深色西服、戴着大眼镜的卢看上去更加高大威严。他严肃地看着我，问道：“这次游览你的感觉怎么样？喜欢吗？”

“每一秒都喜欢！”我说。之后20年，我们没再交谈过，直到为了罗伯特·泽米吉斯的导演合约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我从来没有提醒过卢，他是我进入演艺行业的引路人，不过或许我应该告诉他，不为别的，就为了气死他。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的第一年，我每周末都到环球影业打工。因为我要赚钱供自己读完心理学专业，所以我必须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工作。第二年6月，游览项目真正开始有了起色，我也回去做起了全职员工。环球影业增添了游乐项目和优惠措施，还盖了一座大楼用于特技和化妆展示。电瓶车游览结束后，游客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别的地方逛逛——那里就像一个微型的迪士尼乐园。我申请了额外的工时。

我的直属上司是助理运营经理汤姆·森特。汤姆30岁左右，年龄比我大，但我们整天都在谈论电影。第二年入夏几周后，他辞职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去创建周末游览项目，并让我跟他一起去。新的工作是全年制的，而且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更近，所以我从环球影业辞职，和他一起去了。19岁的我在福克斯每周能赚差不多600美元——比我父亲赚得还多。福克斯公司的外景片场太小，没法儿开电瓶车，于是我们临时安排了步行游览，带游客参观了几个影棚。从达拉斯、费城来的影迷没有多少人见识过光影魔术背后的基础设施——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从圣费尔南多谷来的影迷也一样没见识过。他们就像当年初探雷电华的我一样瞠目结舌。

我们在福克斯的项目开始几周之后，汤姆加入了艺术指导工会。“我要离职了，”他说，“我推荐了你来接替我。”让我惊讶的是，我竟然得到了这份工作。我雇了我的大学室友给我当副手，从兄弟会里招了十几名导游。我们还从姐妹会找来20个漂亮姑娘做招待。

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到秋天，我每周要工作60个小时，同时继续着全日制的学业。如果中午要上课，我就会跳进我那辆1965年的野马轿车，飞驰10分钟到学校，1个小时后再赶回来。我把车停在福克斯公司停车场的角落，换下当时大学生的标准装束——牛仔裤和白色的杰西潘尼T恤衫，换回商务套装。我的老板们从来不知道。在学校里，我是一个绝对的自由派，还给同学们提供过如何逃避兵役的咨询；在工作中，我是你能找到的最佳组织者。

我的商业创新初体验是尝试联系了灰线旅游公司（Gray Line），该公司把参观环球影业列为大巴旅行团的固定项目。对美国音乐公司来说，这是一笔好买卖，因为这相当于灰线批量买走了环球影业的门票。但是我把我们的门票价格砍到环球影业的一半，于是灰线同意把一些周末的大巴游客转到我们这儿来。我会给比较大的旅游团更多折扣，游客们还可以选择在福克斯的小卖部吃午餐。不到一个月，由于反馈极佳，灰线决定把全部的周末大巴旅游客源都转到福克斯来。

我在环球影业时的老板阿尔·多斯金德打来了电话。我严重削减了他的周末盈利，让他大为光火。“迈克尔，”他说，“你从我们这儿撬走了灰线。这样不合适，我也不确定这样是否合法。你得停止这种做法。”

按理说我应该被他吓坏了。阿尔——秃顶，古铜色皮肤，身材健壮又不修边幅——是卢·沃瑟曼的打手。但我反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勇气。“据我所知，这里是美国，竞争是好事。”我说，“但我想感谢你的来电，我一定会把你的话转达给我们的法务部门。”

我去找了福克斯公司的顶级律师，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他笑着说：“你没做错任何事，而且你顶撞阿尔·多斯金德这件事一定会让上面的人很开心。”他说的没错。我的老板们都很高兴一个大学生撼动了美国音乐公司这棵大树。

与阿尔·多斯金德对抗让我从两个方面认识了自己。第一，出于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我在对抗中毫不畏惧；第二，我喜欢娱乐行业。

————

大学二年级的第一天，我遇到了朱迪·莱希。

课程注册完毕后，我到学生中心去买咖啡，看到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正在看书。她周围有十几张没人的桌子，但我走上前去问道：“你好，这个位子有人吗？”

“没有。”她一边回答一边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一个小时之后，我还没跟她说过我姓什么——她只知道我是“迈克尔”——她就答应了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吃比萨，然后去好莱坞知名的爵士乐夜店“雪莉曼恩俱乐部”。计划很完美，但是他们不让朱迪入场，因为她未满18周岁。我们第二次约会时，我带她去了一家屋顶餐厅，花了30美元，在当时那可是很大一笔钱。

朱迪来自比弗利山，父亲是工程师，不过她是在威尔希尔大道南段那片公寓楼群长大的，那里是比弗利山相对贫穷的地段。所以她对我来说虽然有点儿难追，但并非遥不可及。她很聪明，学习比我好，性情温和，活泼可爱，而且疯狂地喜欢戏剧。她的梦想是在百老汇唱歌跳舞。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正申请加入非犹太裔的大型联谊组织——Kappa Alpha Theta女大学生联谊会，并且正在和一个英俊但呆板的兄弟会成员约会。我说服她相信，一个来自犹太兄弟会并很快会当上该会主席的雄心勃勃的家伙能让她更加开心。从第一天起，和朱迪在一起就让我非常满足，她是我的初恋。她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还有了新的动力。她喜欢我十足的干劲和我每天全力以赴的作风——她称之为“把牙膏挤到最后一点儿”的生活方式。她对我的赞赏与理解也让我非常爱她。我们两人情投意合。1969年夏，只用了三年就拿到学士学位的我和她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