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播种

百年夙愿

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一部《中国植物志》，是几代中国植物学家的夙愿。

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必须要从民国时期说起。这是一棵大树的种子开始埋下的时候，是一幢楼宇建造之初的深挖地基，是一幅巨型画卷上的第一根线条。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是世界上少数拥有热带—温带—寒带连续广阔地带的国家，孕育出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中国人利用植物资源由来已久，农书、本草典籍向称发达，但先民视野仅局限在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种类，还有大量植物未能被很好地认识。中国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为西方植物学家所羡慕，对这些植物进行近代分类学研究，也是从他们开始的。

从16世纪末开始，就有英、法、德等国家的相关人员来到中国，调查植物资源，采集植物标本，搜集苗木、种子等，带回自己国内，收藏在各大植物园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供研究之用。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先后有16个国家、共约200人来过中国。他们之中既有植物学家，也有探险家、外交官、传教士、教师、园艺家、海关职员、军官、职业采集人、商人等，足迹遍及了各个省区，甚至深入当时常人去不到的地方。他们共采集近100万号植物标本、上千种植物苗木和种子，新发现与新记录植物上万种、新属158个。他们对从中国带回的珍贵植物进行研究，将大量原种模式、标本留下，并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命名他们发现的新的属和种，收获科学发现的荣誉。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中国人的份，难免让人感到不平，甚至屈辱。但在当时，实在也是无可奈何。一方面，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使科技在西方世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而曾经长时间作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中国，自明代以后，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对思想的钳制、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落后的教育制度等因素，近代科技的发展严重受阻，与当时先进国家的差距急剧加大。另一方面，晚清以后，中国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国运凋敝，列强欺凌，内忧外患交织，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涉及生死存亡的重大而急迫的事务都无力解决，科学研究这类事情，自然更难以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一直到20世纪初，近代植物学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落后衰弱的民族的悲哀。

1842年，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随着国门的开启，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清政府中的开明派官僚发起了洋务运动，旨在通过引进西方军事装备、生产机器和科学技术，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这一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西方科学技术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

中国第一本近代植物学的翻译图书，是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植物学》，由一位浙江的数学家、翻译家李善兰和一位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威廉森合作编译。此书主要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的《植物学纲要》（1830）编译而成。书内的“植物学”及其他许多植物学名词，都是根据近代科学含义，结合我国古代植物文献的名词，第一次较准确地译出。如萼、花瓣、心皮、子房、胎座、胚乳等，分类群等级“科”以及石榴科、蔷薇科、豆科、伞形科、菊科等。可惜，此书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发表后半个世纪，中国都没有开展过近代植物分类学的采集与研究活动。但此书却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并被采用，且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清末变法，企图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派遣大量学生赴日留学，这门“西洋实学”才受到重视，也和不少其他学科一样，又从日本转手介绍到我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武汉、南京、北京等地开办的高等学堂，已开始讲授植物学课程。例如，1893年湖北自强学堂首次设立植物学课程。分类学知识在一些传播自然科学的刊物上得到介绍，但大多属于科普译文性质，如钱崇澍翻译的《生命论》（1915），胡先骕在1915年到1918年之间发表的几篇《说文植物古名今证》和有关译作等。

京师译学馆博物学教授和农事试验场场长叶其桢编著的《植物学》一书，于1907年出版，印刷精美，其中第四篇专论植物分类学，其下又分25章，介绍分类学方法和各大类群植物。他在该书最后“中国之植物区系”部分中写道：“自南至北，其间植物，不知其几千万种，既查明者仅三千余种高等植物而已。”清楚地表达了对中国植物丰富性的认识。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东方杂志》上，介绍了“植物采集法”“植物标本制作法”“植物记载法”等植物分类的研究方法；该馆1918年出版了杜亚泉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参加编著的还有留学日本的大学毕业生黄以仁等13人。全书1590页，附图1002帧，记载植物1700余种，每种植物有中文名、拉丁文学名、日文名，有的还有德文名，指明所属科属，并有形态描述、用途及讨论。此书很可能是模仿日本植物图鉴编写，曾广为传布，并多次再版。

以上资料表明，这个时期的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正处于孕育阶段，而植物标本的采集和研究工作的正式的、成规模的开展，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20世纪初中国的贫穷羸弱，让大量爱国青年备感屈辱，意气难平。他们怀着科技救国的梦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到欧美国家，到东瀛日本，到这些当时的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期待着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摆脱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耻辱，让祖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他们一批批学成回国，许多近现代的科学学科也被引入中国，同时也开始成立了一些科学组织和机构，并创建起相关的科研机制。

包括植物学在内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生物学，就是由留美学者秉志、胡先骕、邹秉文等人开创的。

1921年，第一届受退还庚子赔款资助赴美的留学生秉志回国，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与几年前学成回国的胡先骕一起，在该校创办生物系，这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第二年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家民办科研机构，也是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该研究所设有动物部和植物部。植物部由胡先骕担任主任，研究人员有留美归来的钱崇澍、陈焕镛等，旨在探明长江流域的植物资源种类，为编纂中国植物志书做准备。

中国地域辽阔，植物种类众多，单单一个研究机构，显然难以担负如此重大的使命。因此，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创办了类似的研究机构，并根据所在区域，进行了研究对象的分工——

1928年，在北平设立静生生物调查所，以建所前去世的中国生物学早期赞助人范静生的名字命名，所长由在南京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的秉志兼任，由胡先骕代理所长职责，致力于华北及云南地区的植物研究；

1929年，在南京设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设有植物部，研究对象为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的植物；

1929年，在广州设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任所长，研究对象为广东、广西及海南岛植物；

1933年，在重庆北碚，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主要调查、采集和研究四川植物；

1934年，在江西庐山，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

1934年，在广西梧州，设立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

1938年，在云南昆明，设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

…………

以上这些研究机构，或者是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派生出去的，或者是由参与过该研究所的筹备工作的人员所主持，其前后经过、分合关系颇为复杂，很难也不必详细展开介绍，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属于留美学人创建的。

同时，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队伍中，也有另外一支人马。

1929年，留法学者刘慎谔在北平主持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该所位于北平天然博物院内，其主楼名为陆谟克堂，是用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所建，为了纪念法国生物学家陆谟克。该所致力于华北、西北地区的植物研究，并于1936年在陕西武功建立西北农林植物调查所。

和同时期的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等机构不同，这是一家国立的研究机构。民国时期，凡是由中央政府兴办的事业，都被冠以“国立”之名，像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清华大学等。

不长的时间内，多家植物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各机构在各自领军人物的带领下，采集标本，发表新种，编写所在地区的植物名录、植物志等，取得良好成绩，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声誉。包括植物学在内的生物学，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成为民国时期的发达自然科学学科，令人瞩目。

在这个时期，我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一系列植物名录的编纂，如《江苏植物志略》（吴家煦，1914）、《中国树木志略》（共29篇，陈嵘，1917—1923）、《广东植物名录》（韩旅尘，1918）、《江苏之菊科植物》（郑勉，1918）、《江苏植物名录》（钱崇澍、祁天锡，1919—1921）、《湖南植物名录》（辛树帜、曾锡勋，1919—1922）、《浙江植物名录》（胡先骕，1921）、《江西植物名录》（胡先骕，1922）、《北京野生植物名录》（彭世芳，1927）等。到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各地的植物名录就更多了。

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后，学者们还编纂了一些图谱、地方植物志等。比起名录来，它们是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如《中国经济树木》（陈焕镛，1922）、《陕西渭川植物志》（刘安国，1924）、《直隶植物志》（汝强，1927）、《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1927、1929、1935、1937）、《中国蕨类植物图谱》（共2卷，胡先骕、秦仁昌，1930、1934）、《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1934）、《中国北部植物图志》（共5册，刘慎谔主编，1936）、《中国树木分类学》（陈嵘，1937）、《中国森林植物志》（卷1，钱崇澍，193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