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岁月的印痕
第一章 泥石流、博物馆与东川第一站
一、泥沙涌动中的石头
泥石流与一般洪水的根本区别是它含有大量固体碎屑物，按其体积含量最少为15%，最多可达80%。固体碎屑物除细小泥沙外，还有大量石块，个别巨石重达千吨以上。形成泥石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适宜的地形地貌、充分的固体碎屑物质来源、大量而又急促的水流。泥石流活动具有显著的群发性和不规则的周期性特点：有时在一个地区或区域，因暴雨洪水导致几十条、几百条乃至上千条沟谷暴发泥石流，成灾范围达到几百平方公里以上；在一年内，泥石流活动主要伴随暴雨洪水或融雪发生在夏季和春末、秋初之时；在多年变化中，泥石流活动强弱交替，形成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性变化。
泥石流与崩塌、滑坡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密切联系在于三者具有基本一致的形成条件，因此它们作为山地高原地区的主要地质灾害常常相伴而生，形成共生共长的灾害群。崩塌和滑坡形成的松散岩土碎屑物常常给泥石流提供了必需的固体物质条件，为泥石流活动创造了基础。有些由暴雨、洪水诱发的崩塌、滑坡发生后，即刻转化为泥石流，进一步强化灾害过程。泥石流与崩塌、滑坡的主要差别在于活动过程和活动特征。此外，主要动力来源也不同：崩塌和滑坡是以重力地质作用为主的灾害现象；山洪、泥石流是以流水侵蚀、搬运、堆积作用为主，兼有重力地质作用的灾害现象。
山区的主要自然灾害容易发生在地形起伏剧烈、新构造运动强烈、暴雨集中的山地高原地区。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存在泥石流的潜在威胁。由于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进入20世纪后，全球泥石流暴发频率剧增，它暴发时，山谷轰鸣，地面震动，浓稠的流体汹涌澎湃，沿着山谷或坡面顺势而下，冲向山外或坡脚。泥石流造成的重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有：
因此，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强山地灾害研究。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一些发达国家的泥石流研究机构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泥石流野外观测仪器设备的自动化和集成化，观测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带动了泥石流学科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泥石流分布广泛、活动强烈、危害严重。要想解决在修建铁路、公路，兴建工矿企业和山区城乡建设的过程中遇到的泥石流问题，就必须掌握泥石流活动的基本规律，进而有的放矢地提出预防和治理泥石流的有效措施。研究和防治泥石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泥石流进行原型观测。
1961年，为了探索泥石流运动过程和冲淤规律，找到防止泥石流堵断小江的解决方法，云南省东川矿务局联合铁道部第二设计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西南地理研究室、铁道科学院西南研究所等单位，在位于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流域的蒋家沟下游红山咀布设断面开展泥石流观测，由此揭开了蒋家沟泥石流观测与实验研究的序幕。1972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南地区泥石流调查研究中，牵头负责云南东川泥石流的调查工作，并主持开展东川观测实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全面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科学的春天也到来了。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完善地学研究布局，将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和东川的泥石流观测任务划归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1982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六五”重点研究项目“云南东川泥石流的形成发展、运动规律和综合治理研究”，并责成成都山地所具体组建“东川蒋家沟泥石流半自动观测试验研究站”。
这个研究站以大自然为实验室，长期进行科学观测和定位试验研究，系统地收集和积累科学资料，逐步形成科研试验基地。
成都山地所之所以在东川建立泥石流半自动观测试验研究站，是因为小江是云南境内一条非常著名的灾害性河流，地处滇东北，由南向北注入金沙江，流域面积3400平方公里，小江深大断裂带就位于此。蒋家沟是小江的一级支沟，也是一条著名的灾害性河谷，属乌蒙山区。蒋家沟紧靠乌蒙山脉主峰牯牛山，牯牛山海拔4017米。
牯牛山重冈绝壁，高峰矗立，常有云气笼罩，每当天晴日朗，苍翠欲滴，四五百里外皆可见之。清代诗人李文瀚《福在山》诗云：“去天刚尺五，蜗角有蛮屯。终岁云埋顶，经时雪压门。阴阳昏晓割，日月往来吞。不识危亡地，犹矜遗子孙。”
这首诗中说，在距天仅“五尺”的山顶上，有少数民族居住的村舍，终年云埋山顶，冬天大雪压门，严寒已极。那巍峨挺拔的福在山，好像一道凌空霸世的天然屏障，把山前山后的阴晴雨雪、黄昏拂晓，划分得清清楚楚，并且吞噬着往来不断的日和月。如果是一个未曾到过山顶的陌生人，他一定没想到，在那高耸入云的绝境上，如今仍然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子子孙孙。
唯有阳光能把风烤热，唯有阳光能把水烤热，唯有阳光才能照射出牯牛山下东川小江流过的美丽。然而，东川的美丽是具有多样性、立体性、变异性的，也是诡异和邪恶的。
东川境内金沙江与小江交汇处的小河口，海拔仅为695米，系昆明市海拔最低点。由于东川境内为世界深大断裂带，地质侵蚀强烈，形成典型的深切割高山峡谷地貌，加之境内气流、降雨、土壤、植被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典型的“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状况。东川红土地被专家认为是全世界除巴西里约热内卢外最有气势的红土地，其景象比巴西红土地更为壮美。那里阳光灿烂，彩云纷呈，极好的光线非常利于摄影，因此成为艺术家们摄之不尽、拍之不绝的创作基地。
东川的白土地，就是多发的静态泥石流。从东川小江源头到金沙江之间，分布着一百多条泥石流沟渠，差不多每公里就有一条泥石流沟渠。东川蒋家沟泥石流发生的频率最高，平均每年在二十次左右。
这和小江两岸的地质结构有很大关系。
小江岩层结构松散，河谷两岸植被稀疏，加之深切割的沟谷充分发育，极易产生规模巨大的泥石流。蒋家沟泥石流形成区的碎石处于特殊的临界稳定状态，使得这里常会出现“声喊则碎石崩流”的奇特现象。频繁多发的泥石流冲击和堆积，使得河床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已抬升了一百多米。人行走在河床上，犹如江石中的一颗沙粒。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曾路过蒋家沟，跨过小江直扑金沙江皎平渡，强渡金沙江北上抗日。“乌蒙磅礴走泥丸”这句诗就是对蒋家沟泥石流最好的描述。
东川小江成为泥石流自然博物馆是庆幸还是无奈？除了那几片人工桉树林和山上的些许剑麻外，几乎看不到成片的绿色植被。据东川区林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历史上，东川森林覆盖率高达70%，但在遭遇长期的伐薪炼铜，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破坏后，森林覆盖率急速下降，到1985年仅为13.3%，成为泥石流四处横行之地。
据有关部门统计，东川区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309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70%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比金沙江流域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是典型的泥石流极端危险区。纵横分布着107条泥石流沟的小江每年产生泥沙4200万吨，超过1000万吨流入了金沙江，是金沙江下游输沙强度最大的支流。东川区也因此披上了长江上游支流环境最恶劣、侵蚀最强烈、灾害最严重、输沙量最大的“外衣”。
二、自然形成的博物馆
博物馆，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博物馆是典藏及陈列大自然及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它首先让我们联想到的就是大自然生成的玉石、玛瑙、珊瑚、翡翠等天然瑰宝，以及人类传承下来的陶瓷、绘画、雕塑、刺绣等艺术珍品。
然而在云南东川，却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就是地处小江流域的蒋家沟，它为我们展示的陈列品是——泥石流。
自1961年建立以来，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在对泥石流观测、实验和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泥石流“稳、拦、排”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模式。如今，泥石流防治的“东川模式”已经享誉全球。该模式经济、实用、高效，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推广意义。
我国山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聚集了全国约56%的人口。脆弱的生态环境和频发的山区灾害严重影响着山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有7400万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威胁，而泥石流是其中最具危害性的山地灾害之一。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泥石流滑坡灾害年均造成约100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0亿到100亿元。我国多地频发泥石流，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东川作为泥石流博物馆？小江是怎样形成的？
小江的构造跟整个云贵高原的隆起有关，跟金沙江的下切有关。金沙江下切了，小江跟着下切。
上千万年前，古老的高原没被破坏的时候，东川小江附近就有几个湖，除了车湖以外，大小白泥沟上面有个湖，蒋家沟上面有个湖，达朵沟上面还有个湖。云贵高原形成时，它上面的湖泊星罗棋布，那是古湖泊。
垂直地带性和纬度地带性塑造了这个自然面。季节性的洪水把沉积岩里粗的沙子推到湖边，经年累月，细沙上又加了一层粗沙，粗沙上又加一层细沙。到了冰川后期，气候就慢慢转暖了，接近人类出现的时期，金沙江下切，小江也随之下切了，形成了小江峡谷。
高原都形成峡谷时，小江反倒没有峡谷了，是什么原因呢？附近几条河流都是峡谷，如牛栏江，包括贵州那些河都有峡谷，为什么东川没峡谷？不是没有峡谷，而是泥石流来了，带来的大量泥沙把峡谷淤满了，抬高了河床，显得好像没有峡谷一样。当年，有泥石流研究专家曾在小江两岸和七八十岁的老人聊天，他们看上去很老了，但是都不糊涂。
专家问他们：“从前，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的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他们怎么吃水啊？”
他们说：“那水深得很哦，挑担水好费劲哦。”
专家说：“怎么现在没有了啊？”
他们说：“大沙坝来了，老家都被埋了。”
专家在聊天中得知，小江原来是很深的，它跟金沙江的河谷一样深。小江的河谷是慢慢往上翘起来的，那时候山坡上也有森林，森林十分茂密。但大炼钢铁时都给砍了烧炭去了。
从科学的角度讲，泥石流形成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地形条件，就是要有利于水和物质汇集以及泥石流流动的地形地貌。泥石流的地貌一般可分为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部分。上游形成区大多地形比较开阔，周围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生长较差，是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瓢状或漏斗状地貌，这样有利于水和松散固体物质的集中；中游流通区的地形大多是狭窄陡深的峡谷，比降大，能够使泥石流畅通无阻；下游堆积区一般是开阔平坦的山前平原或河谷阶地，能够在泥石流冲刷下产生堆积，并形成台地。二是物源条件。泥石流强烈发育的山区，多是地质构造复杂、岩石风化破碎、新构造运动活跃、地震频发、崩塌滑坡灾害多发的区域，这样的地质条件既为泥石流准备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也因地形高耸陡峻、相对高差大而积累了强大的动能优势。三是水源条件。水既是泥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搬运泥石流物质的基本动力来源。泥石流的发生与短期内有突发性的大量流水紧密相关。没有大量的流水，泥石流就不可能形成。松散的固体物质叠加短时间内产生的强度较大的暴雨，或冰川和积雪的强烈消融，或高山湖泊、水库的突然溃决等，极易导致泥石流的产生。
泥石流本身是个自然现象，但人类的活动起到了加速加剧的作用。
人类的索取永远充满热情。
东川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地方。这曾经的辉煌过去了之后，留给东川的“遗产”是极度的贫困和平均一年28次的泥石流。
车在半山腰处沿着间或被泥石流冲刷过的公路蜿蜒而行，干涸的泥浆在我们脚下如同河床一样无边无际。偶尔有几片农田出现在这些灰色的巨大泥海上。
东川的红土地和它的泥石流一样闻名世界。每年的收获季节，农民割去庄稼，犁开深红色的土壤，就会有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带着价值不菲的装备来这里采风。东川的红土地仿佛是色彩的终点，它成了世间一切色彩的最终归宿。同样，每年的雨季，也会有更加疯狂的摄影发烧友守在东川，只为了拍摄那些随时会暴发的泥石流。那是世界上最为残酷的自然景观。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随便找一些有关东川的资料，无不让人触目惊心：随着铜矿的枯竭，1999年东川撤市划为昆明辖区，2001年员工近3万人的东川矿务局破产，东川日渐萧条……东川是全国第一座因矿产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停滞、城市丧失持续发展能力而撤销的地级城市。撤市5年后，东川依旧陷在矿产资源枯竭的泥潭里，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各种矛盾突出。
从那些巨大的泥石流痕迹旁经过，制造泥石流的山峰像一头头灰色的巨象，蹲伏在地上。这里没有一棵超过百年的树木，就连房屋都生长在一个脆弱的环境里。只要一下雨，所有的居民都会忐忑得彻夜不眠，他们不知道自己脚下看似牢固的土地会不会化成凶猛的泥浆。这里不能随意建造房子，打地基之前要先向政府报告，政府派人来对地质结构进行分析之后，才能确定你住在这里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东川泥石流每年要产生一千多万吨泥沙，这些泥沙无一例外地被排入金沙江——这也是金沙江名称由来的传说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起，治理泥石流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数十年的时间里，成都山地所在东川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泥石流观测研究站，为国家培养了几十名博士。位于蒋家沟的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为我们提供了世界最高水平的泥石流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是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
小江流域就这样形成了独特的区位优势与特色。资源、环境、灾害三个问题非常集中的西南山区，生态环境和地质环境脆弱，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公共安全矛盾非常突出，具有开展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综合观测研究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这里被国内外专家誉为“泥石流天然博物馆”，是泥石流研究与防治的理想基地。而蒋家沟作为暴雨型黏性泥石流的代表，泥石流形态多样、过程完整、类型齐全，成为世界上难得的天然泥石流观测实验研究基地。
东川泥石流观测站（以下简称“东川站”）开创了系统性的泥石流科学研究，发展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东川模式”泥石流防治技术体系，在泥石流原位监测和预警技术上，以及重大工程和重大灾害事件减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动力地貌过程与区域规律、泥石流运动学与动力学、泥石流体物理力学与流变特性、泥石流发育对气候系统变化的响应、泥石流灾害预测与防治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先进成果。蒋家沟是天然泥石流博物馆，百年前的河床被深埋在目前河床的百米之下，200年来泥石流的积累形成巨大的泥石流冲积扇，两旁山峰陡峭，峡深谷长。置身其中，让人在感受苍凉宏壮的大自然景色的同时，反思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在东川城区的湿地公园和石头公园，人们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瀑布、湖泊、流水、树木、奇石、石阶相互映衬环绕，动态与静态交相辉映，衬托出一派美丽的自然风光。
东川站是目前国际上观测历史最长、观测项目最全、观测实验设备和基础设施最完善的泥石流观测研究站，2000年底被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从1988年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正式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5个野外开放站之一开始，每年夏天，世界各国研究泥石流的科学家都到这里来工作，开展泥石流发生、运动、堆积机理与过程等的基础研究，以及泥石流的预测预报、警报系统、综合防治等方面的研究。泥石流工程防治的东川模式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形成的，这成了我国泥石流防治的重要模式。
东川站成立以来，最长观测数据系列达50余年。国际上突出的泥石流研究成果大多得到东川站长序列观测资料的支持。几乎世界范围内从事泥石流研究的知名学者，都有过对小江流域和东川站的泥石流考察或观测实验研究的经历。
三、铜都
东川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素有“铜都”之称。
“一切都从一个铜铣开始。”
两千年前，西汉朝廷的皇帝和大臣们，在云南进贡的贡品里，看到了一个精工细作的铜铣，一时间，这个小小的铜铣震动了朝野。原来远在云南这个当时人们眼中的蛮夷之地，竟然还有国家急需的铜资源。于是，东川的铜矿开采被纳入中原经济发展的轨道中。
铜作为一种金属，有非常广泛的用途。更加重要的是，它是历朝历代铸造钱币的标准材料。有关资料显示，至清代雍正时期，东川的铜矿开采都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全国有百分之七十的钱币是用东川的铜铸造的。每年运往京城的铜，从金沙江一路漂流而下，到镇江再经运河船运到京城。
历史上，东川年产铜在6000吨到8000吨之间，这些铜被用作国家铸造钱币的标准材料。铜矿在国家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直接带来了会泽（历史上辖东川）的兴旺。会泽紧临东川，现属曲靖——它逐渐发展为铜交易的大市场，从汉朝开始便是东川的府衙。在最鼎盛的时期，会泽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被称作“铜都”。这样的盛况从西汉开始，持续了近两千年。古老的炼铜方法对木炭的需求量极大，据记载，清朝中叶时，每炼1000斤铜，要燃耗10000斤木炭；要烧出10000斤木炭，则要砍伐100000斤林木。据专家推算，在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要砍伐约10平方公里的森林，才能满足当时炼铜的需要。在两千年的岁月里，这种成倍的付出在不断累积着。
清朝末年，因为洋铜的进口，东川的铜矿开采一度减缓下来。对于东川那连绵不绝的大山来说，那应该算是它两千年里唯一得以喘息的机会。1949年以后，东川又一次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心，号称拥有“万人大铜矿”的东川，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铜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东川累计为国家提供了50亿元的铜产值。
铜成了重要战略物资，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东川矿务局，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大项目之一，由苏联人援建。
1959年，全国冶金系统的精兵强将集中到东川，开始万人探矿。东川也因矿建市，与昆明一样是云南的省辖市。陈循谦就是那个年代来到东川的，他是学水利的，跟矿业没关系，但很快就有关系了。20世纪70年代后，东川地区泥石流年年暴发，越来越严重，不是冲毁铁路就是冲毁公路，一到雨季，东川与昆明和外界的联系就全部中断了，这种状况常常要持续半年，连煤都运不进来。
小江桥就是那时报废的，从建成到报废不到20年。为了对付越来越肆虐的泥石流，迫于生存，东川政府开始整治泥石流。1975年，陈循谦被调到了小江整治办公室，即现在的东川区泥石流防治研究所前身。他记得，那时的泥防所像消防队，电话一来立刻就得走。死人的事经常发生，1984年5月，因民铜矿遭遇泥石流，一个晚上就死了117人。那个时代东川常被灾难的阴影笼罩着，人心惶惶，报纸上还出现过这样的标题：
两千年的时间里，采矿的方式没有变化，炼铜的方式也一直停滞在原始的状态里。两千年的时间里，东川的树逐渐被砍光。被砍光之后就挖草，终于连最后一点植被也被剥光。
现在东川的铜矿基本已经停止开采，如果要对矿脉继续开采，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它们隐藏在地下的更深处。两千年的时间，东川已经基本被榨干了。蒋家沟第一次有记录的泥石流，是在1855年。近年来已探明发育成熟的泥石流沟有113条，泥石流暴发频度大约为每年15～28次。在观看一次泥石流的现场录像时，我们看到了这种惊心动魄的自然奇观。东川每年投入泥石流治理的资金占到全区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这钱看上去很多，但是和两千年的时间相比，它还是让我们汗颜。
东川最后一点维持尊严的植被被剥光后，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干旱风蚀不断加剧，土地疏松，泥石流也就接踵而来了。此外，蒋家沟上游不断进行的矿石开采所产生的大量废渣，也堆积在那里，等待着迅猛的山洪暴发。
1999年，对于东川来说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年。在这一年，东川的铜矿资源终于濒临枯竭，这个因铜而生又无铜而衰的古老名城，最终被取消地级市的资格，划为昆明市的一个区。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两千年来人类对东川自然资源的无情索取，终于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在历史的长廊里，留下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然而，人类的无情索取结束了，人类的灾难却远没有结束。
科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介入，小江泥石流照样会发生，没有人类之前，泥石流就存在了。泥石流是构造运动和地貌塑造的自然结果，与地震、风、水、河流的涨退一样，都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人类活动不过是加剧了它的破坏程度，扩大了破坏规模。东川有很多古老的泥石流堆积，东川城区就是建在五条古老的泥石流堆积层上的。泥石流能在这里发育，是因为东川处在一个很大的地质构造带上，小江河谷之下就是一个大断裂——小江断裂带。
小江断裂带北起四川康定——泸定一带，从巧家进入云南，经东川、嵩明、宜良、通海向南延伸，这个新构造时期以来十分活跃的活动断裂带，塑造着青藏高原东南边缘高山深谷的构造地貌，也诱发了频繁的地震活动。小江断裂带的主断裂就在东川的小江这一段。泥石流与小江断裂带关系非常紧密。在青藏高原第一级阶梯到云贵高原的第二级阶梯之间，大的断裂都在这个活动带上。青藏高原不断抬升，而云贵高原上升得没那么快，中间就有一个断层。活跃的地质活动，使得岩层都破碎了。泥石流形成有三个条件：地形条件、物源条件和水源条件。在小江这个地方，正好三个条件都具备了。
从东川站的观测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蒋家沟的输沙量20世纪70年代为360万立方米，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它的输沙量已增加至600万立方米。这令人震惊的数据告诉我们，每年约有3000万吨的泥沙由小江直排金沙江，对长江中下游生态造成的危害难以想象。东川境内拥有小江断裂带，形成典型的深切割高山峡谷地貌，参与泥石流活动的松散固体源在那里构成并堆积，当雨水量充沛时，松散固体源与水混合后便形成泥石流。这里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泥石流最频发的地区，拥有几乎所有种类的泥石流，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泥石流冲积扇。
科学家的考察结果证实，一百多年前，小江河谷在现今的河床以下70～100米深处。由于小江两岸年年暴发大量的泥石流，年年淤积大量的泥石，致使河床不断抬高。直到今天，小江的河床还在以每年20～60厘米的速度淤高，近20年就淤高了5～10米。东川站1号观测楼建于1981年，当年距离沟底有10余米高，因沟道中泥石流的淤积与冲刷，目前已倾斜歪在沟底，其楼脚原址已经和沟面泥沙齐平。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颜面把生态环境的破坏完全归责于古人。
我在一篇《泥石流工程地质研究》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我还在一篇《蒋家沟——最残酷的预言》的文章中读到这样一段感性的文字：
四、那些年的那些故事
如果不考虑危害性，泥石流不失为一种大地上的奇特景观，尤其是这泼墨画般美丽的东川泥石流。
曾任东川泥石流观测站站长的康志成数年前在一篇文章《东川建站50年回顾》中，记录下了他50年中在蒋家沟东川站工作的情景。其中四次前往东川站工作都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间点上，因此也显得格外珍贵。他第一次进入蒋家沟的时间是1967年初夏，他要参加全国组织的泥石流大会战。那时康志成还是一位英姿勃发、朝气蓬勃的青年。
他第一次看见这些泥沙。千百年来，它们和去往京城的运铜船一起顺江而下。泥沙淤塞了航道，不断抬高河床。在那些经常产生泥石流的山上，他看见一些房屋的痕迹。看着那些脆弱的山脉，看着那些被暂时凝固的洪水，他想：整个东川就是一个建造在泥石流上的城市。
他走过了中国西南无数的山脉和河流，从川西南进入云南的乌蒙山和拱王山脉，走过的地方算不得险峻，两山之间那条138公里长的小江也无法与那些大江大河相比。蒋家沟只是小江的一条支流，河床却足有300米宽，河谷里死一般寂静，灰白色的河床像一条陡直的大马路，挟带泥沙和砾石，从乌蒙山中浩浩而来，两岸的山峦光溜溜的，裸露着岩石和崩塌的崖壁，就像流干了血液的庞然大物，苍白、枯槁、了无生气。
风吹不见波，嚯嚯的响声是河水流动的声音，秋阳漠漠，眼前的河床与河床上的乱石一起露着狡黠的笑容，这笑容一直延伸到浩如烟海的天边。当地的原住民，原先在蒋家沟里，现在都已移居沟外了。一到雨季便翻滚着泥汤的这条巨大的河道，凛然阻止着人类前行的脚步。
他望着这大面积冲积扇，又仰头望着天空中的小鸟。这里的人们多么羡慕长有一双翅膀的小鸟，可以凌空掠过这宽广的空间。可人类毕竟不是鸟，只能屈服。家是搬了，可地搬不走，沟外无地可种，因此，人们还得回到老地盘去伺候那几亩瘦土薄地。去一趟地，单程就要五六公里，产量虽然不高，但人均3亩的山地还是每个家庭最基本的依靠。
后面那座荒凉得吓人的大山，居然有个绿色的名字，叫大松山。最早的先民选择定居在这里，此地一定有它生命的颜色和光彩。资料上说，蒋家沟是一个大箐沟，沟里流淌着清澈的箐水，山上有粗大的柏树，观测站背后的山梁子就叫柏枝坪，“山猫狸”（狼）多得很。
它的今天，没有韵致，没有呼吸，可有人看见它蓬勃过、兴旺过、喧哗过，但是，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雨季过后，河水拉出深槽，人们就在河床较高的地方开田种地，二、三月份种下去，七、八月份收上来。改出来的地由村里按人口统一划分，放水也按人口放，放水时间精确到分。栽秧季节水很紧张，因为种晚了就收不到了。三、四月里，一到夜间整个沙坝里都是手电筒的光柱，都是挨着蚊子咬、守着放水的人们。如果雨季来得早，收获之前涨泥浆，粮食就全完了。与灾难共处，已经成了当地人生活的常态。
然而，所有的工作还没有铺开，一场浩大的运动开始了。人的精神面貌焕发出了另外一种亢奋的色彩，这是康志成不喜欢的，也是他无力阻止的。国家刚刚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他们正处于用科研成果报效祖国的好时候。他当时也许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在那个偏僻的治学严谨、科研风气浓郁的观测站里，认真向老师和学长们学习，在科研第一线锻炼成长。可是，一切都因为1966年的到来而无法正常进行了。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迅速波及观测和研究泥石流的小山沟，一向平静的东川站好像一锅煮开的沸水，来自全国各研究所的60余人的考察队，全部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再也顾不上观测和研究什么泥石流了。
东川站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一切工作陷于停滞。后来，东川站选择撤离。康志成的严肃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有无法释怀的难过。撤离意味着战士离开了战场，意味着放弃一切，疼痛的敏感神经牵动了心脏，他看不到未来，但是留下来又不可能。
研究人员当初进入东川时是怀揣抱负上路的，而此时，他们每个人都带着说不出的心情，带着吉凶未卜的未来离开。1967年这场轰轰烈烈的东川泥石流大会战就这样胎死腹中，蒋家沟泥石流观测工作也被迫中断。
然而，泥石流是没有思想也没有立场的。
旷野是死去的寂静，撤离时回头，他们看到当地一个农民站在远处望着他们。看得出来，他对他们的行迹有些怀疑。
康志成想：东川站的撤离，不知道能够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离开东川站，康志成一路无话，对任何热闹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只关心泥石流。他的心情无法平静，眼前总是浮动着那些他不舍离开的荒凉、寂寞，心里涌动着难以言说的酸楚。
让时间定格下来，假如窗外没有那些喧嚣，只有河流和村庄呢？
1972年，蒋家沟修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工导流堤被泥石流冲垮了。迅猛异常的泥石流汹涌而来，咆哮而下，冲毁了堤坝，卷裹着大量泥沙石块一泻千里，进入小江并堵断河水，迫使小江河水向上游回流10余公里，破坏了东川的交通，摧毁了东川的铜矿，淹没了两岸的农田村庄，给东川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于是，这年的初夏，受东川矿务局的邀请和委托，中科院再次派科研人员前往蒋家沟。这是一则让人欣喜的消息，虽然和灾难衔接得很近。
出发前，他们开了一个有关前往东川观测和研究泥石流的人员的小会，康志成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蒋家沟开展基本观测，为导流堤的开挖和蒋家沟的治理提供依据。因为东川站建立的目的，就是以泥石流观测和实验为基础，开展泥石流基础理论和泥石流减灾技术的研究。它的观测内容一是对泥石流的形成进行观测，具体有降水、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势、土壤孔隙水压力等方面的观测和摄像监测；二是对泥石流运动进行观测，具体为泥石流常规运动、泥石流表面流场、泥石流过程和泛滥范围的观测；三是对泥石流堆积、侵蚀和沟道演变进行观测；四是泥石流静力学观测和实验，包括泥石流取样观测和泥石流样品分析实验；五是泥石流冲击力观测和实验；六是径流场观测；七是小江水文观测。它的研究方向是：研究泥石流源区土体物理、力学特征以及在水分作用下的变化过程；研究泥石流动力学和静力学特征；研究泥石流堆积过程和沉积规律；研究干旱河谷生态环境退化机理及恢复、重建理论与技术；研究植被固土稳坡机理，等等。”
1972年5月，河道湿漉漉的，露珠弄湿了行人的鞋。连着赶了几天的路，他们走进了蒋家沟。天空中好大一个月亮，像舞台上的布景或者道具。木刻般的山影，在四周的月光下绰约可见。
久违了，蒋家沟！
也许正是那样一种惊心动魄，令康志成一直以来严肃的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
天亮后，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观测研究站只有几间土墙瓦房，既没有电，也没有水，更谈不上进出的公路。他们一切生活和工作用品都得靠人背肩挑从山外的绿茂塘镇运过来，跋涉一趟需整整两个小时。
五、被污染了的水源
野外工作，首先遇到的麻烦是饮水问题。为了找水源，他们走遍了周边所有的村庄，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艰苦。有的农民家庭甚至无法好好躺着睡觉，冬天，大部分时间是围着火塘吃饭喝水聊天，瞌睡了就坐在椅子上守着那一方暖睡觉。
水不通，别说地下水，就是天降之水也浑浊不堪无法饮用，大家只好每天早上轮流值班下沟去找泉水，但搬运回来的泉水却因含盐量（SO24-离子）极高，常常喝了肠胃不消化。
经过几天的考察，他们在山上离观测站最近的村庄旁边建了蓄水池，把清澈的水从山上引下来。对观测站来说，解决了水的问题，其他就好解决了。山上的一些村民在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双重折磨下，变得有些警惕。一些村民认为，从城市里来的人都是强盗，一些人由看不惯到心生怨恨，动员心地不善之人把人畜粪便扔进蓄水池。这些污染物顺着管道流入观测站。工作人员再健壮的身体，也经不住一天闹四五次肚子，几天下来人就有气无力。一开始他们找不到原因，康志成怀疑是泥石流水里含有硝，也许是硝让他们拉肚子。也有人觉得是水土不服，想到山上的原住民也喝这样的水，觉得可能肠胃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有一天，做饭的大师傅发现有一坨杂质从水管里流入锅里，用勺子舀起来，发现是人的干粪便，这才明白是村庄里有人作怪。康志成派副站长张军去山上协调。山上的老百姓不承认是他们往蓄水池里扔粪便，只说：“你们平白无故住在山下，还平白无故用我们的水，你们吃供应粮、拿工资的人不能就这样白吃白住。”
这明摆着是想讹钱。吵架在所难免，科研人员哪里会吵架，只是据理力争，说如果他们再往水里扔不卫生的东西，万一出了人命，村庄里的人都会被牵连。交涉后，蓄水池里不再有人畜粪便了。但是，村民们把洗锅水和杂物倒入蓄水池，杂物堵塞了水管，人喝了不干净的水照样拉肚子。这样下去不成。康志成召集大家商量，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大家决定去找县政府。
观测站派业务副站长张军和行政副站长张连秋，带着司机去会泽县城找县长。公对公，讲理摆在桌面上。
会泽县离东川200多公里，他们一早走时，天上的星星还没有完全隐去，路途颠簸，走进县城时已经是午后。他们顾不得饥饿，几个人直接走进县政府，县长不在，找了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礼节性的问候，落座，单刀直入开始交涉。
张军说：“你是共产党干部，我们是共产党队伍，队伍来找干部解决问题不为过吧？”
副县长说：“你们来肯定是有事说，只要是我管辖范围内的事，你们都可以讲出来。”
张军说：“中国有句话，家里再没有吃的，上门了总得喝杯水吧？”
副县长要工作人员倒水。
张军端着水杯感慨地说：“这水是我来东川搞科研喝到的最好的水，并且尝出了水是甜的，可惜我们东川观测站的同志都喝不到这样一口甜水。”
副县长觉得张军话里有话。
张军干脆挑明了说：“我们的责任是搞科研，我们不是做生意。借用贵县一块宝地，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中国还有句古话是上门不欺客，你可知道？”
副县长说：“历年遭受泥石流灾难的东川，你说是风水宝地。我是管农业的，知道东川的苦，既然是风水宝地，你们就拿国家的钱支持一下，也让东川老百姓享受一下国家支持的甜头。”
副县长开口说要25万元。
观测站一年的经费是20万元，全都给地方，还不够数，显然不成。
张军从泥石流的危害讲到泥石流的治理，再讲到治理泥石流是为了当地老百姓的长久利益，这既是服务当地，也是国家的基本建设。
谈判谈到傍晚时分，最后谈妥给地方4000元，总算大功告成。他们来不及吃饭就开车往回赶。走出会泽县城已是深夜时分，身后是万家灯火，每一扇窗户都亮着灯，灯光里的温暖诱人心动。车从寂静的街道上开过，开进苍茫夜色里。颠簸不平的泥土路，让劳累了一天的车里人说不出话。偶尔有月光照进车里，他们彼此对视一眼，想笑却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走入东川地界，道路两旁的树枯着，没有一片叶子，河道两边的鹅卵石发出浅白色的暗光，不见芳草，大山在夜幕中一片墨黑。车灯照着被泥石流冲刷的河道，他们想象这里曾掩去了多少人的踪迹。人类的先民不会寻一片荒芜之地来安家，他们必定要找一块土壤肥沃、气候温润、有河流和树林的地方建筑永久的居住地。可见，这里曾经必然是一个绿荫覆盖的富庶之地，每一缕月光仿佛都记录着曾经的故事，那飘逸在深蓝色夜空中的篝火，以及农人们丰厚的收获。
车上不知是谁突然剧烈地咳嗽了一下，他们才发现居然一天都没有拉肚子。水，干净的水，要命的水。
远处有手电筒照着这边，先是一道微弱的光，接着，那道光越来越强，一明一灭，在接近凌晨时分的深夜，包含着千言万语的等待。
是站长康志成，他拿着手电筒喃喃自语：“辛苦了，辛苦了！”
满天星斗，又是满天星斗。
蒋家沟的荒凉和寂寞是有目共睹的。每餐饭的碗中看不见油星星，一块猪膘，炒菜时在锅底擦一圈就当油了，基本就是白水加盐煮菜。
观测站买一次菜吃好几天，有些时候遇见泥石流，吃不上菜只能挖野菜。出去买菜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可以见到观测站之外的人。有一次行政副站长出去买菜迷路了，一早走时雾大，半个上午雾不见散，雨又来了。雨一来泥石流就要狂欢了，他并没有意识到雨来的后果，当看到雾中涌动着的泥石流时，他来不及躲避，人在泥石流中连滚带爬往山上走，所走的路线离买菜的地方越来越远。如果顺着泥石流走，人永远都跑不过泥石流，生命瞬间消失是常有之事。一直到夜里，他才回到观测站。看着他伤痕累累的样子，同志们开玩笑说：“看菜吃饭，大伙都陪着你一起饿着肚子呢。”
东川的寂静让人听得到百米之外的声音。
7天赶一次集，才能看见老百姓卖菜。年轻人张望着，努力想留住什么，那些人的脚步声，不断淹没他们的空间和孤独。几个月下来，老同志们真怕这些年轻人得抑郁症。他们决定一周给年轻人放一次假，让他们白天的时候进城去听听汽车声，在城里转转，但是，有一点，不能犯错误。
搞科研的年轻人大多思想古板，找机会进城大多是去看电影，有些时候半年里只重复放一部电影，年轻人反复看，每次看完了回来给老同志讲，讲的次数多了，老同志就笑话他们只会看电影。老同志跟着听电影，听多了如同自己也去看了电影，每一次都能指出年轻人少讲了哪些细节。年轻人不服气，就又开始讲电影院的故事，讲大街上的故事。有人听出来汽车鸣喇叭的声音都不一样，就像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同一样。大街上的汽车声很刺耳，尤其是刹车那一瞬间，牵扯得人心里更难过。
有一年夏天，观测站有人回成都，张军妻子给张军捎来6个松花蛋，一路火车过来，路途颠簸，回到观测站时，松花蛋外面的石灰包裹层被压碎了，而且因为高温，松花蛋都有点馊了。张军觉得这松花蛋已经没有办法入口了，就往草丛中扔了过去，结果被另一位队友看见了。他问张军扔了什么，张军说扔了从成都带回来的松花蛋。队员一听说扔的是松花蛋，就问张军扔哪里了，并要求张军重新演绎一遍。张军想着刚才的地方，重新走过去比画了几下。队友就照着草丛开始找。找了半天，找到了石灰和蛋壳，发现前边有一条野狗看着他，狗嘴上还粘着星星点点白石灰。队友很沮丧，看着张军的眼神中，充满了难过和怨气。
多少年后，在面对饭桌上的松花蛋时，那位队友的眼神总会浮现在张军眼前。他会停顿一下，记忆瞬间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的东川观测站。
有一次康志成见当地老百姓吃一种蜂蛹，便告诉观测站同志们，希望他们野外作业时也想办法找蜂蛹吃。可是蜂蛹还没有找上，观测站的一位女同志柳素清就被马蜂蛰了。尽管她有野外经验，面对马蜂站着不动，但还是被马蜂蜇了，眼睛被蜇得啥都看不见，摸索着走路。好长时间大家茶余饭后还拿她的样子说事，她也愿意让大家取乐。因为寂寞和孤独，互相取乐成为观测站的同志们研究泥石流之余打发时间的乐趣。
六、蒋家沟泥石流研究赢得了世界盛誉
蒋家沟的生活十分艰苦，工作条件也十分简陋，除了测量和样品分析使用仪器外，同志们的大部分观测工作都是靠人工操作，如果是在夜间，他们只能靠汽灯和手电筒照明观测。从1972年到1976年，康志成他们就是靠这种简易的观测方法从蒋家沟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从而制定了《蒋家沟十年治理规划》。如今的蒋家沟已经进入了三十年规划，而第一个十年是治理泥石流起步最艰难的时期。
到了小江两岸，就会看见，逢沟必有泥石流。远远望去，山上的小路像一些巨大的Z字贴在光秃秃的陡坡上。偶尔有一辆拖拉机陷进去了，无奈地在阔大的泥石流滩上挣扎，旁边走过背着背篓、赶着羊群和小毛驴的人们，他们丝毫不敢嘲笑旁边的拖拉机，他们的羊群和毛驴也会随时遭遇泥石流袭击。泥石流早已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旱季是这样，雨季也这样，只是人们在雨季会更加谨慎，要人多结伴才敢过沟，他们知道哪个地方的泥浆薄，选择恰当的过沟路线事关生死。如果遇到泥石流暴发，他们就会在沟边耐心地等。先是一阵箐沟水，紧接着泥浆和石头就来了，像波浪一样一阵一阵的。急是急不得的，你想心存侥幸？第一阵泥浪才过脚踝，第二阵就到膝盖，第三阵就过腰了。
沿小江而下，你会看到像蒋家沟这样的泥石流沟不止一条。几十公里的路途就像一趟泥石流的旅程，从两岸山中出来的支流沟壑几乎全都是泥石流沟。每一条沟口都有一个巨大的冲积扇，在小江河谷中肆无忌惮地铺展开来。有些地段泥石流冲积扇已经毗连成片，一个冲积扇的边缘连着另一个冲积扇的边缘。小江从它的发源地到汇入金沙江短短138公里的流域里，就有172条泥石流沟，这还不包括那些正在坍塌形成泥石流沟壑的地方。石头和水的力量年年都在改变着河谷的地形，小江流淌的不仅仅是水，而是整个山谷。蒋家沟泥石流形成区的碎石处于特殊的临界稳定状态，常有“声喊则碎石崩流”的奇特现象。
康志成第三次到东川站是在1980年，几年未到东川、未到蒋家沟，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年，同样是中国社会进程中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因为国家改革开放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康志成欣喜地看到，东川站已由当年的人工操作变成了使用先进的观测设施和仪器，观测项目从原来的几项扩大到十几项。这里通了水、电，修建了出山的简易公路，修建了观测实验楼，甚至还有专家接待楼和住房。
1998年，康志成到了退休年龄，他携带着简单的行李，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奋斗了近20年的蒋家沟。这第三次在东川站工作的近20年，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情感。他不会忘记在雨季观测期全国各地的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地来蒋家沟的情景，更不会忘记在许多项目上与各大院校和部门，以及来自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情景。
康志成第四次赴蒋家沟，已经是退休后十几年的事了。这一次他是去东川站开会，他回到了自己当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尽管他已有所预料，但今非昔比的东川站还是给了他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的观测仪器几乎都更换成了更先进的新仪器，还增加了新的观测设备，特别是进行数据采集和管理的计算机，以及新的现场模型实验室。楼房翻修了，简易公路硬化了，他居住的房间有热水可洗澡，有电视看，甚至可以用电脑上网。
康志成的四赴蒋家沟，不仅是他毕生奋斗的科研事业进程的写照，也是中国泥石流治理工作进程的见证，更是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侧影。
我在采访成都山地所的学者和专家时，他们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讲到康志成，讲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蒋家沟。
那时的蒋家沟是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电话更不通，办一切事情都要靠两个肩膀和两条腿。路不通，无论进站出站，无论运送行李还是物资，他们只能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有时上下陡坡甚至要手脚并用。他们烧饭用的柴火也要到外面集中买了背进来，因为柴火和蔬菜都不容易背进来，他们的伙食质量也可想而知。
夏天是观测泥石流的最佳时机，白天他们承受着高温酷暑的煎熬，夜间还要观测泥石流的暴发，黑白颠倒的日子令人疲惫不堪，他们很想洗一个热水澡解乏。可是，路之难、水之难、烧柴之难叠加在一起，洗澡的代价实在是高，这便成了他们一个奢侈的愿望。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大家对泥石流的观测研究工作依然非常兢兢业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1983年以后，路虽然修通了，但那是陡坡上开辟的简易土路，崩塌、滑坡或者陡坡滚石阻断道路成了家常便饭。泥石流观测资料的同步性和整体性，要求泥石流各要素的观测必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同步进行。工作人员需要在同一个时刻内进行不同沟段的水深、断面积、流速等要素的观测，并且同步进行泥石流浓度和样品的流变特征、颗粒组成的采样分析，还要同步获得泥石流形成的降雨强度、降雨过程、泥石流形成源地汇流过程乃至泥石流出山口的堆积过程等的观测资料。若上游乌云翻滚，观测泥石流降雨强度、降雨过程的预报组就必须处于待命状态。一旦泥石流暴发，观测运动组、动力组、采样组等各路观察人马都会马上从梦中惊醒，带上竹帽子，打着手电筒，冒着暴风雨，沿着陡峭的山路小跑步前往现场。
工作人员们夜晚观测，白天绘制泥石流运动、堆积的基础图件，探讨蒋家沟泥石流源地崩塌、滑坡、散流坡分布特点，为深入研究泥石流形成机理做了许多基础工作。东川泥石流站观测人员的青春年华，尽管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每年3个月野外工作的日日夜夜，他们都踏踏实实坚持下来了。他们忍受着季节变换带来的狂风暴雨，以及穷山恶水的寂寞、孤独。每一个观测数据的获得、每一台新仪器的研制、每一次降雨过程的记录、每一次冲淤变化的测量、每一棵小树的成长、每一篇倾注了汗水的论文，都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对于研究泥石流的专家来说，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褒奖不是给钱，而是发挥他的才华。
20世纪80年代，外国专家来考察东川站泥石流研究，他们不会说汉语，也没有翻译，当时康志成很坚定地说：“汉语是世界上的通用语言。”
苏联专家面面相觑。好在观测站业务副站长张军会说俄语，并主动充当翻译直接用俄语与他们交谈，打通了语言环节。这下他们交谈得很深入。张军说：“苏联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列宁对中国人民有深远的影响。泥石流研究，苏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我们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你们是老大哥。”
苏联专家说：“也许20世纪40年代是这样，但现在变了，你们的研究很深入，舍得投放人力和物力。目前，你们所有的数据和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
旁边的日本科学家说：“你们的泥石流研究是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学术，一流的成果。”
张军说：“那些年，我们每周都有一次业务会，几个人坐在一起红脸，互相批评找问题，对技术上的失误，一定要接受批评、不再犯错。”
那些年，大家很团结。没有上下级之分，全站人一条心，攻克一个难关再攻克一个难关，唯一的庆功就是集体进城看街道上的行人走过。
康志成1937年出生，2014年去世，享年77岁。他的一生如一头老黄牛，为了事业，为了泥石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他在泥石流研究方面的实地勘察报告和研究论文，依然很少有人能够超越。
现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泥石流治理方法，很多来自东川。
七、中国最坚韧的生存者
这是一片壮观的土地，被专家认为是全世界除巴西里约热内卢外最有气势的红土地。去了东川，你会感叹天地间还有如此浓烈的色彩。艳丽而斑斓，似乎美得不太真实……
当地老百姓说：“雷在头上打，雨在四周下。”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沿着通往拖布卡镇的公路，在河谷里行进，路边的陡坡上生长着耐干旱的剑麻和银合欢树，这是多年来生态防治的成果。东川泥石流正处在它的旺盛期，什么时候才会进入它的衰退期？科学家说，等到地壳不再上升，等到高山被侵蚀成丘陵，小江泥石流才会渐渐地偃旗息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地质年代，也许没有人能够看到那一天。
我们回过来从卫星图像上再看蒋家沟一带，它呈环状构造，它的左岸和分水岭地区，多半为左旋压扭性断裂。扇面两旁山高坡陡，峡谷纵深悠远。置身其中，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暗红、紫红、砖红等不同的红色。如果是夏天，方圆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山上，油菜花与洋芋花热烈地绽放着，金色的麦浪在清凉的山风下如碧浪般翻滚，一层绿、一层白，又一层红、一层金。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仙境般五彩缤纷的图案。远远望去，仿佛上天涂抹的色块，色彩斑斓炫目、艳丽饱满，有着优美的线条，又勾画得如此浓墨重彩。
美丽的风景下可能掩盖着恐怖。小江流域是干热河谷，干热河谷是指高温、低湿的河谷地带。在这个区域内，天气炎热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十分脆弱，自然灾害特别突出。我国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于金沙江、元江、怒江、南盘江沿江的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东川区新村镇，就是典型的干热河谷，年平均气温25℃以上，极端气温高达42℃。东川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干湿季分明，降水主要集中在6～8月。小江河谷地区年降雨量只有500多毫米，但是随着海拔增加，降水也在增加。到了海拔3000米处，降水达到了1200毫米以上，而泥石流形成刚好是在上游。山下可能不下雨，但山上的雨却下得很大。破碎的岩体在雨季很容易崩塌，于是大量可移动物质借暴雨之力顺势而下，沿途剥蚀着山体，裹挟着巨石泥沙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下游席卷而去。见过泥石流暴发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情景：房子般巨大的石头像帆船一样缓缓从河床上滚过，轰隆隆的巨响中，巨石与巨石相撞在黎明前的暗夜里，迸出惊心动魄的火花。在宽阔的河滩上，小江恣意漫流的河水涌到与金沙江的交汇处，终于被约束到了窄窄的河道里，江水顿时变得湍急起来。拖布卡镇的格勒是两江汇流的地方，也是滇川交界处。金沙江对岸是四川的会理县和会东县，江这边，东川与巧家以小江为界。
小江发源于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清水海，流经寻甸、东川新村，全长138公里，蜿蜒曲折，注入金沙江。小江河谷有多条泥石流，如蒋家沟、达德沟、大白泥沟、老干沟、黑水河、落戈沟、里里落沟、拖踏沟等，都是泥石流高发区。
每年有多少泥沙进入金沙江，有过不同的数据，成都山地所提供的比较准确的数字应该是：小江每年的产沙量是4000多万吨，向金沙江里输沙约1200万吨。由于小江流域面积不大，只有3000多平方公里，挟沙能力不足，因此多数泥沙都滞留在小江及其支流的河床上。
没有到过小江的人，对这些数字不会有什么感觉。1200万吨泥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辆载重10吨的大卡车，每年向金沙江倾倒120万车泥沙。留在小江及其支流上的近3000万吨泥沙又是什么概念？就是那些河床每年都会上涨几十厘米，多沙年份可到一米左右，淤埋农田和道路。
如此，蒋家沟从2003年到现在，至少已经升高了8米。
下游的金沙江还在下切，形成深切割河谷。按河流的演化过程，小江也应该是下切的V形深谷，但是下切速度赶不上泥石流和滑坡的淤积速度，小江成了一个阔大的U形宽谷，而且越来越高，越来越宽，村庄也被泥石流逼着不断往高处搬。
小江河谷的泥石流，就数蒋家沟泥石流暴发最为频繁。蒋家沟泥石流发源于会泽县大海梁子蚂蚁坪一带，最高海拔3269米，最低海拔1042米，汇水面积48.6平方公里，沟长13.9公里，平均纵坡15%，大小支沟178条，清水流量一般为每秒0.1～0.5立方米。蒋家沟流域内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其发育期、活跃期已有两三百年历史，每年泥石流暴发10次左右，最多达28次，将400万立方米泥沙、石块、树木冲到小江河道中，在小江东岸地带形成巨大的扇形“石海”。洪水季节，淤泥挟带石头、沙砾、树木的残枝断根，形成巨大的泥石“河流”，汹涌奔腾，一泻而下。
这是生态失衡的恶果，同时也造就了一大自然景观。
从1965年到1986年的21年中，东川完成的泥石流治理工程主要有：导流堤总长2500米、高40米，内侧为浆砌块石顺坝和肋坝；停淤场2个，土坝长400米、高20米；溢流坝3座，谷坊群60座，截洪沟3500米，植树造林1127亩，总投资费用900多万元。
昆明市东川区的东北方向，是昆明海拔最低的地方，每年都有很多国外的专家和学者到访。当地农业部门利用河谷独特气候，在泥石流荒滩上筑坝造田，打造干热河谷农业园区。
小江河谷里的农民可能是中国最坚韧的农民，他们是这样生存的：首先要把泥石流冲刷下来的大小砾石搬走，再运来细沙铺上，制造出农田后才可以耕种，并且得赶在雨季泥石流到来之前收获农作物，如果雨季提前到来，那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第二年又得继续制造农田，生命不息，造田不止，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由于泥石流的冲刷每年都不一样，时而偏左、时而偏右，所以这里的农田是移动的，当地也就有了“流淌的山谷、漂移的农田”的说法。一方面是大自然的无情，一方面是农民的坚韧。古有愚公移山，今有东川在农民泥石流砾石上造田，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好农民”。农田是壁挂式的，道路是垂直的，物流方式是人背马驮，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东川小江流域的人们除了发展红土地风光旅游之外，还充分利用泥石流资源开展泥石流汽车越野运动。东川越野车赛受到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的高度重视，2005年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授予东川“中国泥石流汽车越野赛道”称号。
2007年东川泥石流汽车越野赛申报成为中国汽车越野系列赛的分站赛，跨进国内顶级车赛的行列。作为世界上唯一利用泥石流作为赛道的汽车越野赛，这项赛事有着丰富的比赛内容、国际化的赛车安排、科学化的组织管理模式，曾获中国赛车风云榜“最具成长赛事奖”“卓越组织奖”“赛事经济成就奖”等殊荣。它不仅推动了我国越野赛车事业的发展，也推进了东川城市转型，促进了当地民生、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东川有着“世界泥石流博物馆”的美誉，更有着天南铜都的盛誉。这里不仅文化历史悠久，各色旅游景点更能够带你体会另一种美丽风光。东川的牯牛森林公园、大厂冷杉原始森林等是地球上低纬度地带唯一的原始森林。
雪岭是云贵高原最高峰，惊涛裂岸的金沙江是离昆明最近的峡谷景观，牯牛山是乌蒙山脉最高峰，绵延的河滩蕴藏着丰富的优质建材资源。观赛观景，享受美好时光。“采石东川”见证奇石之美：东川达朵石上有山水花草等神奇图案；彩云石上如有片片彩云飘浮于天际，是七彩云南之“石王”。
当然，和这么多年来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东川人现在所能得到的安慰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多年的水土流失，东川的地表已经很难生长任何作物了。可是在我接触的东川人里面，没有人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他们一直坚信，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总有一天东川会彻底摆脱泥石流的威胁。我想那一天，一定是东川人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