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作者来说，编撰本书并非乐事。因为它没有唤起愉悦的回忆或美好的感受。相反，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让我想起那些满是痛苦、挣扎、孤独、敌意和不被理解的日子。为了用一些美丽和光明的东西来减轻这些近年来日渐深重的丑陋阴霾，我回顾了在这些斗争和折磨中来到我身边的一件美好而历久弥新的事情，谨以此书献给一位高尚而可爱的朋友。我已经忘了 1914年写下第一篇文章时那些令人沮丧的日子里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没有忘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给我捎来便条和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的通告的那一天，这是当时我收到的唯一对我的文章表达支持的回应。我明白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个和我一样对战争和战争精神病的血腥与荒谬性保持警惕并对其进行反抗的人，这个伙伴并非无名之辈，而是我尊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的作者（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更多的作品），一个在政治学问和认知上远胜于我的人。我们一直是挚友，直到他去世。我们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让我们长大成人的不同文化和思想习惯，使我不可能成为他的弟子，也不可能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学习很多，但这些并不重要。我接触政治很晚，在我快 40 岁的时候，被可怕的战争现实惊醒，对我的同行和朋友们如此轻率地加入到炎魔的队伍中深感震惊。已经有几个朋友弃我而去，而我也招致了无数攻击、威胁和侮辱。在所谓的英雄时代，循规蹈矩的人总是会把这些攻击、威胁和侮辱加在一个独行者身上。当时我还不确定自己是能否挺过去还是会被这场冲突撕碎，这场冲突把我迄今为止相当幸福和不应有的成功的生活变成了地狱。就在这样的境遇下，忽然看到在法国，在“敌人”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让他自己保持缄默或参与盛行的仇恨和病态的民族主义狂欢。这对我而言是一件无比伟大的事情，是一种快慰和救赎。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之后，我都没有真正与罗曼·罗兰讨论过政治问题。但我怀疑，如果没有他温暖的友谊，我能否熬过那些艰难的岁月，这让我现在如何不怀念他呢？

关于这本书的起源大致如下：与 1914-1918年战争有关的大部分文章都刊登在《新苏黎世报》上。那时候（直到 1923年）我还是一个德国公民。从那时起，我在德国从未因曾经对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得到完全原谅。尽管在战败后，就像今天一样，德国民众中有一小撮人对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心生向往，并偶尔响应我的理念，但我仍然是一个普遍不招人待见的家伙。早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次胜利之前，我就被德国官方视为一个可疑的、本质上不受欢迎的人物，最多只能被容忍。在其无所不能的时期，希特勒的政党则大肆地对我的书、我的名字和我不幸的柏林出版商进行报复。

看一眼目录就会发现，我写的“政治”或“时事”文章只是在某些年份。但不应该由此推断我在其他时段重入沉寂，并对时事置之不理。令我自己非常遗憾的是，自从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残酷地唤醒后，保持沉睡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任何把我的生活与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人都会很快注意到，即使在我没有写任何关于时事文章的那些年，对在我们脚下燃烧着的地狱的思考，对即将发生的灾难和战争的预感就从未离开过我。从《荒原狼》开始——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发出的痛苦警告，并因此受到攻击和嘲笑，直到《玻璃珠游戏》，其描绘的世界似乎与当前的现实相去甚远，读者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这种感觉，同样的基调可能会在诗中也反复听到。

当我称我的文章为“政治”时，它总是带引号的，因为除了它们产生的氛围，它们没有任何政治性。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们都与政治相反，因为这里的每篇文章，我都竭力将读者拽离充满政治问题的世界舞台，带他走向自己内心深处个人良知的审判席前。在这一点上，我与政治思想家们的“道”不相同，而且我始终无可救药地认为，在一个人身上与他的灵魂深处，存在着政治运动和其形式无法企及的境界。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认为基督教对每个个人灵魂的恭敬是基督教中最美好和最神圣的东西。也许在这一点上，我属于一个渐已逝去的世界，我们正在亲历一个没有个人灵魂的集体人出现的时代，他将取代人类的所有宗教和个人主义传统。渴望或害怕这种可能性不是我所关心的。我一直被驱使去侍奉那些我认为是活生生的、乐于助人的神，甚至当我肯定会遭致敌意或嘲笑的回答时，我也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我在这个世界要求和那些我自己的灵魂要求我不得不走的路上砥砺前行，我希望自己不必再在这个旅途上继续，因为它会以悲伤，痛苦和失望告终。但我可以毫不遗憾地说，自从我第一次觉醒以来，我没有像我的大多数同行和批评家那样，能够每隔几年就习得一门新学问并团结在不同的旗帜下。

自从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觉醒以来，我对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道德反应总是出自本能，无需我刻意努力。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也从未动摇过。由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我自己也对自己反应的可靠性感到惊讶，我经常思考这种道德本能的源泉，思考那些尽管我对政治缺乏系统性的关注，但却塑造了我的老师和向导，使我总是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对各种类型的群体性精神病和心理感染具有超乎寻常的抵抗力。一个人应该坚守那些教育、铭刻和塑造了他的东西。因此，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我必须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三种强大的力量影响和造就了现在的我，它们是：我成长的家庭中的基督教精神和几乎完全非民族主义的精神；伟大的中国思想家的读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曾经满怀信心、崇敬和感激地效法的著名文化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946年6月于蒙塔尼奥拉

赫尔曼·黑塞